尽管易培基要雄心勃勃地进行教育改革，尽管当时的社会风气对这种改革十分有利，但是舒新城还是很快就离开湖南第一师范。离开的原因，据说与校内风潮有关，这一点可以从著名文史学家陶菊隐的回忆中得到印证。陶先生说：“新城在一师任教一年，因反对学生选举校长，于一九二一年辞职赴沪。到沪不久，张东荪介绍他到中国公学任中学部主任。……一九二二年，梁启超将中国公学改为大学，聘张君劢为大学校长，而将中学部改为中国公学附设吴淞中学。此时，美国教育界风行一时的道尔顿制输入中国，新城深感兴趣，就在吴淞中学首先让学生自由学习，共同研究，以培养学生的自学与工作能力。这种制度与杜威博士所提倡的‘学生治校’初无二致，道尔顿制推行不久，并无显著成效。”（《回忆中华书局》第12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陶先生早在1916年就已经认识舒新城，他的话应该大体不错。这一年，舒新城虚岁30，正是“而立”之年。

　　据舒新城说，道尔顿制于1920年在美国问世后，很快就传到英国并在两千多所学校实行，德国、法国、日本对此也反响热烈。1922年6月，《教育杂志》发表鲍德征所写的《道尔顿实验室计划》，向中国教育界首先介绍了这种制度。读了该文之后，舒新城对道尔顿制产生兴趣，先后与杜威夫人和帕克赫斯特女士取得联系，一方面索要资料，一方面在吴淞中学试行。不久，《教育杂志》又推出“道尔顿制专号”，各地报刊也纷纷登载讨论这种制度的文章，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或准备实行这种制度的中小学达到40多所，舒新城在《中华教育界》第十三卷第二期（1923年8月）上撰文说：“道尔顿制在中国真可谓风靡一时！“由于客观条件有限，舒新城在吴淞中学的实验只能在文科进行。尽管如此，他还是因此与校方发生误会，不得不离开上海去了南京。陶菊隐说：”新城到南京后，又应东南大学附中之聘，任研究股主任，不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