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在书中的描述虽然反映了当年湖南“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毛泽东致胡适语），但是其中关于舒新城与夏、田、周、王等人“鼓励学生学新文艺、写白话文、写新诗”的说法，却不大准确。因为当时的舒新城不仅是新文艺的鼓吹者，更是一位新教育的探索者。之所以如此，除了专业兴趣和职责所在之外，还与杜威访华有关。

　　1919年杜威应邀访问日本时，收到学生胡适来信，希望他能到中国讲学。不久，杜威在中国五大教育团体的邀请下抵达上海，开始了将近两年半的中国之行。在此期间，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杜威每到一地，都要举行大大小小的讲演和讲座，而教育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比如在上海，他讲演的题目是《平民主义的教育》；在南京，他为大学生讲授《教育哲学》；在北京，他专门开设了《民主主义与教育》的课程……杜威说，教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为个人提供更多选择和机会，为人类的进步提供无限的可能性；教育哲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思考，教育就容易成为一种盲从或赶时髦的活动。

　　在人类的教育中，杜威特别重视儿童教育。他认为让儿童健康成长，是教育的起点；让他们认识社会，是教育的目的。由于儿童具有学习的本能，因此教育应该一方面适应儿童的本能和经验，一方面顺应社会的需要，否则就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杜威还说，我们的教育应该让学生养成虚心、诚实和负责任的品质，培养他们追求真理、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如果学校总是让学生被动地接受教师的传授和教材的内容，什么事情也要被动地按照书本上的”标准答案“去做，那就会让学生养成盲从、呆板、不虚心、不诚实、缺乏负责心、缺乏判断力的习惯。其结果，很可能是一事当前，只知揣摩别人的想法，却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个结果对于专制社会当然是满意的，但是却不利于公民的培养，与民主社会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正因为如此。杜威坚持倡导平民主义教育。他认为所谓平民主义教育，就是必须把教育当作全体人民的事业，这是民主社会与专制社会的根本区别。平民主义教育有两个条件，一是要让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二是要让学生养成与他人合作共事的习惯。前者注重个性自由，反对教育中的千篇一律、死记硬背、盲目服从；后者强调人和人之间要通过合作来分担责任，分享利益。杜威的教育哲学可以用“教育即生活”来概括。他认为学校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预备阶段，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生活，因此他反对把学校与社会截然分开。

　　对于教育与知识的关系，杜威的思想对我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