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傅斯年在台湾大学第四次校庆时发表讲话。一开始他就坦率地说：“（我）起初也不知道这个校庆的日子是如何定的，后来才打听到这是民国三十四年接收前日本台北帝国大学的那一天。我当时就想，拿这个日子做校庆日，对吗？经过一番考虑，我的结论是：这个日子应该做我们的校庆日。”民国三十四年是1945年，也是日本投降、台湾回归祖国的一年。正因为如此，台湾大学也把它视为获得新生的一年。

　　傅斯年指出：日本人办这个大学，有他特殊的目的。这目的就是既要和他的殖民政策相配合，又要充当他南进政策的工具。但是，“我们接收以后，是纯粹地办大学，是纯粹地为办大学而办大学，没有他的那个政策，也不许把大学作为任何学术外的目的和工具。”他强调：“台湾大学应该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以人类尊严为人格，以扩知识，利用天然、增厚民生为工作的目标。所在这个大学在物质建设上虽然有二十多年了，在精神上却只有四年，自然应该拿今天做我们的校庆日。”这就是说，办大学的目的只能是寻求真理，如果不能把学校当作寻求真理的地方，不能把人格尊严置于首要地位，奴化教育就有可能继续。

　　说到这里，傅斯年感慨地说：“国家在这一年中，非常辛苦，而且可以说是非常悲惨，我们也就在这个悲惨中度过了一年。但将来是大有希望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必定不会泯灭，我们的大学一定要在这个中间尽它应尽的责任。”

　　于是，他一方面对艰难困苦中的教职员表示敬意，一方面对“诸位同学”提出四点希望。

　　一是“敦品”，即敦厚的品行。傅斯年认为，一个社会里品行好的人多，这个社会自然健全；品行好的人少就很危险。青年是下一个时代的领导人，他们的品行在下一个时代必然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