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7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规定每年8月28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并要求各地举行隆重纪念活动，提倡尊孔读经。当年8月2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在南京中央大礼堂举行孔子诞辰纪念大会，汪精卫和戴季陶在会上做了演讲，演讲的题目是《纪念孔子诞辰之意义》和《国民文化复兴的开始》。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还派叶楚伧、禇民谊、傅汝霖等人前往山东曲阜祭孔，全国各地也纷纷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随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一方面颁发孔子纪念歌词，一方面还通过了《修理维持曲阜孔子陵庙办法》和《尊崇孔子发扬文化案》。前者决定在中央拨款和各地分摊的基础上，向学生征收“毕业证附收捐款”，后者则对孔孟后裔予以各种优待。

　　针对这一现象，蔡元培、胡适、鲁迅、傅斯年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都表示反对。胡适说：自古以来，“孔子是年年祭的，《论语》《孝经》《大学》是村学儿童人人读的”；但所谓“洙水桥前，大成殿上，多士济济，肃穆趋跄”的盛况，又“何曾补于当时惨酷的社会，贪污的政治？”（《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鲁迅说：“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基于同样的看法，蔡元培也说：“我认为小学生读经，是有害的，中学生读整部的经，也是有害的。”（《关于读经问题》）相比之下，傅斯年则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1935年4月，傅斯年以《论学校读经》为题，在《大公报》发表《星期论文》。文章说：从历史上看，倡导读经的人从来就没有取得过成功。

　　第一，“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朝代都不是靠经术得天下、造国家的，而一经提倡经术之后，国力每每衰落”；第二，由于经文过于难懂，因此当年的经学不是用来装点门面，就是被当成敲门砖来使用；第三，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哲学，那些主张读经者不过是用经学来附会自己的主张罢了。就现实而言，要想在学校倡导读经也不可能。第一，根据教育的本质、国家的需要和学校的状况，目前在“中小学课程中‘排不下’这门功课”；第二，由于六经“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因此如果把它纳入教材，“教者不是混沌混过，便是自欺欺人”，这对青少年的理智和人格是极大的伤害。基于以上看法，傅斯年认为在最需要学习引进现代文明的时候，有人反而想用读经来挽救世道人心，真是浅陋之极。正因为如此，他在文章一开始便引用韩愈的话说，尊孔读经就和烧香拜佛一样，“事佛求福，乃更得祸！”

　　该文发表后，胡适认为这篇文章很值得大家一读，便在《独立评论》予以转载。与此同时，他还写了《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对该文做了补充。胡适说：傅斯年的文章虽然“无一字不是事实”，但其中六经“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话，却很少有人能够懂得。为此，胡适在文章中首先引用王国维的一段话做了解释。王先生说：“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这就是说，对于六经中的《诗经》和《书经》，不仅王国维自己不能完全读懂，就连汉魏以来的经学大师也未必真懂。于是胡适问道：“王国维尚且如此说，（难道）我们不可以请今日妄谈读经的诸公细细想想吗？”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胡适说经学必须在科学整理的基础上，才能逐步解决其难懂的问题，因此他认为：

　　“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普通人的一笑。”鉴古可以知今。回顾胡适、傅斯年等人数十年以前反对读经的意见，再看看近年来关于读经的争论，其问题的实质也就显而易见了。

　　傅斯年的话似乎并没有扭转乾坤，有人甚至以日本为榜样， 继续鼓吹尊孔读经。第二年8月，傅斯年在《一夕杂感》中指出：“现在中国的祸害又多又大”，其中一大祸害是“走了几十年革命的道路，忽然失却自信，以成败论是非，乃慕东邻，以徘徊代努力，乃演复古。”紧接着他极为感慨地说：

　　记得袁世凯将窃国时，一切御用议员，及进步党大众，要把“宪法”中弄上个“中华民国以孔子之道为立国修身大本”。当时国民党对此事断然排击，以为既不合民国之国体，又妨碍信仰之自由。不意国民党执政数年之后，忽然尊起孔来了。同时又听说一种议论，以为东邻祀圣，中国不可不尊孔，真荒谬绝伦之谈。设若我们另有一个强邻，为我们提倡迷信推行毒品，难道我们政府也必须照样炮制，以博愚民之同情，以取黑籍之赞助！行一事要靠自己的见识，决不靠模仿别人的，祀孔不祀孔，另是一回事，学人家却是最无聊的。三十年中，中国因受自由主义的影响，乃有辛亥革命之成功；受社会主义的动荡，乃有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建业，这一条路并未尝走错，且是历来环境所促成唯一可走之路。今日之贫弱，乃是自己在自己路上不振作之故。若不努力前征，反而徘徊歧路，事情必至更糟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