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之前，傅斯年还以学生军训和历史教科书等题撰写文章，目的是为了启发青年学生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什么是合格的现代公民。

　　他在《中学军训感言》中说：“中国人至今多数还未曾感觉到国家之存亡与荣辱如何影响到他个人这存亡与荣辱，无此见识即无此情感，无此情感即无此行为。维新以来的教育，何尝不是终年谈爱国，……然而多数人依然旧样。”基于这一认识，他主张青年学生不能空谈爱国，而应该接受爱国训练。通过爱国训练，让他们不仅知道“国家需要执干戈以作捍卫，……更应该知道他们的生死荣辱是和国家的隆污存亡分不开的。”他指出所谓军训，是一种人格锻炼，是一种造就公民的活动。因此必须选择有志气、有知识、有现代思想的教官。这样才能振作青年人的志气，提高青年人的知识，让他们担负起现代公民的责任。

　　在《闲谈历史教科书》中，他提出要把历史教科书当作公民教材，“借历史事件做榜样，启发爱国心、民族向上心、民族不屈性”。为此，在编写历史教材时，不能说谎，不能欺骗学生。他举例说，对于中国的“四大发明”，应当大书特书。但如果以为它们的价值“与发明蒸汽机相等，则近于妄”。他还说：“爱国者不必言过其实，只说实话，即足以达到它的目的。”如果是无中生有，那就只能“培养国民的夸大狂”。因此“我们应该借历史锻炼国民的自重心（不是自大心），启发强固的民族意识，以便准备为国家之独立与自由而奋斗。同时我们也应该借历史陶冶文化大同思想，使中国人为世界文化之继承者、促进者”。

　　在那国难当头的时代，傅斯年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比如他在孩子快要出生的时候，曾对罗家伦说：如果生下男孩，就要取名“仁轨”。罗家伦不解其意，他解释道：你白学历史了，“你忘记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傅斯年去世后，罗家伦感慨地说：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到“他内心所蕴藏的是多么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

　　罗家伦还谈到抗日战争前发生的一件事。他说：冀察事变（华北事变）以后，日本加快了侵略步伐。当时北平市长萧振瀛在一次招待教育界人士的聚会上，讲了一番“俨然是为日本招降”的话。正当“大家惶惑之际，只有适之先生和孟真挺身而起，当面教训萧振瀛一顿，表示坚决反对的态度，誓死不屈的精神；于是北平整个混沌的空气，为之一变，教育界也俨然成为左右北方时局的重心。孟真这种声张正气的精神，是使他不顾一切的。大家不要忘记，那时候的华北，不但是亲日派横行，而且日本特务也公开活动，这是一个生命有危险的局面”。

　　傅斯年认为，爱国是一种道德品质，如果政府一方面提倡爱国，一方面却纵容官员腐败，那就会伤害国民的爱国心。为此，他在《政府提倡道德》中指出：“我只见天下熙熙，天下攘攘，若不想到国难之深，民困之极，只见到公务机关汽车之多，公务员应酬之繁，外宾招待之周，不相干的事计划的得意，也真够太平景象了。如此的政治的榜样，是能锻炼人民道德的吗？”在《黄祸》一文中又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般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些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

　　傅斯年深知，在“以吏为师”的传统文化中，官员们的行为对青年有很大的示范作用。因此他在《“五四”二十五周年》中指出：“……大家都说今日的青年总是犯了消沉，逐利，走险三条路吗？要想纠正这些，绝不是用老药方所能济事的，无论这药方是汉学的威仪齐庄，或是宋学的明心见性，这个都打不动他的心坎，你说你的，他做他的，要想打动他的心坎，只有以行动启发其爱国心……”

　　傅斯年是性情中人。据罗家伦回忆，日本投降后，傅斯年好像疯了一样，他从家里取出一瓶老酒，来到大街上。他一手拿着酒瓶大口喝酒，另一手拿着一根手杖，手杖上挑着一顶帽子，在街上乱舞起来。结果帽子飞了，手杖也丢了，直到叫不动闹不动的时候才回家睡觉。第二天下午罗家伦去看他，他还爬不起来。但是他说：“国家出头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没有了，买又买不起，晦气，晦气。”面对好朋友的如此表现，罗家伦心想：“这是孟真的本色，孟真不失为真！”要知道，傅斯年身体很胖，又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从这一人生的花絮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多么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