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傅斯年考取山东官费留学资格准备出国深造时，曾在《〈新潮〉的回顾与前瞻》中对同学们提出三点希望：第一，要“切实的求学”；第二，毕业后再到国外留学；第三，不到30岁不在社会上服务。此外，他与美国公使座谈时表示：出国后要以学者的态度悉心研究西方近代学术，并以此作为“考察中国问题的资助”。他希望留学归来后，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中国大多数人得到一种全新的生活，“然后可与世界诸民族同浴于同一文化之流”。这就是说，他出国留学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国家与民众。

　　傅斯年在北大时是学文科的，但是进入伦敦大学后，他却对自然科学产生浓厚兴趣。他除了主修实验心理学之外，还选修物理学、化学、数学等课程。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表示，当年在北大耽误了不少时间，现在应该补上。对于傅斯年的这一转变，老同学罗家伦分析得很透彻。他说：

　　“这看上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但实际上他是想从自然科学中得到有效的方法和训练。

　　1923年，傅斯年转入柏林大学，选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新兴的比较语言学。在德国，他先后遇上陈寅恪、赵元任、徐志摩、俞大维、金岳霖、何思源、毛子水等人，与他们相互砥砺，切磋学问。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回忆说：“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得乱得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个是‘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

　　有意思的是，尽管如此，无论傅斯年还是陈寅恪，都没有获得任何学位。陈寅恪的侄儿陈封雄说：“寅恪叔被人们尊为‘教授之教授’，而他本人终其生连个‘学士’学位都没有。他在国内的学历是‘吴淞复旦公学毕业’，那时（1909年）复旦公学还不能算正式大学，也不授予学位。”他还说，抗日战争后期，他曾经问自己的叔叔陈寅恪：“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先生回答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陈先生还说，他自己20岁到了德国后，就立志要尽量多学几种语言文字。为此，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学知识找资料方面。对于能不能获得学位，并没有放在心上。这种情况在德国大学里面非常普遍，大家认为，“只要能得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后来，陈封雄把这件事向自己的姑父俞大维提起，俞先生认为陈先生的想法是对的，所以他能成为一个大学问家。

　　俞先生还说：“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1926年冬，傅斯年学成回国，到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教授，兼任文学院院长和国文系、历史系主任。傅斯年到校后，除了聘请一大批具有新思想和学有所长的教授之外，还特别关心学生，强调学以致用。他对自己的学生说，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必须有系统的专门知识和能够与他人合作的精神，而大学就是为此而设立的。与此同时，他还批评把上大学当作敲门砖的思想，认为上大学混文凭是没有出息的表现。

　　为了提高中山大学的学术水平，傅斯年创办了语言历史研究所，并开始招收研究生。1928年夏，中山大学应届毕业生请他为《同学录》作序。

　　为了勉励自己的学生，他写下这样的话：“读书也只是一种路径，一种手段，一种资助，并不是一种目的，因为书是供我们研究的材料，或者是别人研究的结果，也是我们做研究的工具。

　　我们为扩张知识，因而扩张能力，然后借读书为法子，并不是为读书而读书。”基于这一考虑，他要求大家千万别有“一旦毕业就谢天谢地”的思想，应该把上大学当作进入社会的准备。

　　1928年11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傅斯年担任该所所长，并辞去中山大学职务。在史语所，他不断寻找“拔尖人才”，派他们去国外进修。与此同时，他又经常劝大家出去后不要去读什么博士，而要寻求真正的知识和学问。他甚至现身说法，说自己留学六七年，进过三所大学，研究过几门学问，却没有得到博士学位。直到傅斯年逝世以后，有人还感慨地说：“今天大家一窝蜂地念博士，……傅先生九泉之下有知，诚不知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