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领袖才干，早在北大读书时就已经表现出来。据说当时有一位姓朱的教授是章太炎的弟子，在课堂上讲解《文心雕龙》，让傅斯年挑出许多错误。于是全班同学签名上书校长蔡元培，结果朱教授被辞退。相反，当胡适刚刚登上北大讲坛，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讲述中国哲学史时，有人想通过闹事把他赶走。傅听了胡适的课以后，对大家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他成了胡适的“保护人”。

　　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傅斯年的才华得到进一步展现。他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文章后，被胡适认为“是最能了解当时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人”。随后，他又在《中国学术思想界之误谬》中，列举了中国学术的七大“误谬”：其一，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多；其二，中国学人，不认个性的存在，而以当别人的奴隶为天职；其三，中国学人，不管时间的存在，不顾形势之转移；其四，中国学人，不知分工的原理，只想“以其道易天下”；其五，中国学人，好谈致用，其结果是一无所用；其六，中国学者，联想多而思想少，想象多而实验少，比喻多而推理少；其七，中国学术，重形式而不管精神，有排场而不顾实在，只有一种空洞的间架。这些观点，在当时就一针见血，到如今仍然让人感到切中时弊。

　　不久，他和顾颉刚等人创立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据说这个想法是他们在宿舍聊天时产生的。大家认为，“我们将来的生活，总离不了教育界和出版界”，因此在学生时代“必须有自动的生活，办有组织的事件”，只有这样，所学所想才不至于枉费。于是他们首先想到办杂志是“最有趣味”、于学业最有补益的事。然而当他们把办刊申请送上去的时候，陈独秀因为傅斯年是黄侃的高足，便怀疑他们是想与《新青年》作对。幸亏蔡元培和胡适对他们的想法非常支持，这份杂志才得以问世。该杂志由傅斯年担任主任编辑（主编），胡适担任顾问，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赢得很高声誉。

　　在主编《新潮》的过程中，傅斯年不仅是删改稿件的高手，而且写了许多惊世骇俗的文章。为此，他的老同学罗家伦回忆说：“当时我的文章，虽然也有人喜欢看，可是我总觉得不如孟真的厚实，这使我常常警惕在心。” 在这些文章中，有许多是反思教育和文化传统的。

　　比如他在《万恶之原》（一）一文中说：

　　在中国，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是家庭。中国的父母，从孩子出生的第一天起， 就教他如何做父母的好孩子，而不是做一个独立的人。这其实是一种“极力地摧残个性”的做法。为此，傅斯年讲了华盛顿和达尔文的故事。

　　——华盛顿小时候砍了园子里的几棵树，当他父亲生气地问他时，他承认是自己干的。于是父亲转怒为喜，原谅了他的错误，表扬了他的诚实。傅斯年说，如果是中国的父亲遇上这种事，必然会因为心疼这几棵树，把儿子教训一顿。至于诚实不诚实，在他们眼里并不重要。

　　——达尔文小时候不肯在学校念书，常常跑到河边去摸蛤蟆。长大后也不肯听老师讲课，而是“整日里在城外弄花、弄草、弄虫儿”。傅斯年说，如果达尔文是一个中国人，“他家庭一定觉得他是个永不堪造就的顽皮孩子”。因为中国式父亲对待孩子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教他服从社会，好来赚钱。（至于）什么叫作‘个性’，他是全不明白”的。这其实是“戕贼人性”的教育。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不可能有华盛顿，也不可能有达尔文。

　　又如他在《社会—群众》中说，中国社会不是一个细密的有活力的组织，而是一盘散沙，乌合之众。他指出：“十个中国人，所有成就，竟有时不敌一个西洋人。这固然有许多缘故；也因为西洋人所凭托的社会，是健全的，所以个人的能力，有机会发展；中国人所凭托的社会，只是群众，只是有名无实，所以个人的能力，就无从发展。”这些话提醒我们，傅斯年之所以成为难得的天才，与他考取北大之后的时代环境有关。同时也让我们想起前些年中国科技大学办少年班的事。以宁铂为代表的天才少年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显然与傅斯年分析的社会原因有关。

　　再如他在《中国狗与中国人》中写道：他见到一位北京警犬学校的人，便问对方：“你们训练的狗，单是外国种呢？或者也有中国狗？”对方回答说只有外国种，没有中国狗。为什么会这样呢？对方解释说：中国狗虽然比外国狗聪明，嗅觉也很灵敏，但如果“教它做一件事，它每每在半路上，碰着母狗，或者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的时候，（就）把它的使命丢开了”。由于中国狗“太不专心了，……所以教不成材”，这番话让傅斯年颇有感触。他说，为什么中国狗与中国人如此相似呢？这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地带，同一个社会，受到同一个环境支配的缘故。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做事手段卑鄙、没有责任心，简直是达到极点了。这显然与长期的专制制度有关。因为在专制制度下，中国人只需服从、不要负责，就像满街的狗一样，“不负责任地活着，自然没有活着的生趣”。他指出，在这种文化传统的熏陶下，中国人为了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往往是斗争过分、手段过度。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把读书当作官场的敲门砖，把做官当作敛财的手段。至于社会进步、民族前途、国家利益，都可以置之脑后。所以他认为，五四运动不仅是爱国运动，更是一场“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在这里，傅斯年把中国文化传统中不负责任的劣根性揭露得淋漓尽致。

　　有人做过统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傅斯年公开发表了54篇文章。

　　人们认为，这是他思想最活跃、感情最激进、兴趣最广泛、写作最旺盛的时期，其内容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