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开始照搬法国模式，实行所谓大学院制，结果在教育界造成混乱。后来政府提出要整顿学校，改革教育，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为此，傅斯年于1932年在《独立评论》发表《教育崩溃之原因》。文章一开头就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的学堂教育自满清末年创办的时候起到现在，从不曾上过轨道，而近来愈闹愈糟，直到目前，教育界呈露总崩溃的形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他认为大致有五个原因。

　　第一，学校教育一直没有脱离“士大夫教育”模式。傅斯年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士大夫”一直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把“读书为登科，登科为做官”视为天经地义的事。即使到了近代，也把读书当作谋求一官半职的终南捷径。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读书人必须依附于统治阶级，他们的出路只能是当官。这就产生一种奇怪的现象：

　　“认字的人越多，失业者越多。学校办得越多，社会上的寄生虫越多。”

　　相比之下，“欧洲社会中的中坚分子是各种职业（Trades）中人。故中国的中等阶级好比‘师爷’，西洋的中等阶级是技术阶级（Professionalclass）。……西洋科学之发达，大体上是这个阶级的贡献，因为这个阶级一面用技术的能力，一面有相当的自立，故既能动手，又有闲情。”因此，“若想中国成一个近代国家，非以职工阶级代替士人阶级不可；若想中国教育近代化，非以动手动脚为训练、焚书坑儒为政纲不可。”这些话让人想到最近盛行的“报考公务员热”，也说明我们至今没有摆脱“士大夫教育”模式。由此可见，不能摆脱传统教育模式，不能实现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是中国教育崩溃的根本原因。

　　第二，政治不安定，致使人人怀“五日京兆”之心，事事成“朝不保夕”局面，从而严重地影响了教育的发展，这是教育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三，各种政治人物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纷纷插手学校教育，企图把学生变成他们的爪牙和工具。一些学生为了眼前利益，也纷纷卖身投靠，从而造成“办学的与从学的相互利用，以申张封建势力，发挥部落思想，充实工具”的局面。这种“乱世造奸雄，奸雄造乱世”的状况，是教育崩溃的又一个原因。

　　第四，教育界生搬硬套，盲目效法外国，使教育体制与中国社会脱节，这也是中国教育混乱和崩溃的一个原因。

　　第五，因为各种社会矛盾的存在，使青年不能自立，使他们面临的生理问题和心理问题不能解决，使他们的各种要求得不到满足。这样一来，青年学生就只能热衷于搞学潮或者谈恋爱了。这是教育崩溃的最后一个原因。

　　傅斯年指出：上述“第一、第二两项是基本的原因；第三、第四两项是目下紊乱的直接原因；第五项是一种外感病，自身健康自然不染，自身不健康是免不了的。政府若想把教育彻底改革，非对这原因做有效的处置不可，否则改一回学制即增一回紊乱，做一次处分即种一次恶因”。

　　在这篇文章中，傅斯年还批评了中国的教育学家缺乏专门知识的问题。他说：在英国要学教育专业，必须本科毕业；在德国则是从大学哲学系的高年级学生中选拔未来的教师；相比之下，在美国只能当中小学教员的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毕业生，回到中国却可以当大学教授、大学校长，甚至是教育部长。这也与教育的崩溃有关。

　　文章发表后，曾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毕业的邱椿认为傅斯年“措辞稍欠平和，持论似属偏激”，于是他在读者来信中指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中，当了教育部长的只有蒋梦麟，当了大学校长的只有郭秉文。

　　他认为这两个人对中国教育的贡献有目共睹，因此中国教育的破产与该校毕业生没有关系。此外，他还就其他问题与傅斯年进行商榷。对此，傅斯年在回应中一方面承认文章提出的五点有不合逻辑之处，但同时也坚持了自己的基本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