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知时回到唐家院子时，唐淑贞正心情缭乱，起坐不安地等着他在。

　　唐淑贞接触的人不同，得来的消息大抵间接了又间接。那般人从不看报，认为报上所载，多半不合他们口味；凡不合口味的，就靠不住。同时，又认为能够登报的，总不外是骗人的好话，甚至与他们从命令上，从高级人员的口头发表上，得来的完全相反。例如报上登着政府某负责人正式发言说，政府在胜利之后，决心民主，故目前虽仍在抗战和训政时期，但对于人民的基本权利，业已部分实施，凡在法律许可内的自由，政府绝不予以干涉。然而，他们所奉的密令，则是加紧言论检察，加紧邮电检察，加紧思想统治，加紧对于人民行动的限制，凡前后所颁一切禁条，未有密令取消者，一律有效。他们所能够相信的，当然只有他们那个范围内口口相传的真消息。不过，自桂、柳撤退以来，他们的真消息就分歧了，不能如以前之有一贯的体系：一时说，湘、桂的战情已经好转，政府之放弃衡阳，是故意要引日寇深入，使其片甲不回，凡妄言广西危急者，必是别有用心的奸伪分子；一时又说，日寇之所以急急南进，一在蓄意破坏我方空军基地，一在蓄意打通粤汉铁路，我方统帅部对此早有准备，纵使湘、桂、粤基地全失，纵使粤汉铁路打通，吃亏的只有敌寇，凡妄言广西之失，是统帅部部署不周，前方军事失败者，必是蓄意破坏政府信誉的反动分子；一时说，桂、柳撤退是“委员长”既定战略，故撤退时，比二十七年武汉撤退还有秩序，还彻底，公与私并无丝毫损失，凡妄言撤退仓皇，损失重大者，必系不顾大局，唯恐后方不乱的奸伪分子；一时又说，敌骑纵横，钻隙四窜，人民被杀戮，物资被掠夺者，不可计数，元气之伤，实为抗战八年来所未有，现在敌人颇有西进企图，设一旦云、贵遭劫，陪都必然震动，四川为民族复兴根据地，无论如何，必不容敌人得志，应鼓舞人民敌忾，认清救西南即是救国，保卫四川即是保卫民族，人人都有义务，人人都有责任，凡妄言敌寇所到之处，人民安堵，或敌寇之志只在抢夺基地，占领铁路者，必是不爱国家，甘心附敌的失败主义者，和意志薄弱、不堪造就的不稳分子。总之，他们得的命令，和得的口头训词，几乎今天是这，明天是那，上午方说不许流亡难民入境，下午又叫切实救济，切实保护，并且不必考虑其信仰和色彩。这一来竟把他们的心都弄乱了。

　　他们自己既已乱了，怎么还能统制谣言，驾驭人心？有的反而被谣言的浪头打昏，惊惶失措，弄得满城风雨了。

　　唐淑贞的两个表叔对她所问询的，就提出了两个答案：一是日本鬼子凶得很，因为美国去轰炸了他们的地方城池，他们就决定把那几个小岛子丢了不要，把整个国家搬到我们中国来。我们中国地方大，他们便打主意，每一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