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登云懒洋洋地靠坐在一张太师椅上，他的脑子没一瞬息宁静过，虽然并无检讨意思，而前尘影事却总要乱云似的涌到眼皮上来。

　　是五年前一个春天，他一度投考了重庆大学和四川大学，俱失败了之后，一个中央的什么机关恰从南京、汉口撤退到大后方，正在恢复工作，扩大用人之际，他二哥抓住机会先挤了进去，当了一个独立部门的主任。接着，他同好几个同学，好几个同乡，也凭借关系挤了进去，独他抓到了一个不管文笔事情的科员，这是他入社会之始，而人生之门，是这样轻而且易地对他打开了。

　　他也同他二哥一样的脾气，感觉到自己对别的什么事情兴会都好，也都干得下，就只不宜在公事地方办那按部就班的挨板事。尤其在打国战之初，若干年来的观感一变，不管这战事的结果如何，大家总感觉到一切全在变；将来的生活情形绝不会像以往，好吗?歹吗？没有一个人敢预料，也没有一个人想到去预料。一切人却都是兴奋的，都想参加到这伟大的事变中，卖一分气力。中年以上的人鼓不起好大的劲，只愿多多贡献一些透彻的意见，凭着他们不大够的经验，一天到头说这说那；而中年以下的人，则是专重实际，想到哪便要干到哪，为什么不这样干呢？横顺是要这样干的！干了再说：那时是一股朝气，活像北伐军才到长江流域时样，而主持大事的人也正在提倡“干！”于是他二哥在半年之后，首先就跳了槽，从这个机关，跳到那个机关，从文的机关，跳到武的机关，从大后方跳到最前线。他哩，原也要跟着跳的，原也打算冲到前线去当一名政工人员，或歌咏队里去占个位置，相信凭自己的天才，是绝对可能干出点成绩来。但是却没有冲成，反而在那毫不合意的机关里，住了差不多两年。

　　这原因说起来很简单：他那一科里有三个女职员，虽然不是随着机关撤退来的旧人，但差不多是同时逃难来的下江人。下江人，而又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少妇，光是那种打扮，那种风姿，在那时的陈登云眼里，几乎无一个不是安琪儿，几乎无一个安琪儿的一颦一笑不使他发狂。发狂的也不只他一人，若干同事的收入，几乎十分之九都给报效光了，而真正得了实际恩惠的，并不是他们这一伙。他至今还记得，假使在下了办公室后，能够邀谁随侍到英年会对门大楼去奉陪一杯咖啡，或一杯可可，已经算是万幸。一直到三个安琪儿一个一个变做了高级职员的夫人，不再到办公室做摆设时，陈登云方一怒之下，下了决心赶一下时髦，要到陕北去进抗大。

　　那时，重庆正在苦难中。从民国二十八年五月四日被日本飞机大轰炸大焚烧之后，中国的防空力量越不在日本人的眼中，日本飞机的来去便越是自由。到三十年六月四日大隧道惨案发生起，整一个星期的疲劳轰炸，像陈登云这伙自以为在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