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惊喜的是，《命定》的出版竟与“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不期而遇，有幸赶上这个伟大百年的庆典，极富神秘感的康巴人以闻所未闻的抗日军人的姿态走进了读者的视野，为这个伟大的日子增辉添彩。

　　在创作《命定》期间，我曾经去过河北献县纪念抗日英雄马本斋的极具伊斯兰风格的纪念馆，去过呼和浩特曾经领导内蒙古人民抗日的乌兰夫纪念馆，去过腾冲中国最大的抗日烈士陵园国殇园，考察过纪念朝鲜族抗日领导人朱德海在龙井修建的纪念碑，考察过冯白驹领导的海南有黎族参加的抗战史。这些为中国少数民族抗战英雄们竖立的丰碑永恒地昭示着后人，他们的英雄壮举与中华同在。

　　这些英雄标志也令我深思，我采访过的那些康巴籍抗日军人们的英雄故事仍然“伏藏”在雪域，似乎离纪念馆纪念碑墓志铭太遥远了。俗语常说“是金子就会闪光”，因此我深信：“伏藏”的金子一定会闪光。于是一种神圣力量驱使我像一个刻玛尼的石匠那样，把遗漏在历史微尘中震撼心灵的“亮点”用文学的形式“刻”给读者。

　　开始动笔的那一刻我就深信，完整的中国抗战史如果没有他们的添补，即便是鸿篇巨制都是缺失的，这不是大中国的胸怀。作为一个作者，在战后六十六年之后再来描写战争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写抗战的书籍已汗牛充栋。仍然继续写枪炮里的宣泄吗？还是写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等二元论一类让读者看一页开头就知道结尾的故事？

　　我认为时至今日：奉献给读者的书必须从人性出发、从爱出发，如果不具备这两点，一切的精彩都是昙花、都是浮云、都是彩虹。

　　基于这两点，《命定》的出版发行无疑就是偶然中的必然，不是我写出了这些故事，而是这些湮没在历史深处的故事在不知不觉中找到了我。

　　追溯小说背后的故事，要回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次偶然中。我大学一年级的暑期，五婶患病要去省城治疗，五爸就把看守他家的任务交给了我，但五爸又不太放心我，怕我聚众晚上吵得四邻不安，又委托楼下的马瑛（远征军的一名工兵排长，是我五婶的幺爸。）时不时地上楼来看看我的“妄为举动”，在那时，我是一个极不安分喜欢热闹爱聚众的家伙。

　　令长辈意外的是，他每次上楼来都看见我在灯下捧着厚厚的《战争与和平》在阅读，而我每次感到他来后嘴里都有酒味，但言谈中没有丝毫的醉意，平日里独身一人的他把孤独用酒麻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