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熟

　　几年以来，在许多场合，只要劼人在座，话题总很容易转到文学创作，特别是他的几部创作。而每一接触到这个范围，他总是兴高采烈，热情地认真地充满自信而极其谦挹地畅谈起来。他可以根据你的设问或者你对他亲切的关怀，告诉你：他的材料渊源，他的观点分析，他想采取的某些艺术手法，旧作改写的过程，他自己还感觉的一些缺点和体会到的某些发展。而在谈到他自己认为精采得意处，有时简直是眉飞色舞，显出他的自信和他的开朗。而大家最感兴奋的，还在他的整个创作计划：他在完成《大波》后，还要继续写反窃国大盗袁世凯时期，写五四运动前后，写四川军阀混战，写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并将改写他揭露蒋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勾结罪行的旧作《天魔舞》，延展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准备写到85岁，他的一心只有创作。

　　只要是对他稍稍了解和读过他的作品的人，没有一人肯说这是他的夸大。他的为人是不轻然诺，在他经过考虑表示接受或反对的事件，他是爽然说得出做得出，因为大家怀着一种热烈的心情，期待他的创作能如期或提前实现。这因为他已出版和正计划的创作所包含的内容，不是一般故事，不是一般题材，也不是几个这样或那样的一般人物，而是历史。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整个革命洪流冲击下所表现出的迂回、错综、复杂的革命和反革命斗争以及整个社会动态的某些方面，而这些方面包含了许多至少在四川可称为巨大的历史事件，他所欲刻画的人物也正是其中许许多多的历史人物。而从他已经写出的几部作品来看，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艺术享受和许多历史知识，可以从他突出揭露的一些方面反过来看到他所尚未接触到或还少接触到的某些更重要的方面。我们“不要割断历史”，我们要从各方面形象地、深刻地了解剖析旧社会，从而更坚定地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从这一点看，他的作品和他的创作计划是不无意义的。

　　我和他初次相识，是在五四运动刚发生后，他任《川报》总编辑，以极大篇幅宣传这一运动，而我担任四川省学生联合会理事长，因此和他接触频繁。他这时正是一翩翩少年，他的才华，他的风度，一见就引起我的倾慕，但不久他就到法国勤工俭学去了。大革命时期，彼此又在成都聚首，这时我已读了他的创作《同情》和翻译的几部法国文学作品，而又正在中学教国文，因此成为文学之友，时相过从。他寓居在指挥街他的内亲杨姓一个侧院，窗外山茶一株，干粗如盆，高出檐际，每届冬春，繁花数千朵，红白相间，恰恰映着他打抹得“其光可鉴”的书室；夏日复有两盆芳兰，清香徐徐，透入湘帘。但这时我们很少谈到文学，谈的多是政治，这自然一面由于我对话题有意识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