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三圣街小学读过书，从这条街街口东行数百步就是崇德里。里在成都街巷中是罕见的另类，而以城东南居多，如这一带的兴业里、章华里、崇德里等，其辟建和得名多在二十世纪初叶。有趣的是，抗战军兴，大批贫寒无告的下江人舍舟登岸后，他们发现不像那些有力者有自己惬意的去处，故大多栖息于这几条窄巷狭弄内，今日在此转悠，有心者仍不难发现那带有江浙味儿的一院一房、一门一窗。而我对崇德里记忆最深的是巷子中央的那口井，四季清亮，全巷人家都挑来饮用，经年累月，弄得半边巷子都潮乎乎的；与井一墙之隔的人家，干脆墙上凿一洞，临井一面砌一水槽，井水倾入槽中，直接流入自家水缸，这种方式，大约是对江南水乡一种遥远的追念吧？少年的我们曾无数次琢磨，想用什么脏东西塞住那洞口，只是一见那挑水人的身影，立即作鸟兽散。此外，我初中时候的班长就住东侧的一家院子里，他为人厚道，其经典笑话之一：班上弄文娱节目，他和漂亮的文娱委员挨户去动员文娱骨干，他不会骑自行车，又不敢搭着走，只好跟在那姑娘的车后傻乎乎地跑。

　　不像成都街巷通常的范式那样，崇德里两头入口处分别筑有结实的骑楼，并建有陡而高的梯子以通上下，供人居停。近些年，为追寻我们这座城市所失落的记忆的碎片，读了一些书，听了一些故老言，方知崇德里南头骑楼正是当年李稢人先生主持的乐山嘉乐纸厂成都营业处———稢人先生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致吴廉铭信欲要回自己的稿件：“请烦吾兄即为检出付航邮寄交成都东大街二二号崇德里我公司转我为祷。”

　　常崇宜先生回忆，他在一九四五年前后奉父亲之命，“给稢人先生送过信，通常是送到盐市口的嘉乐纸厂营业处（此处似可商榷，崇德里北起东大街，但距盐市口还有一段距离———本书编者按），稢人先生曾告诉我，他每天早晨八九点钟在那里。我曾看见找他的人很多，大半是谈生意的。”

　　有时经过此处，停下来，望一望，我想单凭稢人先生对故乡桑梓贡献之巨，有关方面就该在此立牌以示永久的纪念———但这多半是痴人说梦，整个街区尚且不保，遑论一楼乎？

　　对于文人最好的纪念是文字的纪念，于是就有了这本书的编纂。“千秋寂寞纸上尘”，这本书也许不会轰动，但它毕竟是一种实在的纪念。

　　“读者原谅，我是成都土著，游踪不广，见闻有限，故每每举例，总不能出其乡里，至多也在四川省的大范围内，这应预先声明的。”（《漫谈中国人之衣食住行》）———这段话，可以视为稢人先生于不经意中对自己的写作前提的一种郑重声明。

　　的确，在中国文化史上很少有人像李稢人一样为母城而倾其一生，这不由人不想起西蜀深山中那啼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