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本人用偷袭的方式挑起了侵略战争

　　1894年1月，朝鲜东学党人全琫准在全罗道领导农民起义。不到两三个月，各地农民纷纷响应，起义的烈火迅速在全朝鲜蔓延和熊熊燃烧。

　　5月31日，朝鲜政府正式通知清朝驻朝大臣袁世凯，希望清政府派兵镇压东学党起义。6月初，清政府委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统帅清军1500多人，东渡朝鲜，进驻牙山。

　　6月9日，当清军在朝鲜牙山立足未稳之际，日本趁火打劫，由日本大岛义昌少将率领4000多人的军队，陆续开赴朝鲜。

　　日本军队在大规模地涌入朝鲜之后，不但占领了朝鲜半岛的军事要塞，而且还对牙山的1000多名清军形成了包围之势，甚至准备好了发动侵略战争的一切细节问题，中日两国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日本蓄意挑起中日之间的战争已经箭在弦上。

　　6月25日，袁世凯电告李鸿章，现在日本军队已经包围了汉城，朝鲜的存亡只是瞬间之事。他强烈要求李鸿章立即派兵增援，以便解救朝鲜的危机。

　　关于是否派兵对日作战和从朝鲜撤兵，清朝内部一直存在着主战派和主和派这两种派系之间的斗争。以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力争避免挑起事端，主张把军队撤出朝鲜。而以光绪皇帝和翁同龢为代表的主战派，则主张坚决抵抗日军，纷纷上书弹劾李鸿章，对他采取的避战求和和外交调停表示强烈不满，还建议由湘军大将刘锦棠主持军事，积极备战，抵御日本侵略朝鲜。

　　7月14日，日本驻华临时代办小村寿太郎奉外相陆奥宗光的命令，送来了第二份外交照会，也就是“第二份绝交书”。照会声称，在朝鲜撤兵的问题上，清朝政府是“有意滋事”，应当承担一切责任。

　　看到日本政府如此无礼和蛮横，年轻气盛的光绪皇帝迫不得已，在7月16日给李鸿章下达了一份尽快派兵朝鲜的催战令。同一天，李鸿章只好派遣卫汝贵率军6000人，马玉昆率军2000人，左宝贵率领奉军3500人开赴朝鲜，进驻平壤。

　　7月20日，清政府还雇佣英国商船高升号、爱仁号等3艘船运送清军去增援在牙山的叶志超部队。

　　7月23日，日本军队在大岛义昌的指挥下发动军事政变，悍然进攻汉城，攻占朝鲜王宫，劫持朝鲜国王，扶持大院君李昰应建立傀儡政权。

　　7月24日，朝鲜傀儡政府向清朝政府宣战，宣布废除同清朝的一切外交关系，还委托日本将驻扎在牙山的清朝军队，驱逐出境。与此同时，日本联合舰队也奉命直接航行到朝鲜西海岸，时刻准备对清朝运送清军的海军舰船进行偷袭。

　　7月25日，日本舰队对清朝的海军不宣而战。25日清晨7时45分，当清朝的军舰广乙、济远两舰艇从朝鲜的牙山口出发，取道丰岛，准备向旅顺方向行驶时，突然遭遇到了等候在海面上的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等3艘舰艇的猛烈袭击，日本舰队不宣而战。7时52分，清军济远号发炮还击。济远舰管带（舰长）方伯谦见状惊慌失措，躲到后台。大副（副舰长）沈寿昌挺身而出，亲自指挥战斗。广乙舰虽然多处中弹，仍然继续坚持战斗，不断发射炮弹，击中了日本浪速号的左舷。一时间，丰岛海面上炮声四起，激烈的海战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大副沈寿昌因为头部中弹，不幸壮烈殉国！

　　因为日本舰艇多，清军的两艘舰艇只好撤离丰岛海面。在返回的途中又遇上了清朝的运兵船高升号和护航的操江号。日本的舰艇穷追不舍，不断地向清军的舰船发动炮击，双方又展开了海上拉锯战。最后，广乙号遭到重创，运兵船高升号被击沉，除了有200多人被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军舰搭救以外，其余800多名清军士兵全部遇难。护航的炮舰操江号被俘虏。济远舰管带（即舰长）方伯谦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日本就是这样以最卑劣的手段，用偷袭的方式打响了中日甲午战争的第一枪。

　　在日本对中国进行海上偷袭的同时，它又派出陆军4000多人，对我牙山的成欢驻军进行偷袭。7月25日，日军大岛义昌率领先头部队到达水原一带，很快逼近牙山的成欢附近，形势万分危急。聂士成率领武毅军等2000多人驰赴成欢。7月26日，叶志超派遣江自康带领1000多人到成欢增援。聂士成将兵力部署分成左、右两翼，分兵防守成欢。7月28日上午，大岛义昌的主力达到成欢后，决定在黑夜里对清军的守军发动偷袭。

　　28日晚上，日军对清军驻地发动偷袭。战斗一直持续到29日早晨7时，日清在牙山东北的成欢驿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聂士成率部殊死抵抗，英勇还击，还击伤日军桥本昌世少佐，击毙日军多人。因为寡不敌众，清军的左、右翼阵地相继失守，聂士成不得不率众突围，，不得已向朝鲜的公州方向退却，而负责统管的总指挥叶志超不但不继续督战，增派后援力量参与抵抗，反而临阵畏怯，败逃到公州。在日军尚未进攻公州之前，他又主动放弃该城北逃，狂奔2000余里，一直败退到朝鲜平壤。7月29日，日军占领了成欢，成欢战役以清军的失败告终。

　　由于主将叶志超的临阵逃跑，未能正面抵抗日本军队的袭击和进攻，使得日本轻而易举地把中国军队赶出了汉城以南的地区，从而丢失了大半个朝鲜，并在战略上和士气上使得中朝处于极端不利地位。

　　当日本已经向我中朝两军展开了大规模的侵略和进攻时，一心主和的李鸿章仍然把最后一点可怜的幻想寄托在西方列强的调停上。他向各国声明“日先开战”，“挑衅非自我开”，企图乞讨帝国列强依照“万国公例”，声讨日本的“开衅之罪”，然而，李鸿章忘记了，正是这些他幻想倚重的向中国张开血盆大口的西方列强，才是践踏“万国公例”的罪魁祸首，他们其实都是一路货色！哪里肯站出来伸张正义呢？

　　在久等未果的情况下，李鸿章的幻想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中，在清朝主战派的强烈呼吁之下，光绪皇帝下旨，“倭人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姑容。”8月1日，清朝政府被迫对日宣战。

　　尽管大清对日宣战，然而，满清政府的军事指挥大权却仍然操纵在主和派李鸿章的手里。在作战前线仍然是宣而不战，或者是被迫应战。由于受到李鸿章指示陆军“可守则守，不守宜退”、海军“保船制敌”、“不得出洋浪战”的投降主义思想的严重影响，除了少数爱国将领奋起抵抗外，大部分将领多是“长腿逃跑将军”，或者是贪生怕死的懦夫！这就注定了这场战争的悲剧性失败！

　　而另一方面，日本则是蓄谋已久，武装到了牙齿。整个国家笼罩在一片好战的军国主义的叫嚣之中。被称为日本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创始人的福泽俞吉，不仅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带头捐款，而且还极力鼓吹：“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甚至向日本国民大声呼吁，为了取得对华战争的胜利，奉劝日本国内出现的任何不平、混乱，也无需要去谈论它。

　　而日本报刊则是连篇累牍地刊登《日本刀歌》，煽动对华侵略。有人居然狂妄地声称：“日本刀，日本胆，何不蹂躏四百州？”

　　2.悲壮的平壤阻击战

　　平壤，当时为朝鲜平安道首府。这里地势险要，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重镇和战略要地。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称呼。清军在平壤有4路大军，共计17000余人，还有朝鲜军民的大力支持。日本军队只有15000余人。如果能够奋起抵抗，与日本抗争到底，谁胜谁败是难以分清的。

　　可是，4支中国军队，只有左宝贵一支军队有战斗力，其余三支军队均无战斗力。而且领兵的4路将领各怀一心，互不团结。加上总领4支军队的提督叶志超是一个贪生怕死之徒，并没有周密布防、与日殊死一战的决心和勇气。

　　在日本完成了对朝鲜平壤的合围，即将发起总攻的前夕，也就是在9月14日晚上，不是商讨如何迎敌之策，而是召集众将商量弃城逃跑之计策。他说：平壤兵力太单，难以抵御。而“敌人乘胜大至，锋芒正锐，我军子弹

　　又不齐全，地势又不熟识，不如各整队伍，暂退叆州（辽东），养精蓄锐，以图后举。”

　　在所有的将领中，赞成和反对的都有。唯有秦军将领左宝贵大力凛然，他慷慨陈词：“朝廷设机器，养军兵，岁糜金钱数百万，正为今日，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而报国家？大丈夫建功立业在此一举，至于成败利钝暂时不必计也。”在左宝贵视死如归精神的激励和感召之下，暂时打消了个别将领逃跑的念头。为了不使整个士气混乱，左宝贵还派兵监视叶志超，防止他逃跑。

　　9月15日，日军对平壤发起总攻，激烈的平壤保卫战在3个战场上同时展开。15日拂晓，日本混成第九旅便向大同江左岸的清军船桥里阵地发起总攻。当时，日军有1万多人，马玉昆部仅有8000人。马玉昆先派出1000人作为前锋迎击敌人，并下达了死命令：“宁死毋归！”一个时辰过后，前方告急，马玉昆问道：“死伤了多少人？”报信的士兵回答道：“200多人”。马玉昆愤怒道：“死到500再来报告，那时，我会出击。”前线将士苦战日军，使其疲惫，等到日军无心恋战时，据守阵地的马玉昆部率军奋起抵抗，用猛烈地炮火给敌人以坚决的还击，战场上，硝烟蔽天，炮声震地，清军发射的子弹如疾风扫落叶一般，一名大尉和两名中尉也被当场击毙，日军伤亡惨重，落得大败而归的可悲下场。

　　与此同时，日本在平壤城南战场上发起的数轮攻击，也被据守的清军多次击溃。实际上，清军在船桥里和平壤南城的两场战役中，打退了日军的两路进攻，战争一时间处于僵持阶段。

　　可是，清军却在争夺牡丹台的战役中失利。由于牡丹台是平壤城的制高点，它成为了日本进攻的主要目标。从黎明时分，日本便不惜一切代价，以7000多人之众，向城北的牡丹台、玄武门一线发起了重点进攻。左宝贵率部奋起抵抗，并亲自“至城上指挥，我军力御之，倭人死伤无数。”日本指挥官举起战刀，逼迫日本士兵发起冲锋。凌晨6点，日军改变了集中炮火，各个击破的战术，使我军堡垒连连被击毁，清军“仍然坚阵应战”，到早晨8点，牡丹台外围的堡垒全部落于日军之手，日军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包抄牡丹台，对我清军实行“三面合击”。

　　牡丹台是平壤的一个制高点，一旦失守，平壤全城就岌岌可危。清军在左宝贵的指挥下，用速射炮猛烈轰击冲锋的日军步兵，日军伤亡惨重，一度无法前进。狡猾的日军便集中所有重炮，朝我牡丹台实施火力攻击，不但使我城堡垒被炸毁坍塌，而且连速射炮也被炸毁。日军趁势蜂拥而上，牡丹台陷落。

　　在玄武门指挥的左宝贵，见牡丹台失守，“知势已瓦解，志必死。”他身穿黄马褂，亲自登城督战，以鼓舞士气。他亲自燃放巨炮36发，向敌军轰击。在他的感召之下，“士卒皆激昂奋战”，给日军以重大伤亡。在两军酣战之中，一发炮弹的弹片贯穿了左宝贵的肋下，鲜血染红了征衣，不久，他左额头又被击伤，但他仍然坚持战斗。士兵在他的视死如归精神的感召下，都坚定了同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

　　战斗从黎明一直打到了午后，双方持续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拉锯战。不久，日军以重炮轰击玄武门城楼，炮弹在左宝贵身边爆炸，左宝贵中弹身亡，壮烈殉国！

　　左宝贵的牺牲，使得本来就无心恋战的叶志超更加有恃无恐。在没有经过与部将的商量，他擅自决定弃城逃跑。并错误地下令在船桥里、平壤成南城战场取得胜利的马玉昆、卫汝贵部撤军。9月15日下午4时，在静海门、大同江等地竖起了投降的白旗。

　　15日晚上9时左右，叶志超便率军弃城逃跑，一口气狂奔500多余里，一直逃跑到了鸭绿江的中国境内，所以，人们给他赠送了一个“长跑将军”的雅号。这无疑是绝妙的讽刺！

　　由于叶志超带头弃城逃跑，清军的士气瓦解，完全成了惊弓之鸟。再

　　加上晚上，天下着倾盆大雨，日本以枪炮轰击我军，使得清军回旋不得，溃不成军，伤亡惨重。“其受伤未陨士卒纵横偃卧，求死不得，哀号之声，残不可闻。”仅城西簱子陵附近二三百米之内，清军人马尸体如山，道路为之埋没，溪流为之染红。尸体堆积最密集之处，伏尸120具，毙马30头，互相枕藉，令人惨不忍睹。参加平壤战役受伤的栾述善在他所著的《楚囚逸史》中，也记载了遭受日军袭击时的惨状：“这天晚上大雨倾盆，冒雨逃跑，恍如惊弓之鸟。……有惊惧失措，投水自溺水者，有引刃自戕者，甚至寻觅石碣碰头，入森林悬颈。死尸遍地，白水成渠，惨目伤心，

　　不堪言状。”

　　其实，从平壤后撤的清军与驻扎在朝鲜边境清朝安州的部队会合之后，也有1万多军队，完全有力量和有可能利用朝鲜北部山区险要地势的优势，进行顽强的抵抗和防守。可是，由于清军统领叶志超本人贪生怕死，主动丢弃了安州、定州、义州等朝鲜北部山区的军事要塞，使得日军以轻微的代价便把不堪一击的清军全部赶出了朝鲜全境，达到了军事占领整个朝鲜的目的。

　　然而，对于中国来说，则意味着把这场可怕的战火引到了中国与朝鲜的鸭绿江边境，这样更加助长了日军的军国主义嚣张气焰。

　　3.如泣如诉的黄海海战

　　9月17日，即平壤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气焰嚣张的日本联合舰队在大东沟以南的黄海海面上，向中国北洋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悍然挑起了黄海海战。

　　17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丁汝昌率领北洋水师进入黄海大东沟，正准备返回旅顺时，在海面发现有一支悬挂美国国旗的舰队正从西南方驶来，中午12时左右，当两支舰队相遇时，日本联合舰队在顷刻间全部改挂日本太阳旗，并迎面向我海军扑来，寻机对我北洋水师展开突然攻势。

　　丁汝昌当即下令北洋水师以人字雁行阵，列队以猛烈地炮火迎战，战斗从中午打响。一开始，北洋水师打得积极主动，它们直冲敌人阵地，向敌舰开火还击，使日本吉野和松岛两艘主力舰艇均被击伤，并使日本的赤城号和比睿号受到了重创。

　　战斗进行到了下午1点30分左右，战局越来越对北洋水师不利，停泊在大东沟的日本舰队应招前来助战，并与参展的日本舰队形成了对我夹击之势，使北洋舰队陷入了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

　　超勇号、扬威号先后中炮起火，不久相继沉入大海。丁汝昌在旗舰定远号飞桥上摔伤后，仍然坐在甲板上鼓励士兵战斗。致远号管带邓世昌见日本吉野等4艘舰艇向定远号旗舰进逼，立即悬挂起都旗，指挥致远号开足马力驶到定远号前方，以掩护旗舰。

　　经过1个小时的激战后，致远号多出中弹受伤，在弹药用尽，舰身随时下沉的危急关头，邓世昌见吉野号横行无忌，义愤填膺，邓世昌镇定地对士兵们说：“倭寇舰艇专恃吉野，苟沉是舰，则我军足以夺其志，而集事。”

　　他当即下令，“以最高速度，向吉野冲击！”甲板上的水兵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向着祖国的方向跪着，他们个个紧握拳头，怒目圆睁，决心与敌舰同归于尽。敌舰以猛烈地炮火轰击致远号，使得它如同一条火龙一样向日本舰艇冲击，日本舰队司令见状，急忙命令发射水雷，并调舰逃跑。

　　由于致远号不幸中鱼雷沉没，全舰250余爱国官兵全部壮烈牺牲。邓世昌立刻也被坠身入海，他的随从递给他救生圈，他坚决不接，并郑重地说：“事已至此，誓不独生！”而他养的爱犬“太阳犬”见主人蒙难，便不顾一切地衔住邓世昌的手臂，试图搭救他上岸。邓世昌“斥去之”。“太阳犬”又叼住邓世昌的辫子，不让他沉溺。邓世昌决意已定，他毅然按住“太阳犬”，与爱犬一起沉入了茫茫的大海。大清光绪皇帝闻之，感激涕零，含泪亲笔为邓世昌书写了挽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经远舰处于日本吉野4艘舰艇的包围之中，管带林永升视死如归，率领士兵奋起还击。在与日本舰艇的激战中，经远号中弹起火，并在追击敌舰时中了鱼雷，船身不断下沉，可是，全体官兵视死如归，仍然向敌舰开火，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除了16人遇救生还外，其余254名官兵壮烈殉国！

　　济远号管带方伯谦见形势危急，便转舵逃跑，并在慌乱之中撞上了本身已经负伤搁浅的扬威舰，不久，扬威舰由于进水太多，全舰艇150名官兵全部落水遇难。广甲舰管带吴敬荣见济远号逃跑，也临阵脱逃。

　　海战一直坚持到下午5时30分，双方损失惨重。日本舰艇也多艘受到重创，尤其是旗舰松岛号，已经完全丧失指挥能力和战斗力，日本见北洋诸多舰艇集合，也无心恋战，于是不得不挂出停止战斗的号令，当即向西南方向逃去。

　　黄海海战，客观而言，这是一场中日双方各有胜负的海战，也是近代历史上上演的一场比较残酷和血腥的海战。尽管清军损失了军舰5艘，损失比日方较为惨重，但是，也给日本舰艇以重创，并粉碎了日本“聚歼清舰于黄海中”的狂妄计划，迫使其不得不首先退出了战场。

　　由于受到李鸿章“保船制敌”投降路线的指导，使北洋水师只能坐守威海卫，不敢出洋再战，从而使日本在没有取得绝对胜利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掌握了黄海的制海权！

　　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是关系中日甲午战争全局的两场最为关键性的生死之战。由于平壤的失守，使日本占领了作为进攻整个中国东北以及辽东半岛的跳板。由于黄海海战的失利和制海权的自我主动放弃，使得直隶、京、津一带完全暴露在日军的刀枪之下，从而更加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它实行“大陆政策”的嚣张气焰。

　　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举进犯中国，形势危如累卵之时，日本军队打进了中国境内，失败的军情频频传来，而腐败透顶的满清政府不是上下齐心，研究如何奋起抵抗，誓死捍卫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的对策，而是在干什么呢？

　　身为一国之主的慈禧太后仍然稳坐泰山，再急的军情也急不过老佛爷的六十大寿！她命令“万寿庆典”照常庆祝，绝不延误，而且对主战派的大臣们大发雷霆，恶狠狠地训示道：“你们如果今天（11月7日）令我不高兴，我将使你们终身不欢！”

　　当前线失败的战报雪片般地飞来时，大清宫殿里，仍然歌舞升平，灯红酒绿，一派醉生梦死的景象！而受慈禧太后庇护的第二号实权人物李鸿章，不是去认真反思前线战役失败的原因和教训，积极备战，保家卫国。而是在为自己开脱罪责，并借以大肆兜售和贩卖“唯武器论”，打击和压制主战派的爱国行动，散布抗战必败的消极主义思想。

　　9月19日，李鸿章诚惶诚恐地上了一道奏折，对于平壤战役和黄海战役两军的失败，也承认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认为是自己“统帅不力，罪过很多，朝廷谴责，不容推迟。”在承认自己指挥失误、统军无能的同时，他又极力为自己辩解，把失败的责任完全归结为武器和船炮的落后上。他说：日本“制兵船、造器械，愈来愈精，而中国一是限于财力，二是阻于议论，不能放手举办，两相比较，相形见绌。”他居然还胡说什么：“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击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

　　而这一切，使得日本的侵略更加有恃无恐！当日本侵略军对周边邻国大举入侵，对邻国国民造成伤害的时候，并没有引起日本国内民众内心的不安和良心上的自责，进而起来进行声讨和抗议，相反，日军在对朝鲜、对中国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却勾起、唤醒并激荡起了日本国民身上那种埋藏已久的军国主义情绪。

　　“当黄海战役的消息传到东京时，十几万名日本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环城大游行。他们头上缠着白布条，挥舞的小旗上写着颂扬自己军队和天皇英名的口号，还有的旗子上写着‘捣毁北京城，占领支那国’、‘让旭日旗插上北京’等煽动性极强的词语。”

　　4.旅顺丢失！威海卫丢失！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1894年10月下旬，日本侵略者按照预定的计划，兵分两路，气势汹汹地向中国和朝鲜边境的鸭绿江沿线大举进犯。

　　10月24日下午1时，以山县有朋为司令官的一路侵略军，从朝鲜的义州偷渡鸭绿江，开始策划对清军驻守的九连城发动进攻。

　　在这一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地带，清军部署了80个营，总计22000多人，分为东段、中段、西段三线防守，本来可以有效地抵抗住日本的侵略。

　　在10月25日的虎山保卫战中，由于主将宋庆的贪生怕死和仓皇逃退，清军只有马玉昆、宋得胜所部毅军，以及守护虎山的聂士成、马金叙部率军奋起抗击日军进攻，其余官兵竟然都望风溃逃。

　　10月26日拂晓，日本按照原计划向九连城发起总攻，结果，清军在25日晚就弃城逃跑。这样，日军居然不费一枪一弹，轻而易举便攻占了九连城。至此，屯兵有数万大军的清军鸭绿江防线就这样土崩瓦解。

　　日军则长驱直入，一路过关斩将，10月27日，日军占领了大东沟。10月30日，日军占领了凤凰城。11月5日，日军占领了大孤山以及长甸、宽甸等军事重地。11月18日，日本攻占了岫岩，妄图占领奉天，摧毁清朝政府的抵抗力量。可是，却在摩天岭一带遭到了扼守在这里的聂士成部的顽抗抵抗。

　　从11月下旬到1895年1月，两军大小交战有10余次，日军都屡次遭到了清军的猛烈还击。不仅如此，清军还数次主动出击，接连收复了连山关、草河口，就连日军侵占的凤凰城也岌岌可危，差点被收复。气势汹汹的日军在摩天岭的阻击战中，损兵折将，耗时3个多月，丝毫没有越过摩天岭一步，反而被困在冰天雪地里，动弹不得。

　　一，旅顺丢失

　　与此同时，10月26日，以大山岩为司令官的第二路军率领30000日本侵略军则从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试图从背后向我大连、旅顺发动袭击。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就在日本从花园口登陆，搬运机枪辎重上岸的12天里，居然没有听到清军的任何抵抗之声！11月3日，日军向金州进犯，旅顺、大连后路随时都有可能被切断的危险。

　　令人气愤的是，当辽东半岛的第一个军事要塞金州的形势处于十分危急，进而会危及到旅顺的关键时刻，爱国将领徐邦道建议派兵前往支援，却遭到了李鸿章的呵斥。他居然说，徐对金州“无守城之责！”

　　基于爱国主义热情，不愿看到日军侵略我大连与旅顺的义愤，徐邦道亲自率领部队到金州抵御敌人。11月6日，当日军进犯金州，形势万分危急，徐邦道孤军奋战，伤亡惨重，因寡不敌众，向驻守在大连的赵怀业求援时，而贪生怕死的赵怀业居然正在忙于搬运自己的银饷和贵重家产，准备弃城逃跑，对于徐邦道的求援，公然置之不理。而且还厚颜无耻地说：“我奉中堂（李鸿章）令守（大连）炮台，不与后路战事。”金州陷落，徐邦道只得退守旅顺。

　　11月7日，日本侵略军乘胜追击，分三路大军进攻辽东半岛的第二个战略要地大连湾。当日军还没有打到大连湾炮台时，作为将领的赵怀业，于11月6日“神机妙算”地早一天提前逃往了旅顺，生怕为国战死沙场，他的下属和部下也跟着望风逃窜。这样，日军居然不费一枪一弹，便侵占了大连湾。

　　大连湾与旅顺互为犄角，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倘使大连湾失守，海防要塞旅顺军港也会腹背受敌。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李鸿章居然弃而不守。他还胡说什么：“吾意宁失（大连）湾，断不失旅（顺）。”

　　11月18日，日军向旅顺发起进攻。旅顺位于辽东半岛最顶端，它控制着渤海海峡的咽喉。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它始建于1880年，1890年菜基本完工，耗费银两达数千万两，是大清政府苦心经营了10多年的重要军事海港。旅顺军港有大炮火炮100多门，其中还有从德国引进的最新式的克虏伯大炮，曾经被李鸿章夸为“固若金汤”的军事要塞！这里驻扎的清军约有13000多人，完全有条件凭借这里的炮台和地理优势，抵挡住日本的进攻。

　　可是，节制旅顺各军的清军道员龚照屿，也是一个“长腿逃跑将军”。早在金州失陷后，就乘坐鱼雷艇偷偷逃往烟台避战。经过李鸿章的呵斥，才极不情愿地回到“岗位”。

　　在六支驻守的清军中，唯有徐邦道率部连日奋战，其他五路将领会和大小官员早已成为了惊弓之鸟，哪里还知道自己还是个军人，需要遵守保家卫国的职责！他们除了忙碌于抢夺库中的国家金银财宝和争相逃命外，早已把国家和人民的生死置之度外。

　　11月21日清晨，当日本主力军兵分三路，向旅顺发起总攻。在这关键时刻，龚照屿带头逃跑，其他将领纷纷效尤，全军将士人心涣散，营队大多自我解散，士兵们各自逃亡，旅顺口到处是一片仓皇逃窜的景象。只有徐邦道率部迎敌，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而败退。

　　22日，日军攻取了炮台，旅顺陷落！日军的一位指挥官十分感叹地说，若此炮台为我军把守，一个中队便可抵挡百万之敌。

　　就这样，曾经被李鸿章夸耀为“固若金汤”的要塞，竟然没有经过殊死抵抗就被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旅顺要塞，是被一群毫无爱国情操、毫无战斗力、毫无军人素质的“封建混混”给丢失的！是被贪生怕死的像龚照屿这样的“长腿逃跑将军”拱手送给日本的！

　　这些贪生怕死的将军们保住了狗命，可是，旅顺的老百姓却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屠城之灾。

　　二，威海卫丢失

　　1995年1月20日，日本经过周密的研究与部署之后，确定了避免正面攻打威海卫，从后路抄袭的方针。并从成山头登陆，对北洋水师的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海军基地——威海卫发起了进攻，以消灭困守在威海卫军港内的北洋水师，使满清政府彻底丧失制海权！

　　黄海海战之后，北洋舰队还保存有7艘军舰，13艘鱼雷艇，6只小炮船，还尚存在相当的海战实力。如果主动出击，还不至于被动挨打，甚至全军覆没。可是，李鸿章不是把北洋水师当成保家卫国的国家军队，而是当成了自己巩固地位的私家财产和在官场上博弈的谈判筹码。他甚至规定丁汝昌只能“避战保船”，并严令丁汝昌只可“避战港内，不得出大洋浪战！”这样，使北洋水师陷入了困守威海卫、被迫坐以待毙的十分被动局面。

　　日本在成山头登陆后，目的在于抢占陆地上的南邦炮台和北邦炮台，从背后攻击北洋舰队。在日军大举登陆时，丁汝昌急电李鸿章，主张趁敌人立足未稳，予以迎头痛击。可是，李鸿章仍然不允许北洋水师出战，强行命令：“如违令进战，虽胜亦罪！”

　　当日军向南邦炮台进攻时，孙万龄率军迎敌，广大清军迎着呼啸寒冷的北风和弥天的大雪，多次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当日军主力达到时，孙万龄不得已败退，南邦炮台失陷。丁汝昌果断命令军舰驶近南邦炮台，予以还击，一阵排炮过去，击毙了日本的海军少将大寺安纯等多人。同时，他还命令炸毁龙庙嘴等3座炮台，使日军只能占领一堆废铁！

　　而北邦炮台的守将戴宗骞则是畏惧敌人的“长腿逃跑将军”，1月31日，日军占领北邦炮台时，他早已经“安全”地逃离了战争现场，逃往了刘公岛。

　　南邦炮台的陷落，使威海卫完全陷入了日本海、路两路夹击的包围之中。2月6日，日军海军炸沉了来远号等3艘北洋舰队。2月7日，日本从海上和陆上同时向困守在港内的北洋舰队发起了猖狂的总攻，30多艘日本军舰一齐冲向港内，企图通过实现两面夹击，一举消灭北洋水师的野心。可是，丁汝昌宁死不屈，顶着日本的枪林弹雨，指挥余下的军舰奋起还击，在以后的几天里，丁汝昌毫不示弱，一次又一次击退了日本的进攻。并击沉2艘日本军舰，5艘鱼雷艇，但仍未能挽回被动挨打的局面。

　　2月11日，日本海路和陆路夹击日趋紧密，官兵及船只损伤很大，岛上可供反击的弹药几乎殆尽。而李鸿章又不补给后援，岛内军心混乱。丁汝昌十分痛苦地命令炸掉舰只，以不给日军任何有用的东西，却引起了一些将领的反对。而且，海军副统带英国人马格禄和美国人浩威在危急关头也开始变节，竭力煽动那些丧失了民族气节的官兵，一起向丁汝昌开枪示威，要挟他主动投降，以保全岛上人员的性命，却遭到了丁汝昌的坚决拒绝。

　　此前，日本海军司令伊东祐亨也致信丁汝昌，劝他投降。丁汝昌坚决回答：“予绝不弃报国大义，近唯一死以尽臣职。”

　　2月11日晚，丁汝昌召集11艘军舰的将领讨论突围的问题，可是，以马格禄、浩威等苟且偷生的洋员和被日军炮火吓破了胆的大部分官兵都拒绝突围，会议无果而散。这些无耻的将领们为了苟延性命，不惜唆使暴徒持刀威逼丁汝昌投降。

　　在孤立无援、突围无望的绝境中，在寒冷刺骨、北雪飘零的凄婉夜色里，在亲眼目睹了自己亲手扶持起来的北洋舰队行将覆灭，自己又无力回天的深深绝望中，丁汝昌下令把提督印截去一角作废，然后，万分悲痛地服毒自杀，以死殉国！

　　2月12日，由浩威等一伙民族败类盗用了丁汝昌的名义，起草了并递交了向日本的投降书，悬挂上了白旗，可耻地向日本投降了！

　　威海卫的11艘军舰和刘公岛上的炮台以及军械物质，也全部拱手送给了日本侵略者，日本人就这样占领了威海卫，至此，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建设起来的一支北洋舰队，由于操纵在李鸿章这样的一伙只顾争权夺利、不顾民族大义和国家危亡的封建败类手里，还没有实现它“富国强兵”的目标，就这样悲壮地覆灭了！岂不悲哀乎？

　　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北洋水师，曾几何时，它曾经是亚洲的一支很强大的海军力量！而旅顺海军基地，则是堪称世界一流水平的军港，曾经被李鸿章誉为是清朝“固若金汤”的军事要塞。可是，却遭遇了如此的惨败？为什么呢？

　　它的惨败，表明了即使是世界上再先进的武器，在腐朽没落的满清政府和腐败无能的李鸿章集团手里，也都无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抵御外国的侵略。

　　它的惨败，无情地宣告了洋务派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自强新政”运动的失败和彻底破产！中国也没有因为洋务运动出现所谓的“新政”，更没有因此而走上了一条“自强”的道路！

　　它的惨败，也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仅仅依靠一伙封建地主、买办和官僚所倡导的以中体西用为主导特征的皮毛方式的改革或者改良，是挽救不了中国的！仅仅依靠“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制约不了“夷”人的！

　　辽东半岛危在旦夕，淮军屡战屡败，名声扫地。1895年1月，清朝政府起用了以刘坤一为代表的湘军，出兵60000多人，开赴山海关前线抗击日本侵略。

　　由于前线指挥官刘坤一、吴大溦、宋庆等军事将领，也跟李鸿章一样昏聩无能，对军事毫无建树，从1月2日开始，清军组织的4次反攻海城，均告失败。2月28日，日军占领了鞍山，3月4日，日军进犯牛庄，由于守将李广久弃城逃跑，伤亡惨重，日军很快便攻陷了牛庄。

　　驻扎在田台庄的吴大溦和营口的宋庆也都是“长腿逃跑将军”，日军还没有到达，他们便早已逃之夭夭。接着，日军不战而胜攻陷营口，3月9日，日军炮轰田台庄，从营口逃跑到田台庄的宋庆再次弃城先逃。日本又很快占领了田台庄。日军的烧杀抢掠，使繁荣的田台庄成为了一片废墟。截止3月上旬，辽东半岛全部被日军占领，整个辽东半岛已经沦陷！

　　5.“日本国为蒙文明皮肤，具有野蛮筋骨之怪兽”

　　1894年11月21日——24日，日本铁蹄下的旅顺，简直就是一座血腥、恐怖、阴森的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一群毫无人性和人皮可言的日本军人，在这里，制造了长达4个昼夜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这种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和屠城方式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旷古未有，极为罕见的！

　　在世界历史上，日本军人的这种野兽的属性得到极度的展示和曝光，大和民族的个性和人格也因此而被世界认知，可以说，在世界上，除了希特勒的法西斯残忍与血腥才可以与之相比！

　　因此，大“和”民族，并不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而是一个好战的民族、残忍的民族、血腥的民族！

　　11月21日下午5时，当日本占领了旅顺时，为了报复徐邦道等清军在旅顺保卫战中对日军的阻击，日本侵略军第二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在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的亲自批准于默许下，疯狂地下达了一道让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士，甚至包括西方列强都倍感震惊和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密令：“除了妇女老幼以外统统格杀勿论！”

　　密令下达后，一场人类历史上都极为罕见的对旅顺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就这样在一个血腥的刽子手的命令之下疯狂地开始了。

　　大屠杀从11月21日开始，到24日截止，一共持续了4个昼夜。先后有20000多无辜百姓悲惨地死于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的屠刀之下！

　　执行此次大屠杀命令的士兵就像日本的一名随军记者在谈及当年大屠杀那不堪回首的惨状时所形容的那样：“我不敢相信那些手执刀枪的家伙，竟然是我的同胞，那不是人，那是一群野兽，是一群恶魔。”

　　在这场大屠杀中，这群贪婪无度的恶魔，肆意焚烧民宅，抢劫财物，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从残存的船舶到留下的各种武器，从囤积的清军粮食到老百姓的牲口，从街道的商店到郊区的民宅，凡是有用的东西，全都掳掠一空，几乎无物不抢，无物不掠，甚至“凡松土之地，无不挖掘五六尺”，以猎其有无。他们采取了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以至于整个旅顺鸡犬鸭鹅均不得安宁！

　　他们奸淫妇女、残杀儿童、暴虐老妇，几乎连禽兽不如，以至于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彻底丢掉了人类的假面具！

　　11月22日晚间9时，5名日军闯进家住四十八间房间的张兰秀家里。其时，她丈夫外出做生意没有回来。25岁的张兰秀抱着一个两岁的小孩，守着62岁的婆婆和两个小姑子在家里。两个小姑娘郑玉芳、郑玉花只有十二、三岁。三名日军闯进来后，先将两岁的小孩夺过来，投进水缸里溺死。然后，一名日军将张秀兰摁到炕上急于强奸，此时，张秀兰正赶上月经期……日本兵连声大叫：晦气！晦气，随手将刺刀插进了她的阴道里，并在里面搅来搅去，疼得张秀兰昏死过去。

　　两个小姑娘吓得藏在母亲身后直哭，两名日本兵立即扑上去，老太婆挡着说：“孩子太小啊，不行啊。”日本兵不由分说，又一刀刺死了老太婆。然后将两个小姑娘轮奸长达一个小时之久，发泄完兽欲后，又乱刀将两个小姑娘砍死。

　　“第一旅团第一大队的几个日本兵，将3个漂亮的青年女子抓回军营，3田里竟然遭到300多名日军的轮奸，2名少佐也参加了轮奸，直到3名姑娘被轮奸至死。”

　　“在一家裁缝店，十几名日军将两名女裁缝轮奸后，又拿打碎了口的酒瓶子扣在两人的乳房上用力地拧动，乳房被划得不成样子，血与肉块从她们的身上掉下来，后来又将滴血的酒瓶子塞到两人的阴道里，直至折磨致死。”几乎所有被杀的女子都被强奸过，残暴的日军甚至连孕妇也不放过。

　　在这场大屠杀中，这群杀红了眼的野兽，哪里还管什么“除了妇女老幼以外”的禁令，他们见人就杀，杀人如麻，以至于到了惨无人道、灭绝人性、令人发指的疯狂程度，和丧失了人性的野兽没有什么区别。

　　就连亲自参与大屠杀的日本士兵在后来的忏悔中供认的那样：“我疯了。从杀死那个女人之后……我成了一头野兽，我和参加战争的每一个士兵一样，丧失了人性。我见人就杀，和那些疯狂的同胞没有什么两样，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嗷嗷待哺的婴儿，我都杀。我以杀人取乐，还恬不知耻地让随军记者拍杀人的照片。”

　　就在大屠杀期间，亲眼目睹了这场惨剧的美国《纽约与世界》记者哈里曼于11月24日及时、准确、真实地从旅顺报道了这一骇人听闻的屠城事件，让全美国、全世界都为之震惊与哗然。

　　通讯报道说，日军第一军11月21日攻陷旅顺后，我亲眼看见旅顺难民并无抗拒犯军……旅顺全境人民尽为日人残杀，连日屠杀手无军器及非抗敌之居民多至无数，残体死尸堆满街道。我目下执笔书此，仍然闻到枪弹之声。

　　我见一人跑到日本士兵前叩头求命，日本士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上，一手以刀斩断其身首。有一人缩身于墙头，日本士兵一队放枪弹碎其身。有一老人跪在街道中间，日本士兵把他斩断为两段。有一难民在屋脊上，也被射死。……在我住的地方有间医院，悬挂了红十字旗，但是，日本士兵仍然对从那里出来的手无寸铁之人放枪。

　　另一位惨案的目击者、英国船员阿伦在他的回忆录《旅顺落难记》中十分详尽地描述了日军屠杀无辜百姓的残暴情景。11月21日晚，在天黑以后，屠杀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到处都是枪声、喊声、哭声、尖叫声和呻吟声。街道的景象可怕极了。地上被血水浸透了，遍地皆是残缺不全的尸体，而一些狭窄的街道完全被尸体堵死了，以至于不能行走。这种屠杀人类的罪状，这种奸淫掳掠的凶恶，我临死也不会忘记的。

　　就是这样，日军铁蹄所到之处，无一不陷入日军刀光剑影、尸首分离、血流成河的悲惨境地，整个旅顺的街道上、居民的宅院内、市内的沟渠边，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死亡尸体，到处都是充满哀伤和悲鸣的冤魂！

　　没有一条河流不被殷红的鲜血染红，没有一个池塘不是血色般地混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成为生灵涂炭的难民可以逃难的庇护所，甚至是红十字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乃至伤残人员，寺庙的道士、和尚和尼姑，也都无一幸免于日本军人的屠刀之下！

　　更可怕的是，城里人杀光了，又开始杀到市郊；市郊杀光了，又开始杀向村落，反复搜索，反复屠杀，等杀到最后，偌大的旅顺城，除了极少数逃出的幸存者外，全部被日军残杀殆尽了！

　　全城仅剩下印刷有“此人不准杀戮”的36人，他们是用来打扫这座被日军屠杀一空的人间活狱！

　　对于日军所犯下的这些滔天罪行，就连多少有一点人性回归的亲自参与这次大屠杀的极个别日本间谍、记者及日本士兵也供认不讳。根据小野六藏记载：我在市里街道上散步，看到每家多者十多名，少则二三名“敌尸”，有白发老爷，还有婴儿一起被打死，白发老婆和媳妇手拉手横在地上，其惨状不可名状。

　　步兵田仲藏在他的《从军日记》中写道：“看到旅顺市内的人皆遭杀，……一般人家也都有三人到五六人被杀，流出的血使人作呕。”

　　向野坚一在他的《从军日记》中则直接地称：“旅顺是在凄凄惨惨，旅顺市区内确实使人有血流成河之感。”

　　他在日记中说，当我们攻占旅顺口的那天下午起，旅顺再也没有安宁过。四天三夜的屠杀，几乎将所有的人全杀光了。等到后来，我们这群杀红了眼的野兽，在大街上到处乱走，竟然找不到一个中国人来杀，零星见到一两个中国人，他们身上却标着“此人不杀”的记号。后来听说第一旅团的一个下士，竟然将一个标有“此人不杀”的中国人也杀了，我想他是真疯了。

　　日军在旅顺的野蛮暴行和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经过目睹了此次惨案的西方记者和西方舆论的全面曝光后，引起了全世界的公然愤怒，激起了全世界一切爱好正义与和平的有识之士的坚决抗议，甚至是连默许、支持和唆使日军侵略中国的英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一致谴责。

　　美国驻日本武官、海军上尉欧柏在旅顺观察中日战事后，在他写给美国驻日公使谭恩的报告中对日军的暴行极为不满，他写道：“关于旅顺不幸的情况，自然，我仅能说明我所看到的。但是，我遗憾地说，就是这一点点，就足以使日本军队受到最严厉的指责。

　　就连自始至终不惜对日本的侵略行动持赞赏态度的英国著名国际法学权威胡兰德博士，也十分愤慨地说，关于旅顺时间则非常痛惜。在《中日战争之国际公法》一书中，他对日军采取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猛烈抨击，他指出：“他们除了战胜的当天以外，从第二天起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幼童。据说当时从军的欧洲军人及特约通讯员，目睹这一参保情况，无法加以制止，唯有旁观，令人惨不忍睹。”

　　美国的《世界》杂志更是十分客观而又准确地描绘了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的丑态和无耻的嘴脸：“日本是披着文明的皮，而带有野蛮筋骨的怪兽。日本今已摘下文明的假面具，暴露了野蛮的真面目。”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则于12月1日，从旅顺专程来到日本，亲自质问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愤慨地揭露日军滥杀无辜百姓的残暴行径：日军把俘虏绑起来后，随心所欲地加以杀害，甚至连平民和妇女儿童也遭杀害，这一事实是各国的特派记者和各国舰队的军官，尤其是英国海军中将都亲眼目睹的，请问外相先生，对此要采取什么善后措施？

　　12月15日，美国驻日本公司谭恩正式拜会了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并郑重地警告他：“如果现在日本政府不采取相应的善后措施，则日本以前所获得的名誉将完全毁掉。”英国、俄国等国家也向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发出了同样严厉的警告。

　　可是，面对国际舆论强大的压力，日本政府方面做出了什么样的“善后措施”呢？

　　11月25日，天皇睦仁私下对参谋总长小松客彰仁亲王说：“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这种屠杀是在所难免的”睦仁的讲话表明：他本人就是一个毫无人性的军国主义分子，他就是罪魁祸首！

　　12月15日，内阁总理伊藤博文则阴险地声称：“承认错误危险甚多，而且不是好办法，只有完全置之不理，专采取辩护手段，别无良策。”伊藤博文的讲话则更加反映出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险、毒辣和狡猾！同日，伊藤博文还向陆奥宗光训令说：“惩办一事，非常危险，亦非上策。”

　　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分子山县有朋则公开为其罪恶行径开拓：“倘若承认错误，将挫伤我帝国将士的勇武，这是万万不能做的。”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强盗逻辑与殖民侵略者的无耻嘴脸！

　　他们竟然把屠杀他国人民和百姓，当作一种勇武来崇尚，这是何其可怕的野蛮品质！对于我们今天的国民来说，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言行掉以轻心！

　　为了掩盖日军的罪行，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还是硬着头皮，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公开向全世界撒谎，并炮制了《关于旅顺口事件的辩解书》，这就是所谓的《陆奥声明》，企图为日军罪行辩护。二是用金钱贿赂西方舆论。三是焚尸灭迹，消灭罪证。日军于1895年2月，将被害的无辜百姓的尸体集体火化，装了三口棺材的骨灰，埋在了白玉山东麓，并插上故意写有“清军将士阵亡之墓”的木牌，有意欺骗世界舆论。

　　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世界舆论会记住，正如英国海军士兵、亲历旅顺大屠杀现场的阿伦所说，那些死里逃生的中国百姓会记住这段罪恶的历史。今天的万忠墓也会记住这段难以忘怀的悲壮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