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策略》

　　1853年，遭受过美国侵略叩关的日本，再一次敏感地感受到了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强烈震撼和巨大冲击，有着强烈民族危机意识的日本幕府革新派，在1868年3月，开始了以“文明开化”、“置产兴业”和

　　“富国强兵”为三大内容的明治维新改革运动，使日本很快走上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从而使得它在1910年7月便废除了同欧美11个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幸地跻身到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列强的行列，彻底地摆脱了西方列强进一步瓜分和蹂躏所带来的民族危机。

　　这次历史性的伟大变革，不亚于大化革新运动，之于日本的重要性，使它赶上了时代的潮流，彻底地改变了日本在近现代以及当代的历史运命，真正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

　　明治维新之初，羽翼未丰的日本对于饱受西方列强欺凌和蹂躏的亚洲邻国，不是采取“同呼吸、共命运”的患难与共的抵抗，而是采取了迅速划清界限的“脱亚入欧”的发展战略，与倚强凌弱的军国主义扩张政策。尤其是随着国力和军事实力逐渐强大，日本走上了200多年对外侵略和扩张的不归之路。只有在饱受了美国两颗原子弹的大轰炸和大屠杀之后，在美国对它进行了军事殖民统治的60多年里，日本才老老实实地“和平了60年”。

　　日本之所以采取了这种军国主义扩张政策，是深受了第二个军国主义鼻祖吉田松阴极左思想的影响造成的。早在19世纪50年代，也即1855年，被日本奉为师表和神明的吉田松阴，便野心勃勃地为日本规划了一幅侵略和吞并中国、占领印度、统治亚洲和世界的远景方案：“为今之计，如能以和好牵制二虏（指美国、俄国），乘隙实行富国强兵，开垦虾夷（指北海道和千岛群岛），晓谕琉球，夺取满洲（指东北）朝鲜，吞并南方（指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然后挫败美国，制服欧洲，日本就将无望而不胜（即称霸全世界）。”吉田松荫是近代日本历史上的第二个军国主义思想家，他的这些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参议院议长山县有朋等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并成为了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

　　而在吉田松阴之前的19世纪20年代，日本的另外一个军国主义分子——日本军事理论家佐藤信渊更是野心勃勃，他明确地提出了“日本（是世界）中心论”的观点和思想。他竭力鼓吹“皇天御国乃大地最初形成之国，世界万国之根本。若能以其根本为经纬，则全世界悉为郡县，万国君长皆为臣仆。”

　　佐藤信渊认为：“当今世界万国之中，皇国最易攻取之地，莫过于支那国满洲。”“由皇国开发他邦，必先吞并中国而肇始。”

　　由于深受这些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明治维新政府刚一成立，明治天皇便在《天皇御笔信》中公开宣扬：“日本乃万国之本”，它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用武力征服全世界。

　　1872年，刚刚开国不久的日本羽毛还未丰满，自己还在饱受欧美列强的侵略，便急不难耐对四周弱小的地区和国家展开了侵略攻势！

　　借口1871年发生的琉球事件，硬说琉球王国是日本的领土，并为琉球渔民报仇，通过武力镇压了琉球人民的反抗后，于1879年4月4日，出兵占领了琉球，随即宣布废除琉球国，将它划为日本的冲绳县。

　　300多年来，一直是中国藩属国的琉球王国，就在李鸿章“琉球地处偏隅，尚属可有可无”和“琉球朝贡，本无大利”投降思想路线的主导之下，成为了日本实现帝国梦想的第一个猎获物。即吉田松阴的“收琉球”。

　　而清朝出卖琉球，则引起了世界舆论的一致抨击。由外国评论这样说道：“琉球事件真正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它向世界宣布：富饶的满清帝国愿意任人宰割，而不愿用武力抵抗。”

　　1874年，日本便开始执行其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的第一步，即吉田松阴所说的“取台湾”。日本便在这一年派出大军，向台湾发起猛烈攻击，企图占领我国台湾。由于遭受到了清朝大军压境的坚决抵抗和有力回击，日本大陆政策的第一步战略计划遭到了失败。

　　奇怪的是，正义和有力量的一方清朝，则给了没有正义的侵略者以50万两白银，让其“体面退兵”。足见清朝政府腐朽到了何等地步，以至于外国人讥笑满清统治下的中国为“东亚病夫”！这真是国人的耻辱！

　　1875年9月20日，日本派出云扬号入侵朝鲜西海岸，并侵占江华岛。1876年2月26日，迫使朝鲜政府投降，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攫取了领事裁判权，日本货币可以在朝鲜自由流通权等一系列政治、经济特权。并在短短的10年内，迫使朝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1882年和1884年，日本又逼迫朝鲜签订了《仁川条约》和《汉城条约》，从而攫取了在首都汉城驻兵的特权。《济物浦条约》的签订，使得朝鲜沦为了日本的“附庸国”，成为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由于据有朝鲜作为侵占中国的跳板，野心勃勃的日本便开始了向中国磨刀霍霍。中法战争之后，日本一股军国主义分子便大肆叫嚣，不给中国已喘息的机会，应当立即发动侵华战争。足见日本急于侵略中国，幸好，中国在战场上打了胜仗，才使日本明治政府采纳了另外一派的建议。

　　1885年，日本维新派思想家福泽俞吉在他的著作《脱亚论》里，及其露骨地披露了日本人“脱亚入欧”外交政策的理由。他曾这样辩解道：“我们最初设想是一起等待清、韩开国，共同谋求亚洲的兴隆（其实只是一句外交托词而已）。但时间也不允许，所以，我们应当同他们断绝朋友关系，与西洋文明国家一道采取共同行动。对待中国、朝鲜的办法，不必因为是邻居而稍有顾虑，西洋人怎样对待他们，我们也就应当以同样的方法对待他们。”这就极为露骨地表明了日本人“脱亚入欧”的真正动机和野心了！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一份极为详细的侵略中国的方案《征讨清国策略》。它主张趁中国满清政府腐朽无能、国力衰落之机，“以五年为期作为准备，抓住时机准备进攻”，对中国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侵华战争，“以折其四肢，伤其身体，使它不能活动。”1确立了五个侵略步骤的“大陆政策”。也即是：第一步，征服中国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征服满蒙；第四步，征服全中国以及印度；最后是征服全世界。

　　日本刚一立国，便出笼了如此雄心勃勃的征服世界的“宏伟计划”，是跟它深受并师从的军国主义思想分不开的，这种方案简直就是吉田松阴军国主义思想的翻版和具体化。而日本以后历次开展的侵略活动，均是按照这个臭名昭著的方针行事的。

　　《征讨清国策略》的出笼，已经标志着日本从扩军备战即侵华实力上的准备上升到了侵华具体政策的完备，它无疑宣告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的到来。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担任日本外相的大隈重信曾经在甲午战争前夕，已经毫无遮掩地公然叫嚣：“日本洗雪它在1884年所蒙的耻辱（指1884年甲申事变，中国使日本插手朝鲜失败一事）的时候已经到来了。如果小心利用目前独一无二的情势，日本就可以……使自己成为不仅受朝鲜敬畏、而且也受其他一切国家敬畏的强大帝国。”

　　1890年，日本爆发经济危机，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为了扭转国内视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极力主张向朝鲜和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并大肆扩张。就任日本内阁总理的山县有朋在国会发表《外交政策》的施政演说时，直接要求国会通过对中国作战的军费预算。它甚至公然声称：“国家独立自卫之道，一是捍卫主权线，二是防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山县有朋所谓的“安全紧密之相关区域”，就是赤裸裸地道出了他想侵略和吞并朝鲜与中国的野心！

　　日本的外相陆奥宗光在他的回忆录《蹇蹇录》中开宗明义地讲：“陆军认为辽东半岛扶朝鲜之脊背，遏止北京之咽喉。为国家前途大计，决不可不归我所有。”这样，大日本帝国便把侵略战争的矛头十分明确地指向了朝鲜和中国。

　　在甲午战争前，日军大本营做了充分的战前准备，不但精心策划了制胜之道，而且还做好了战败的准备以及三种预备方案。1894年8月5日，日本参谋总长向天皇提交了第一期作战计划，估计到了中日战争有三种前景的可能。一是取得战争胜利，日本海军一举击败中国海军，夺得制海权，在直隶平原与清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彻底击败清军，迫使清政府投降。二是胜败未决。日本海军与中国海军战成平手，日本海军没有取得制海权，则驱逐驻朝清军，把朝鲜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三是被清军战败。日本海军决战失利，中国海军夺得制海权，日本撤回在朝日军，进行本土防卫。

　　在日本人中，也有人认为日本不可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日本人大久平治郎在其所著《光绪帝》一书中也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日清开衅之初，帝（光绪帝）立意主战，观其请停颐和园工程以充军费，意亦大可见矣。试使支那（中国）君臣一心，上下协力，目的注于战，则我国（日本）之能胜与否，诚未可知也。”

　　2.腐败的清朝居然幼稚地把日本定性为“蕞尔小国”

　　1894年7月16日，日本和英国签订了新条约，英国郑重地支持它在远东的行动。当日本做好了战争的一切准备，包括在外交上取得了英、美国的支持和沙俄的默许，已经把战争的屠刀架在了中国人民的脖子上，并千方百计地寻找战争的“借口”和“理由”。

　　1894年3月，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致日本驻英国公使的信中说：“国内政局越来越紧张，用通用手段已经不能使这种混乱平息下去。但是，要开战也还不能没有任何的由头。”

　　在战争越来越临近的时候，西方列强也普遍认为清朝力量强于日本，战争有可能是清朝取得胜利，日本必然招致失败。

　　与此同时，清朝政府与国内民众轻视日本的心态也达到了极点，上上下下都普遍认为日本不过是蕞尔小国，不值得一战。1894年7月28日，《申报》的评论特别典型，该评论说：“以我堂堂天朝，幅员之广大，人民之多，财赋之厚，兵卒之精，十倍于尔，尔乃自不量力，轻启兵端，是不明乎大小之势矣。”

　　甲午战前，张骞对翁同龢说：“以日席蕞尔小国，何足以对抗中国大军，不重创之，则无以宣我国威。”2翁同龢也认为北洋水师船只与吨位均强于日本，镇远、定远等巨舰为日本所无，陆军方面我军已经占据有利地形，故一定可以战胜日军。

　　满朝文武大臣中，大多数也主张对日本宣战，只有李鸿章、孙毓汶等寥寥少数人反对。但是，最可悲的是，大敌当前，整个清朝朝廷上上下下，不是团结一心，一致抗日，而是内耗不止，始终存在着主战派与主和派的争论，更没有一个统一指挥、协调作战的最高决策和指挥机构。具有讽刺意思的是，战争的最高决策权还掌握在主和派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的手里。

　　作为满清政府的最高掌权者慈禧太后却公然置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于不顾，对火烧眉毛的战争大不以为然，更不责令当朝的另外一位实权人物李鸿章去认真督办战争，做好一切准备，而是把个人的六十大寿放在了头等位置！

　　她甚至早在甲午年初就放出话来，抱怨自己的五十大寿让法国人搅乱（指1884年——1885年的中法战争）了；六十大寿一定要好好隆重地庆祝它一番，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战争）给碍着！

　　为了达到隆重庆祝的效果，慈禧太后本人还亲自点将，指令礼亲王世铎成立了“总办万寿庆典”，1894年年初，清朝政府就开始了大面积地修缮颐和园，而且从宫内出华门到颐和园的所经沿途，也大肆铺设“景点工程”。或扎彩亭彩棚，或设置灯楼戏台，每五步就搞起一座点景工程，沿途共分60段搭设经坛，真是气势恢宏！由于庆典耗资太大，慈禧太后不惜挪用北洋水师的军费来装修颐和园！

　　她还“慷慨有加”，对各级王公大臣们一律给予加官晋爵，或者添俸加禄，以显示她的“恩惠仁慈”！而她却对祖宗、祖国，乃至对中华民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渎职罪”！

　　这跟日本政府为了筹集海军经费，壮大国家实力，日本天皇多次下谕旨，要求各级官员和皇宫大臣节省内廷经费的做法是多么的格格不入！

　　更加令人气愤的是，当中日甲午战争眼看就要烧到中国边境，户部要求停修从宫内到颐和园沿途的那些“点景工程”，把这笔费用移到备战军饷时，慈禧太后竟然怒不可遏，大发雷霆，居然狂叫：“谁要是过生日这天让我不快乐，我就叫他这一辈子都不快活！”这就是满清政府一国之君的大国胸怀和治国韬略！从她所代表的腐朽的封建体制、极端自私自利的封建观念、胸无国家和民族、更谈不上关怀人民生死疾苦的腐朽行径，就可以看得出甲午战争必然失败的总根源！

　　而掌握了清朝军、政及外交大权的第二号实权人物李鸿章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和挑衅时，又是坚持怎样的一种看法和态度呢？

　　首先他对日本的认识是十分幼稚和粗浅的，在他的眼里，日本不过是“蕞尔小国”，不是眼前疾患，而是未来之疾患！

　　其次，面对日本妄图通过发动战争的挑衅，不是去进行认真的战争准备，而是十分幼稚和无知地把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希望，寄托在外国外交调停之上。连英籍总税务司赫德页曾经这样悲观地感慨道：“调停外交把中国骗苦了，因为依赖调停，未有派出军队进入朝鲜，是日本一起手就占了便宜。”

　　他乞求英国不灵、哀求德法不应、求讨美国无果。甚至在外交调停遭到失败与全面落空的时候，战情形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仍然不积极备战，甚至还对公然侵略的日本产生了一种极其荒谬的幻想：“我不先与（之）开仗，彼谅不（敢）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拙，切记勿忘。”

　　第三，对日本发动的战争采取了被动防守的政策。当战争切切实实地发生的时候，他不是采取了主动灵活与防守反击的积极态度，而是采取了被动消极的防御政策。

　　他一方面电令负责朝鲜军事事务的袁世凯，指示他“仍静待，勿忘动”、“要坚贞，吾怯退。”另外一方面，他电令并训示朝鲜战争的总指挥叶志超，“切勿多事”、“静守勿动”，把维持片面“和局”的幻想寄托在自觉遵守所谓的“万国公例”、自动放弃对华侵略的“一纸空文”之上。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清朝的驻地军事指挥官都在干什么呢？在李鸿章片面求和和“投降政策”的驱使下，驻朝鲜的清军指挥官在战前丝毫不作认真的战争准备，从不搞什么军备训练，只知道贪污和克扣士兵军饷，以至于军心涣散，士气低迷，只能坐以待毙，等待日本侵略者的进攻，甚至有一些清军将领在日本军队大举进犯中朝两国的关键时刻，置国家和民族的安危于不顾，竟然擅离职守，擅自逃跑，不服从统一指挥。一旦战争危及到自己生命时，只知道丢弃战场和士兵，自己拼命逃跑，甚至是一个比一个“跑得快”！尤其是被派到朝鲜协调统一指挥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叶志超更是“世界逃跑冠军”！

　　“1894年11月7日，正值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再急的军情，也急不过西太后的六十大寿。此时此刻，日军却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中国的大连湾，把战火烧到了中国境内。前方战败的电报如雪片般地飞来。”然而，她却在颐和园看戏的中央坐厢里，兴高采烈地过起了自己的六十大寿。当看到军机大臣齐刷刷地跪在慈禧太后脚下时，还显露出一脸的极不高兴的样子。她极不耐烦地说：“你们下去吧，在这三天之内，不准再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来烦我，让我痛痛快快、高高兴兴地过完这个生日再说。”

　　黄海海战之后，尤其是李鸿章，仍然把北洋水师看成是自己维系大权的私人筹码，竟然置于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不顾，仍然采取消极避战的策略。他命令北洋水师“避战港内，不得大洋浪战。”

　　当旅顺告急，作为北洋水师的现场指挥官丁汝昌亲赴天津，当面请求李鸿章准予派兵出海救援，却遭到了李鸿章一阵严词痛斥：“你只好好地在威海卫守护好自己所统管的几只舰船，其他不是你的分内之事，无需你多管。现在日本人气盛，你一定要避免与之接战，以保全船只。如果违逆，擅自出海，与敌接战，即便取得胜利，我也将对你严加之罪。”呜呼，天下岂有李鸿章的这种逻辑！就是打了胜仗，也得严加治罪！

　　呜呼，由这样的昏君，这样的宰相，这样的逃跑领军提督叶志超，焉能奢求国家的安宁乎？战争的胜利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