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知道的，我父亲在农村就算是知识分子了，因为他毕竟是举人的侄子，所以有文化，能写信。我大概也给父亲写过信，但后来主要写信给二大爷。举人的老大、老二是亲兄弟。分家时候当然平均分了。老大（大大爷）一辈子和我们没有什么来往。他那个人是，不知道怎么说呢？大大爷和二大爷分家的时候，举人的房子，大大爷就住下了。

　　 大大爷有个儿子叫季宝庆，宝贝的宝，庆祝的庆，我并没有见过他。季宝庆比我大好多岁，娶过老婆，也生过孩子。生的是男孩子。我下生的时候，季宝庆已经不在了。季宝庆的孩子，都叫他刘二，也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姓刘的刘。

　　 大大爷不善于经营，大概是参加过农业劳动，但是经营不行。二大爷善于经营，结果起码是富农，也可以说是地主。他雇着长工，雇着一个长工，他自己不参加农业劳动。长工管着种地，养着两条肥牛。二大爷在官庄前街是第二富翁。第一富翁就是张家楼，就是院墙上有铁丝网的那家，装上铁丝网，外人进不去。到后来我在北京念书，有一年（哪一年忘记了，可能是母亲死的时候），这个张家楼啊，一看我是北京来的学生，请我到他家里去，炒了一盘子鸡蛋，摆出酒来，让我吃酒。因为那时候我在北京（上大学），（所以在）我们附近很有点名啦。

　　1999年9月，季羡林给故乡小学捐赠图书

　　 我们那个村子内外难分，它没有围墙。外边就是我二大爷的场院。场院，土地很多的人家才有场院。平常用不着。当时大大爷为什么不行，我不知道。反正当时分家时候是平均的。二大爷土改的时候，忘记给他划了个什么成分。我记得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喝茶。喝茶喝的当然不是什么龙井啊，不是那个，就是最便宜的茶叶。他每天下午啊，大概得喝半下午的茶，大碗的。我们那里也没有壶，煮茶就是用饭锅煮。饭锅里面煮粥，开水沏茶。所以我对二大爷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每天下午喝茶。他也没有别的享受，我就不记得他吃过肉。

　　那时候我们家（贫穷），我那时候也不过五岁，早晨起来以后，到村庄外边的高粱地劈高粱叶——高粱叶可以喂牛的。所以一起来以后，先到高粱地，劈一捆高粱叶背在身上，背到二大爷家里边。二大爷，他不是有两头牛吗？高粱叶是喂牛的。所以每天早晨，我那时候最多五岁，六岁就进（济南）城了嘛，背着一捆高粱叶，就在二大爷家不走，以为自己有了身价了：我给你作了贡献，劈了高粱叶，喂了你的牛。目的就是混一顿饭吃。他那个饭也没有什么，就是“黄的”，玉米面或者苞谷面，就这两种，做的窝窝头。饼子也吃过。饼子就是往锅上一糊。

　　 那时候我大奶奶，就是举人的夫人，还在。她是唯一的，官庄前街能吃“白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大概四五岁，早晨起来以后，从来也不洗脸，一骨碌爬起来，去村头大柳树那里。那时候大奶奶就坐在大柳树下边。她穿着肥大的衣服，看我来了以后，把手伸进衣服去（兜在衣服里面），掏出这么一块白馒头来。这是她留给我的。那是我一天里最高兴的时候，因为可以吃这块白面（馒头）。差不多每天都是这样子，我记得，她老是坐在大柳树下边，当然不是躺椅啦。大柳树下不是村里什么重要的地方。我起来以后，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她，看她手一缩，拿出一小块（馒头）。

　　 当然，那是最美的啦。二大爷啊，我不记得他吃过“白的”。我劈了高粱叶，送给二大爷喂那两头牛，坐那里等着蹭一顿饭时，不记得他吃“白的”。我只记得他吃过炖肉。我们官庄是小庄，没有集，要买肉，得去赶集。我记得二大爷的最高享受就是赶集买一斤肉，回来在锅里边炖肉。家里就那么一个锅。什么炒菜的勺啊，都没有。我记得的，他炖肉起码有一次。他也不吃“白的”，吃的也是玉米面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