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逝世马上就满一周年了，但是他的身影好像一直在我眼前，从来也没有离去，他的灵魂也一直在和我交谈。我的思念不绝于缕，在整理本书之时，两年前开始听季老口述历史，并且与他交谈的那些场景，清新地活现在眼前。

　　 2008年10月1日，住在北京301医院的季老让人给我发短信，说希望和我私下谈谈。当时我正在山东泗水尼山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接到这条短信，我很纳闷，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但是很快，季老身边的人给我来电话，简单说了季老想让我当助手的想法。说到这里，还得解释一下我和季老的关系及之前的交往。

　　 我算是季老的“半个学生”。实际上我与季老相识，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之久了。早在1965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学习，季老时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五年本科期间，虽未直接得到季老的授业解惑，但在我眼里，季老是一位德高望重、颇有学者风范的大家。也许正是因为有了“大家”的印象，所以尽管季老平易近人，我一直不敢接近他，更不敢登门拜访。

　　 1982年，一次偶然机会，已工作多年的我回母校办事，在外文楼前巧遇季老。我犹豫了一下，因为怕季老不认得自己，显得尴尬，但最后还是硬着头皮走上前向季老问好。谁知季老看到我后，连丝毫的迟疑都没有，问我道：“干吗来了？是不是来查资料啊？阿拉伯文资料只有我们这里是最全的。”我听后很感动，没有想到17年后，桃李满天下的季老居然还如此清楚地记得，我这样一位普通的学生是学什么专业的。后来我的恩师，同时也是季老的同事刘麟瑞教授说，季老拿一张系里的新生名单，可以对照照片将上百个学生的名字都记得住。当然，在赞叹季老拥有惊人记忆力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感慨先生体念学生的殷殷之情。

　　 北大一别后，我因为工作关系联系过季老几次，每次交往的过程都让我颇感意外，却也了解到季老谦虚严谨的治学态度。比如，山东大学《文史哲》主编丁冠之教授曾经委托我几次向季老约稿，季老致信说：“我一向认为《文史哲》是一份有水平的学术刊物，有口皆碑。要求我提供文章，这是一种光荣。但是我写的东西，只要我认真从事的，其中难免有一些古怪字母。这种文章送给人家，给排印造成困难，我心里每每感到不安。”就这样季老以自己搞的东西“古怪”而婉拒了《文史哲》的前几次约稿。1994年，《文史哲》再次约请季老撰写学者谈治学的稿件，季老一开始仍然拒绝。在我的“软磨硬泡”下，季老终于答应可以提供资料给我，于是有了我的那篇《学贯中外的季羡林先生》（1995年得以在《文史哲》上发表）。后来，季老评价这篇文超出了他的期望，我当然很欣慰

　　 此后我萌生了为季老写传的想法。当时很多人都想做这件事，季老都没同意，我心里也直打鼓。直到季老对我所写的文章和学术研究成果表示肯定，并且写信给我，表示愿意让我写传时，我才有了底气。

　　 1996年1月份，我在季老家汇报完有关传记的准备情况，季老因为自己没有时间，便让秘书李玉洁女士请我在北大勺园吃饭。大概是出于对我的不了解，席间，李女士直率地问我有什么资格写《季羡林传》。我诚恳地回答说：“要论资格，北大有那么多季老的同事、学生，有研究季学的教授，我还真是没有资格。但是有一点，我和季老同是山东人，我想我可以从山东的文化底蕴来解读季老的治学和为人。我可能能够理解季老成长的环境，以及所受齐鲁文化的影响。”李玉洁女士听了这番话，再没有说什么。就这样，我准备半年多后，写了一份《季羡林传》的提纲，找了一个下午，到季老家念给他听。季老听后，将提纲中的“济南一中”改为“济南高中”，并要求我写作时“实事求是，不要溢美”。随后，我执笔书写，终于在1998年初完稿，交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之后，我和季老的交往就越来越多。随着对季老的了解，我也先后写了《季羡林之谜》、《东方学人季羡林》等书。

　　 再回过头来说季老让我给他当助手一事。因为当时季老的秘书另有其人，所以是否答应这件事，我犹豫了，但想到多年来季老对我的指导和信任，最后我还是给季老身边的人回了电话，表示处理完近期的事情后会尽快去季老那里。

　　 我是在2008年10月9日到北京的。10月10日上午，我赶到301医院拜见季老，季老提出要让我帮他作“口述历史”（即季老口述自己的一生，而我来记录和整理）。略作交流后，季老让我下午再去一趟。下午，正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出版中心的杨磊总编辑要让我转交给季老版税，我有个原则，从来不转交稿费或版税，于是我就陪杨磊一同去301医院，我们同季老大约谈了三十多分钟。10月11日上午，季老写了让我当助手的授权书（当时我不在场）。10月12日上午，我去301医院，先向季老核实了过去有过疑问的几个问题，比如他的笔名等。季老又谈起了“口述历史”，并强调自己要口述的第一部分内容会侧重于谈性格是可以改变的。当时季老和我约定，从13日上午开始，正式开始口述。

　　 2008年10月13日，早晨5点，我从远在昌平的住处出发，7点准时进了季老病房。护工岳爱英说，季老已经在等我了。就是在那一天，季老很明确地告诉我为什么自己想作“口述历史”，又为什么要我来帮助他做这项工作：

　　 过去我写过的自传，好多事情没有写，有些事情绝大多数对我有兴趣的人还不知道。现在有必要更多地透露出一些，但我现在也不一定全说。

　　 口述历史有什么意义？现在学术界比较流行，有的口述历史已经出版。对我自己来说，也很有意义。我已经年近百岁，应该对自己的一生作一个小结。

　　 为什么想到你呢？因为我们相交甚久，互相了解比较多。你以前写过我的传记，对我比较熟悉。你做这个工作最恰当。

　　 季老还定下了自己口述的原则——“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季老本来打算用八九次就完成口述，但实际上开讲以后，对往事的回忆不断使他想起更多的东西，所以后来他对我说，不限定口述的次数，什么时候完，根据情况决定。口述时也没有按什么特定顺序，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

　　 301医院为了保证季老的健康，规定每次口述不要超过50分钟，但季老有时候谈在兴头上，时间限制就被抛在脑后。我清楚地记得，有几次口述时间超过了两个半小时，护工岳爱英干预，季老说“不要你管那么多”；我也多次建议停止，季老说“我没有那么娇气”。搞得我们都很无奈。为了赶进度，季老让我每天上下午都去，早晨6点半、下午3点各作一次。这样进行了3天，301医院发现了，规定每天只作一次口述，季老也不得不服从，不过这也正好符合我的意愿。

　　 在大多数情况下，季老是给我一个人讲。有时候季老的儿子季承赶巧会在场。还有几次，是我正好带朋友去，便和朋友一起和季老谈，如刘梦溪、陈祖芬夫妇，汤恩佳夫妇，潘石屹先生，张立文教授等。我一般是用录音笔把季老口述的内容记录下来，留待日后整理。

　　 就这样，我陆续为季老作了74次口述记录。2009年6月，我应邀去美国访问。临行前，也就是6月16日下午，我去季老处告别，又作了一次录音。季老这一次谈得很愉快，录音结束后还叮嘱我从美国回来以后马上到医院，继续记录口述的工作。我告诉季老，我为他编的年谱已经编完，从美国回来后会念给他听，以便把不准确的地方改正过来，季老高兴地答应了。截止到这一次，季老一共口述了75次。

　　 没有想到的是，我从美国回来，季老已经驾鹤离我而去。我长时间陷于极大的悲伤之中。

　　 在给季老记录口述内容的十个月里，我往返于北京与济南之间，在北京时，则每天乘坐公交车和地铁，从昌平住所到海淀301医院往返一次。不管是风雨交加，还是大雪漫天，只要是与季老约定好了时间，我一定会准时赶到他那里。这十个月，我人生经历里边最重要的十个月，是在季老身边度过的。当年在北大没有机会听季老上课，长期感到遗憾，这次终于补上了，而时间正好是一学年。平心而论，这十个月，我是辛苦的，而且有巨大的思想压力，但是我更是幸福的：有机会聆听季老谈他的人生经历，谈他的学术历程，谈他的养生经验，谈他的感情隐秘……我听到了那么多不曾听到的故事、趣闻，最重要的是，又一次感受到了季老的人格魅力。

　　 季老作口述时，已年近百岁。听说他要作口述，有些人刚开始还有些担心，怀疑他的记忆力。实际上，口述时，七十多年前在济南看过的戏，甚至戏中主要演员的名字，季老都记得清清楚楚。有一次谈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和同学去南京请愿，让蒋介石出兵抗日，我问他领队的名字，他很快就回忆起来，回答说是当时的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尚传道。

　　 经常在口述时，他讲起以前的趣闻，自己哈哈大笑。一次他还给我“讲笑话”：

　　 有一次金岳霖告诉我，大家都说他糊涂，也说潘梓年糊涂（那时候中国科学院还没有分院，潘梓年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主任）。有一次，两人碰见了，决定赛一赛究竟谁更糊涂。一天开会，需要签到，金岳霖大声问身边的人：我姓什么来着？大家都说：你姓金，金岳霖啊。等到潘梓年签到的时候，他也是问：我姓什么来着？大家告诉他：你姓潘，潘梓年啊。他又问：是哪个潘啊？结果潘梓年获胜了。

　　 说到这里，在场的人都被季老逗得大笑。

　　 季老的口述几乎每次都有精彩的段子，幽默不断。他把一生珍藏的回忆，包括感情生活，和盘托出。后来整理录音时，我经常发现有高潮迭起、妙趣横生之处，听着录音里的妙语连珠，谁能说口语化的人生讲述不精彩呢？

　　 因为媒体的报道，很多人都关心季老的“口述历史”何时面世。我深知责任重大，一直在非常慎重地整理，完整地呈现还要一些时日。很多朋友急于了解季老“口述历史”的内容，于是我从这十个月的口述中选取了一部分内容预先出版，以飨读者。

　　 《胡适口述自传》的作者唐德刚，曾借用朱熹之言“记人言语最难，不得其意，则往往以己意出之”以说明口述历史类作品的局限。《胡适口述自传》被史学界誉为了解胡适其人的必读书：“先看德刚，后看胡适。”即使如此，唐德刚也不敢保证，自己绝对没有“以己意出之”的地方。因为一切口述历史，往往都是如此的。甚至古圣先哲，亦所难免。《礼记·檀弓》里，就有一段孔门弟子误记“夫子之言”而引起抬杠的趣事。我想眼前的这本与口述历史有关的书，也难免会存在这种情况。如果有罪我者，我当然不会感到惊奇，而且我也会虚心听取罪我者的意见。

　　 蔡德贵201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