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岁末，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的父亲母亲打着电筒，踩过凹凸不平的田坎，敲开我的房门，告诉我一个想都不敢想的喜讯。

因为一名干部子弟选择了当兵，父亲所在的文教系统领导，为解决干部子女就业争取到的五个在“自然减员”名额居然剩下了一个。而当时下乡知青的返城政策是必须有两年“乡龄”，而这个条件，在74年过渡到75年的最后关口，我所属的那个城市的文教系统，只有我一个人够资格。一得到这个机会，父亲和母亲就连夜赶到我所在的生产队，一是要告诉我这个天大的喜讯，再一个是要第二天赶早翻山越岭去公社和乡政府，逐层给我办理返城手续。

父亲说：“萧涛涛，过了元旦你就是国家干部了噢，你要去一个集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