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大队贫革委“三羊”赶到罗公馆，才知道，他们大队算是全公社“最后一个伸手的”！办公室甘鸡儿说，今年春荒，差点儿就熬不过来。生拉活扯，拖拢小春。公粮征购后，各大队都反映，至少短一个月口粮。果然，眼下的“夏荒，打熬不过，成灾了。”他说，前几日，县上来人和公社革委会的人一起，半夜三更“随机”突击察访了沿河大队五家人户。“那才叫一个惨！其中三家人，颗粮食也没有。粗糠磨成细糠——真像过去诉苦大会上说的——‘日无逗鸡之米，夜无鼠耗之粮’”。甘鸡儿告诉他们，他刚从县城回来，马主任还在县上等消息。县革委张主任、车副主任和白常委他们，都到市里面“要饭”去了。市里也困难。据说赵连根带人在省城 “蹲守”着，“反映情况”！有传说，市政府拟定了两个方案：尽力争取“救济”粮；实在不行，市、县政府出面，“借粮度荒，两个月后，大春归还”。

六月十五日，通知下来了。既不是“救济”粮，也不是“借粮”，是“返销粮”。就是农民卖粮食，支援国家，农民困难了，返回来，卖给农民。听说是“返销”，“不用还的”，都高兴。估计，不是谷子就是小麦。米、面都行。牛天香回来，说是正抓紧运“东北包谷”来。罗站长说，“火车皮。东北发车，全线绿灯，连更连夜，运来救命！”

各大队标准不一，反修大队人均二十八斤，折算下来，“一个全劳力”能买回来四十多斤玉米。

东北天寒地冻的。头年收的玉米，水分重，很润。磨面，夹磨子。于是干脆用水泡了，磨成浆。搅“面羹”。东北包谷有点糯，搅面羹很好喝。葫芦尾河社员自留地宽。蔬菜、瓜果多。磕磕碰碰的，各家各户勉强能支撑到打谷子了。都说“又饿不死了。全靠政府大方。知足！”想想这几年，老天爷风调雨顺的，守着玉扇坝这样的良田沃土饿肚子，差点儿就讨口要饭了——还农民伯伯呢，羞不羞啊！扪心自问，怪谁？矮子幺爷发牢骚，对牛道松说，“文化革命，革命革命，革过去革过来，革得他妈的真要命！完全是自己在作践自己。老辈人说的，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一点儿不假。”牛道松笑，“你家二娃挣语录分的时候，你老兄咋就不想想这是在哄地皮呢？”一句话问得矮子幺爷脸红筋绽。横扯：“日妈背语录给工分，是我规定的呀？还不是大家马儿大家骑！你屋头牛天柱语录分儿还挣少了？”

玉扇坝开镰打谷子，晒得半干，当晚就分！羊绍全发话：“按规矩，先完公粮征购。今年特殊，晓得的——先分点儿回家，省着点儿吃啊，干不得米粑粑，米汤圆，吃不得白干饭啊！”羊登民搭腔道：“各吃各的，搞光了，该自己倒霉！”他这种“天戳漏了关我球相干”态度，使牛匠羊登贵听了不是滋味儿。为儿子助威，“你说那些捞球！我们有些人，动不动就——新社会嘟嘛，不准饿死人嘟嘛。你不给我吃的，开个证明，我出去讨口嘟嘛——”疯儿洞打断羊登贵，没好气地喊：“开秤开秤。到底是分谷子，还是开讨论会哟？屁话多！”

一季大春作物收下来，比去年略微好点儿。有去年的教训，县、区、社都派人下来，天天喊“增产节约”，“剥削阶级才大吃大喝”。疯儿洞骂，“老子倒是想当剥削阶级呢，就是没人给老子大吃大喝！大吃，吃啥子？——吃铲铲！大喝，喝啥子？——喝西北风！”

转眼就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了。

葫芦河流域称为“月半节”。“七月半，鬼乱蹿”。这是传统的“鬼节”。前些年，破四旧搞得鸡飞狗跳，至今心有余悸。“人节”都得“革命化”，小心翼翼地过；“鬼节”，就只好免了。老年人看不惯，叽叽咕咕要骂人。年轻人既不敢得罪老人，更不敢得罪政府，装着没听见。稳起。装傻。

今年，偏偏羊颈子的大儿子大傻羊长道来劲了。这娃娃初中读到二年级就文革了。小时候最爱悄悄跑罗汉寺，眼下不读书，无事就去找清风道长，和道长的聋哑徒弟亲热得不得了。这天，他从寺里回来，正告父母：他听道长说了，“我爷爷和外祖祖，‘走’的时间，相隔不到两个月——两人都是犯起‘煞’的。这月半节，不好好祭祀他们的鬼魂。我们和舅爷爷两家人，日子都不好过！”

羊颈子似懂非懂，半信半疑：“你给老子找些话来说。你想干啥子嘛？整拐了，看不把你狗日的弄成坏分子。你弟弟乱编语录，弄来捆起，差点儿脱不到爪爪啊！”

大傻对父亲说：“你别信那些当官儿的，他们说得闹热，比我们老百姓，更信实这些。镇上易区长，死了娘，人家悄悄咪咪请了清风道长师徒，还嫌不够排场。又派人临葫县去请来唐真人。道场做了七天七夜——白天不敢大锣大鼓，晚上干。我们爷爷，死在外面——你想想看，孤魂野鬼呀。眼下第一个月半节，把老人家接回来，过了这个节，以后，逢年过节，他老人家认得路了，就好自己回来。今年如果不接回来，老人家就真成野鬼了！”

听儿子说得口死眼闭，羊颈子也虚了。有点儿动心。

羊长道煞有介事：老汉儿你不懂。阎王那儿，管得严，一年只放三次假。春节过年，那是鬼魂们耍探亲假；清明节，是鬼魂回乡视察工作；这中元节么，七月十五“子时”到“亥时”，地狱里大门、小门，前门、后门还有侧门，全部大开，牛头马面通通不值班，地狱随便进出。鬼魂们实际上早就盼望着了。家中有子孙、有后人祭祀，都赶快回家看看，接受点儿香火供养，了解一下后人的生活情况，能帮就帮点。阎王规定的时间就只有那么点儿。——原先回过家认得路的，到时候全都蜂拥而出。只可怜那些无主的孤魂，特别是死在外面，找不到路回家的野鬼，就只好到处游荡，四处找东西吃。遇到那些“水饭”也不肯给一口的人家，难免就不鬼性大发，作孽设障，找点灾难给你受。大傻说这些，羊颈子多多少少还是略知一二。不过，以往敬神祭鬼，都是父亲独自操作。于是说：“要做啥子，你姐弟三个，悄悄做。记着，你老汉儿是干部哟，逮着了，你莫说是你老汉儿我唆使的就是了！”

有父亲这句话，就够了。大傻指点下，缺嘴羊姑和二傻大力协助，制备了九九八十一盏莲花灯。还有纸糊的轿子、马匹；官服、官帽，玉笏、金带。他又让母亲搞整了点儿爷爷、外祖祖喜欢吃的东西。

从七月十四傍晚开始，大傻就把家里的祭祀活动，搞整得有声有色。羊颈子和周金花都暗暗吃惊：“这个小狗日的，真还机灵。跟着清风道长跑跑跑，学到不少嘛！”

好些年没有“放荷花灯”了。听说今年大傻要干，一帮年轻人早早就在河边等着看稀奇了。葫芦河流域的风俗，中元节祭拜时，要在河里放“河灯”——因为多做成莲花状，所以又叫“放莲花灯”。据说，从阴间到阳间的路，漫长而又黑暗，若没有灯，短短一天时间里，鬼们要打个来回，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往返地狱的路上，必须有灯指引。文革一来，还没见人放过。今年大傻为他爷爷、外祖祖，制作了八十一盏河灯。纸糊的宫殿，中间一个小酒杯，放点儿菜油，添根灯草。点燃后，放在葫芦河里，任其漂浮。熄灭一盏灯，大家就会低声说，看嘛，鬼把它搞整去了。——据说。这荷花灯，漂浮愈远，鬼魂愈加感激，点灯人得的庇佑也就愈多。大傻要为爷爷放莲花灯的消息一传开，那些老人还健在的家庭，纷纷行动起来。各大院子的外面，单家独户的家门前，多出了很多面筛、米筛盖着的“水饭”、果品。——招待路过的“野鬼”。

河灯流到葫芦底河镇上，有人报告了区、社领导。——是吗？这么大胆？这是什么时候？居然有人公开搞封建迷信？——阶级斗争新动向！沿河几个大队都是葫芦底河公社管辖。马礼堂如临大敌。要求：一查到底！

公安员狐平仁，从场口上的院子查起，一直追到葫芦尾河，水落石出。成头的人，是羊子沟贫革委副主任羊绍章的大儿子羊长道。抓来问了。这娃儿嘴硬得很。说是祭祀他爷爷羊登山！——大叫花子死在杨家新寨，这是件更加敏感事情。——狐平仁说，这事和“伪保长地主分子”马德齐、还有“走资派”朱正才，都扯不上关系。——上不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那儿去。查来有屁的个意思？咋整？——算球了！

过完“月半节”。镇上就开“三级干部会”。还连开三天。特别通知：反修大队的羊绍全，必须参会。

三天之后，回来传达，新精神又来了。首先是告诉大家，文化革命中出现的“种种怪事”，像镇压革命造反派啦，迫害老干部啦，打砸抢啦、武斗啦、派性啦，“罪魁祸首”——又叫“元凶”，现在找出来了，就是“永远健康”他狗日的！其次，是布置当下的任务，要加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反对派性；要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最新鲜的是解放军要“退场了”。说是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军队领导，要逐渐从各级革委会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战备任务空前繁重，迫在眉睫。军队支左，稳定大局，丰功伟绩，已经载入史册。地方干部，义不容辞地肩负起抓革命促生产千斤重担！根据这个精神，各级革委会领导有了较大调整。

县武装部张新华部长，不再担任县革委主任职务，车前草接任。老县长白鹏，由常委升任县革委第一副主任。

区武装部杨武英部长，也不当区革委主任了，易久品“解放”出来，当第一副主任，“主持工作”。

公社革委会主任马礼堂，调月山公社，作革委会副主任。周也巡也“解放”出来，作第一副主任，也“主持工作”。

最后半天会，各公社“各开各的”。

从文昌宫回到罗公馆。大队干部们这才发现，上午才对区、社领导宣布变动，下午就各就各位了。公社的大会上，开宗明义，是“主持工作”的第一副主任周也巡“亮相式讲话”。他从“学理论”“要团结”依次讲来，最后落脚到应该如何正确理解伟大领袖“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他说，抓革命和促生产，是不能分开的。决不能喊一些人专门“抓革命”，另一些人专门“促生产”。这是歪曲伟大领袖的思想，错误的，要批倒批臭！正确的理解是，通过抓革命，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激发革命干劲，努力搞好工作，促进生产，还要——多打粮食，多喂肥猪。

会上宣布：现有的各大队“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一分为二”！一部分还原大四清的名称，还是叫做“贫下中农协会”；另一部分，和上面社、区、县、省领导班子的称呼，统一起来，叫“革命委员会”。“贫协”一把手，还是称“主席”；革委会一把手，叫“主任”。

紧跟着，钱耀梅宣读了调整各大队革命委员会和贫下中农协会主要领导职务的决定，羊绍全担任反修大队革委会主任职务，牛天红担任革委会副主任职务，羊绍章担任贫下中农协会主席职务；羊绍银担任贫下中农协会副主席职务。

话音刚落，就听台下有人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我又 屌 了，我日死他马礼堂的祖先人！”

——熟人都听得出，疯儿洞的声音。会场里立即议论纷纷。有人谴责，“屎屙不出来怪茅厕。这回儿的事，马礼堂自己都走起霉运的——哪里能怪人家马礼堂呢？再说，人家走都走球了！”另外有人在说，“马礼堂到月山公社。没得他娃好果子吃！——格老子，黄大峰刚解放出来了，在那里当主任。他去，不夹死他才怪。”有人反驳，“这你们就不晓得了，他马礼堂，当年能当脱产干部，全靠人家黄大峰。大四清，他狗日的昧良心，面对面揭发黄大峰，说他支持富农分子牛道耕‘反攻倒算’。整得黄大峰狼狈不堪。最后，降职使用。这就叫‘屋檐水儿点点滴——现眼现报’。”

有人问：“牛道耕富农帽儿不是揭了吗？”

说话的人解释道：“那是很后来的事了啊！牛道耕和羊颈子打架的时候，帽儿还戴起的！吓了，躲出去，遭公安押送回来的！”

真正知道内情的人，都同情羊绍银：“疯儿洞他怎么会不骂人嘛？日妈攻打龙头山，冲公安局，说是要活捉郑法伟、马白莲。马礼堂带的队嘟嘛！而今，郑法伟官儿当得稳稳当当的——疯儿洞，吃了‘梗亏’。遭整断了几匹肋巴骨。差点点儿就弄死球了！——想来，日妈是值不得哟！”

有人不屑：“要那么说，那话就长了，说得清楚个鸡巴！”

散会时候，周也巡把羊绍全单独留下来。

“刚才你听到没有？”周也巡问。见羊绍全没回过神。补充道，“你听到羊绍银骂人没有？”羊绍全老实：“听到的。像是在骂马礼堂马主任。”周也巡叹了口气道：“这些年，马礼堂一直和你们大队联系，这里面，恩恩怨怨，过去了就过去了。你要转告羊绍银，不要动不动就发牢骚。”

周也巡又问牛天红这娃娃怎么样？羊绍全说：“有朝气，有干劲。”周也巡笑：“那就好。这事，事先没跟你商量。你要理解。”周也巡叮嘱：“当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好好配合公社小学，把‘正才小学’——而今叫什么？”羊绍全说，“马礼堂来改的，反修小学。”周也巡说，“管它叫啥子小学，复课闹革命，拖不得了。文化革命，革出新文盲，要闹笑话！我不管你咋搞整，反正，县上下了死命令的：最晚不得超过国庆节，十月一号，必须正式开学！”——眼下，离县里“死命令”的“最迟”期限，已经不足一个月了！

羊绍全心领神会。

回葫芦尾河，羊绍全径直就去了红豆林学校。

学校停办六七年。复课，校舍现成。走马转阁楼烧 后，知青和朱正才住进红豆林学校里来了。羊绍全向朱正才说明来意。朱正才说，这就叫做抓大事。各级革委会，“先把学校的事搞整起来，这个决心是下对了的。办学校，一是教师二是教室三是书本。当下，我们葫芦尾河，最紧迫的，是要落实教师”。朱正才叹道，“娃儿们，天天都在长！晚一天，就多耽误一天——”伪政府时候，葫芦尾河有私塾，没“新学”。土改过后，私塾先生马德高特别嘱咐朱正才“办所学校”。之后，朱正才老婆马桂英，还有师妹马白莲，在葫芦尾河办起了“正才学校”。之后，马桂英、马白莲先后进城。学校起起伏伏、上马又下马。一度曾经改为耕读小学：农忙放假，农闲上学。当时的区、乡领导检查工作，到正才学校看过，认为这样办学，随意性太大，会耽误了葫芦尾河的下一代。革命先烈马宗诚的故乡，又是司马首长战斗过的地方，办学呈现这种落后状况，很不合适。反映上去，“相关领导高度重视”，批示要求“尽快规范办学”。这之后一段时间里，正才学校再次纳入“公办校”：一个老师。三十来个娃儿。三个年级，“复式班”。到四年级，娃儿们就上街，去镇上小学读“高小”。学办得还算正规。但是，太边远偏僻，留不住人。侯、马、胡、谢、梁，一个学期换一个老师。没一个心甘情愿留在葫芦尾河。最后那位梁老师，倒像是能安心了吧？可是，来不久，又遇到城里学校“停课闹革命”。暑假后，镇上学校也没再开学。梁老师照常来正才小学开学上课。她家人见别的老师，躲在家里生娃儿带娃儿，优哉游哉。没见她回去，以为出什么事了，找到葫芦尾河来，生拉活扯拽回去了。

文革六七年。运动初期六、七岁的娃儿，而今，十二三岁！再不复课，就“新文盲”了。这件事，本来“九大”过后就提上议事日程了。但两派争权夺位。台上握手，台下踢脚。扯筋撩皮，口水仗不断。口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小打一四七，大打三六九，“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口口声声抓革命促生产，实际上都无心干正事。

这次，“永远健康”跑球了，最高领袖要大家“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大批原来的“走资派”，又“重新出来工作”。县革委新主任车前草，委托“老教育家周思源同志，协助县革委牛天宝副主任，督促全县各公社的小学、初中，务必在九月一号新学期开学，——最迟不得迟于十月一号，全面复课。绝不能再拖了！”

羊绍全亲自跑了几趟公社小学，“统筹协调”葫芦尾河的学校，商量决定：校舍维修，大队负责；教师安排，公社小学负责。“两条腿走路”，“公办、民办，联合办”：公社小学安排一位公办教师来；另招两位民办教师。鉴于葫芦尾河的特殊性，允许公办教师适当“流动”。但是，民办教师必须“相对稳定”。

民办教师，新事物。属“农民编制”，早出晚归。中午，学校煮饭吃，锅碗瓢盆自备。“离队不离乡”。主要收入，靠各自所在的生产队，按月给他们记工分。之外，国家每人每月补助八元钱。相对于每个劳动日只值一两角钱的社员来说，这已经算是“双工资”，很高的待遇了。在乡民眼中，能当个“正式”的民办教师，“上衣口袋里别一支钢笔”，已经半个脱产干部，属“祖坟上长茅草”，光宗耀祖的事情。

招民办教师，一般要求“高中学历”。葫芦尾河，正规高中生，就牛天高、牛天宝两兄弟。县革委成立，牛天宝已经“副主任”了。“归口文教卫生”。所有单位，“编制、人事工资关系”全部冻结。要进一个人，除非死、开除——总之，“出去”一个。成立葫芦肚河县革委会前夕，张新华、车前草、郑法伟“核心组”商定：借鉴外地经验，群众组织“头头儿”进县革委，担任“常委以上”职务，没有正式工作的，一律安排“临时工”或“代课教师”。于是，牛天宝被安排在葫芦肚河中学，当了一名不在学校上课的“代课教师”。说白点儿，由学校上报“代课教师”，找个名目，财政拨钱，假学校之手给牛天宝发工资而已。堂堂县革委分管文教卫生的副主任，却是个“代课教师”！

牛天宝不可能回葫芦尾河来当这个“民办教师”。牛天高更不可能。这个文革初期风云一时，全县闻名的“麻子兵司令”，户口依然在矮子幺爷名下：“长子牛天高”。反修大队分口粮，有他一份儿。人却很久没在葫芦尾河露面了。听三姑姑说，“牛屎高跟别人跑了。”

葫芦尾河没合适人选。外大队物色了两位。一位姓蔡，名益科，蔡益科。一位姓蒋，叫蒋方环。都是牛天宝的同学。令人略感意外的，是公社小学派来“牵头”复课的公办老师，竟然就是马礼堂、蒋白星带来“专门负责读文件”那位姓宋的女教师。

据说，在公社小学，宋老师属“内控对象”。娘家，大地主。“夫家”，老公旧军队“反动军官”。本人伪政府省城女子师范校毕业。文凭很硬，近视度很高。即便是戴着眼镜儿，教室后面也看不清楚。她上课，教室里三排以后的娃儿，赶场一样进进出出自由自在。有时，教室里只剩下讲桌下的几个学生，其余的，全跑光了，她也全然不知。于是“班长”之类就举手告状。仔细一看，教室后半截，座位上全是空的。生气，坐讲台上，伤伤心心地哭：“鬼娃儿些——你们也来欺负我哟——”

由于身份太独特——文化革命革到今天，安排她教书，简直成了领导头痛的难事。这年头，学生就两本书：一本伟大领袖——或《语录》，或《乙种本》，或《甲种本》；还有一本儿：《学工学农》。到底哪本儿书，能让她来教？显然，教伟大领袖的著作，她没有资格！教《学工学农》？她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货真价实“书呆子”一个。课本上“工”“农”的知识，她要么似是而非，要么根本不懂。其实，内行人一看就明白了：派她到葫芦尾河来，以公办教师的名义“牵头”复课，“工作安排”意味儿淡，“支边”“流放”味道儿浓。

教师落实了。校舍维修，大队负责。简单，不该成问题。

红豆林那小学有两溜房子。土墙，瓦架子。六间。前面一溜，三间“标准教室”；后面一溜，办公室、活动室，还有个小厨房。校舍本来就是现成的。问题是，眼下喊开学，知青还有朱正才那几个人，不就“整来吊起了”？羊绍全到红豆林“做工作”。告诉知青们先委屈几天，“挤一挤”，等把学开起来之后，大队一定想办法，“永久性地解决你们的住房问题”。

“挤”？还能咋个挤法？没得说，厨房肯定公用了。锅碗瓢盆，火灾之后，公社送来一套新的。加上公办宋、民办蒋、蔡老师的，马马虎虎，混着，够用。三个女生，本来就安排在活动室。眼下宋老师只好住进去。一铺床。天经地义，让给宋老师。三个女生，乒乓球台上，将就挤。好在还没到最冷时候。走资派朱正才，睡办公室。厨房小。打了一眼灶；放了一口大水缸，一挑水桶；一个小案板；堆了些柴草，再无法住人——走马转阁楼学习室，抠痒的故事记忆犹新，谁也不敢睡“柴屋”了。几个男知青，没人愿意和朱正才睡在一起——不自在。于是，就只能睡到教室的课桌上去了。这桌子，长度还可以，就是窄，梦里一翻身，就滚地上去了。男娃儿好强。大家互相启发：“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比比革命老前辈！”想着想着，比着比着，也能睡着。第二天起来，全身痛。又想想“二万五”；再比比“老前辈”。想着想着，比着比着，就不那么痛了。

九月二十五号星期一，离规定的“最迟”期限五天，反修小学正式复课。三个教室都坐得满满的。课程排下来。主要课程，“民办”蒋、蔡两位担了。“公办”宋，说是“牵头”，反而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勤杂工”。

葫芦尾河的红豆林，又响起了久违的朗朗读书声。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一加一得二，二加一得三，三加一得四……”

知青们真心实意无条件地坚决支持“复课闹革命”。天天下午，学生娃儿放学走尽了，两民办老师回家了，男知青才能“搭铺”；早晨，第一个学生到校前，他们就得起来“收铺”。卷被子，拖席子，抱枕头，走人！麻烦归麻烦，人年轻，还熬得住。好在时间不长。元旦前夕，为了有力回击“永远健康”的“变相劳改论”，从到地方，相关领导，组织专题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大检查”。反修大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居无定所、天天晚上打游击”的“严重问题”，“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周也巡亲赴现场。敲定：在原大队部走马转阁楼旧址上，合建“大队部”兼“知青点”。公社出经费；大队出材料、出劳力。

土墙，瓦架子，盖稻草。五间屋子。几天就搞定了。

“知青点”和走资派朱正才搬出去之后。反修小学就更加规范了。两位民办老师，很负责任。能力也不错。内心都有小算盘：远近闻名的葫芦尾河，风水宝地！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在“牛三高牛司令”老同学关照下，“转正”成“公办”，“吃国家供应”，那就洪福齐天了！

麻糖羊绍全“扶正”，当了大队革委会主任，对葫芦尾河人来说，味道儿多少有点儿怪怪的。想来，“情理之中”，其实也“预料之外”。过去的村长、大队长，贫革委主任，管它真也好，假也好，总之，老百姓——至少是贫下中农，还“投投胡豆”，或者举举手。这一次，公社开会，就上头一句话。还有那个牛天红，很多人不服：“凭啥子？”羊绍铜公开骂道：“他懂个锤子呀？日妈别的不说，下水田，犁两犁，走两步，来看看——他狗日的站得稳，老子就服他了！啥子鸡巴贫下中农当家做主哟？哄三岁娃儿的！”

不过，到底还是明白人多些。朱发钟对儿子朱光明和媳妇钱耀梅说：“弄个贫革委，马礼堂咋会把个疯儿洞抽来当主任，完全是鬼扯，心子遭猪油蒙住了。这事，其实早就该打主意了。”“我们当农民的，伸手向国家要吃的，还有脸啦？这葫芦尾河，解放这些年，搞整过去搞整过来，矮子幺爷、羊颈子、牛老大、疯儿洞，眼时麻糖，‘五朝’了。依我看，整得最拐，最不像话的，就是狗日的羊颈子和疯儿洞这两朝！”比来比去，还是觉得狗日的牛老大，虽然逗人恨，但他搞整来大家吃得饱饭。不得不服。朱发钟教训儿子媳妇说，你们两口子，土改就当干部，心里没得一杆秤呀？矮子幺爷当村长，“打土豪分田地”，“几家欢乐几家愁”；“大跃进”，朱大娃儿疯疯癫癫的，弄个羊颈子当大队长，搞得来“赔了夫人又折兵”； 全靠牛道耕上来搞几年，虽然“一恶二孤三扣”，但家家户户杀猪过年；文化革命——疯儿洞羊颈子的这个“贫革委”，搞“全面专政”，再不打主意改变，今年吃了返销粮，明年还想吃？朱发钟说，那个牛天红，牛家大院牛老大他们是管不住的。依我看，麻糖人不错，要成事，还得把这个娃儿团住。不然，他成天公社、区政府捣烂事，今天反“右倾分子”，明天斗“走资派”，会搅得鸡犬不宁。你们两口子都是干部，一个在大队，一个在公社，还是盯着点儿。看了这么多年——这“果儿”啦，就得“又好吃，又好看”。“不好吃”， 搞得到头来“吊起锅儿作钟打”，是自己整自己；“不好看”，弄些“分子”“帽儿”来笼起，还是自己整自己。

牛家大院的人对羊绍全没坏感。他占组织。军队里当过排长。为人做事，不来邪的，和矮子幺爷差不多。农活虽然不精，但比疯儿洞内行。关键是不偷奸耍滑。牛天红当副主任，牛家大院人虽然不反对，但实在高兴不起来。牛道耕一语道破，“哪个都不怪，肯定是他老汉儿我家老五，给公社打了招呼！我家雀八儿不会干这种事。他本来就看不惯这个堂弟！说他‘正做不做，豆腐蘸醋’，操得太野！”

公社开会回来，疯儿洞是真气倒了！解放前，跟朱正才闹“光明正大法庭”。那一段儿，就不说了。“解放”了，土改时候，夜校里一个“ 屌 ”字，得罪了朱正才他婆娘，一不小心，就被搞整成了“坏分子”！多亏矮子幺爷有良心，帮了自己一把。把分子帽儿甩脱了。熬这么多年，文化革命了，总算彻底“翻身”了。倒血霉，先是整断肋骨，而今又丢了官。给他挂了个贫协“副主席”！ 晓得的，“主席”都是个摆设，何况副主席！哄娃儿嗦？

羊绍银先是在地坝里跳起跳起骂人。骂过了，人是软的。唉声叹气，彻夜不眠。第二天，茶饭不思，神情恍惚，还开始发烧。他那婆娘胡鸾香，骂骂咧咧，怪罪麻糖羊绍全“知人知面不知心”，“狼心狗肺”，午后站在高坡上，向着红豆林方向“破口大骂”。她骂羊绍全“两口子当干部”，全靠婆娘马晓梅“会垮裤子”。说她“当姑娘时候，裤腰带儿就是松紧带儿做的，见男人就脱，想垮就垮——脱产干部搞得舒服——当然团得住当官的——”

眼看孙儿两口子这副德行，老粪船羊连金看着心子痛。

两个孙子，在县城龙头山，莫名其妙遭搞整成“重伤”。老人家身心本来就遭到了重创。那一次，差点就“打不过”。亲眼目睹羊登健的瞎子母亲哀伤而去，让羊连金更加感慨世事无常，人生苦短。这一段，生活差，精神又不爽，床上躺了几个月，三天两头熬药，本来就病得不轻。听大孙子两口子双双在家“骂街”“撒泼”。小孙儿羊绍铜，也不知天高地厚，时不时地在那里“抽马屁股（呼应）”。心里很不是滋味。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这羊子沟，历来就是“七爷子八条心”。这样骂下去，终归自讨苦吃，会出大麻烦。气急了，让羊登亮把疯儿洞叫到自己床头。支起身子，上气不接下气地教训道：

“你这人，咋真是‘朽木不可雕，粪土不上墙’？你两口子，闹个锤子？闹、闹、闹！那官帽子，是我们祖坟上，长出来的呀？是你两口子，自留地里，种出来的呀？说是说选，有几个当干部，真是选的？哪个不是上头给的？——官帽儿给你戴，你就高高兴兴，戴起；摘了，就规规矩矩，摘了嘛。日妈——戏台子上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哪个人，行势得到一辈子？当皇帝，父传子天下，还有倒霉的一天呢！你狗日的，做出那副熊样子，球大哥才可怜你！——莫出息！还带起你兄弟，跟着闹、闹、闹！把你幺叔的生产队长也闹脱了，就安逸了？”

疯儿洞不服，辩白道：“你别‘屎屙不出来怪茅厕’！当那么个鸡巴生产队长，好稀奇呀？闹脱了就闹脱了！免得这个一脚踢过去，那个一脚踢过来，狗都不如——”

几句话，把羊连金顶撞得脸色青紫。他一时语塞，指着疯儿洞，“你、你、你狗日的——冤孽啊——”刚说出一个“冤孽啊”，老人家像是更加上气不接下气，胸口起伏，瞪大眼睛，又补了一句：

“现世——报——”

连着喘了几口气，也没把这话说完。抬着的手，一下子无力地垂下，全身一软，瘫了下去……

羊登亮大惊，连声叫“爹”。

——全家人齐刷刷地跪在了床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