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划龙船、看戏，好些家都是倾巢出动，全家上街。贫农们没人街上有住处，都不看夜场《白蛇传》。听说工作队来了，不得了了！——反正也顺路，好多家全家都到走马转阁楼看稀奇来了。走马转阁楼好多年没有这么热闹过了。

土改工作队走之后，十多年了，还从来没有单独开过“贫农会”。一个个特兴奋！

罗天英问牛道耕：“全大队多少户贫农？”

牛道耕说：“晓球得好多哟。你晓得的，我不是贫农。那些年，当富农，哪里敢问有好多贫农嘛。我问问——”

听牛道耕说“我不是贫农——那些年，当富农”，大学生单启仁眼镜儿后面的目光一下子惊诧得定住了，张大嘴巴，看看罗天英，又看看牛道耕，看样子是担心自己听错了。

牛道耕没注意到单启仁的吃惊，转背看到羊登山进院子了。他刚从羊子沟新房子下来，准备回牛家大院睡觉，路口被羊绍银通知过来了。说：“来来来，正好——他肯定晓得。土改时候，他是贫农团呢。——问一下呢，我们大队贫农成分的，多少户啊？”

羊登山的目光在几个陌生人的脸上飞快掠过，找到一个熟识的，于是就向着罗天英弯腰，点头，笑。答道：“贫农团？日妈牛年马月的事情了啊。——贫农么？好像有百四五十户吧？土改过后，十多年了，就大跃进前头，整疯了就反右（整风反右）那阵，开过一回儿贫农会。没到齐，像是来了一百好几十户。现在，哪些是贫农，码不实在了。”他突然回头对牛道耕说，“大队长你日疯呀，我这个贫协早就让位给幺矮子了嘟嘛。”牛道耕“哦”了一声。“话不投机半句多。”他没有去和羊登山争辩。自己猛然意识到，自己这个大队长在这里很狼狈。人家开贫农会，你这个“前富农”在这里干啥？打探消息呀？——虽然没读过书，到底是聪明人。牛道耕对谷栅组长请示道：“谷组长，罗主任，嘿嘿，你们都晓得的，我不是贫农成分。我就——”谷栅、罗天英都顺水推舟，很爽快：“好好好。行行行。以后有事我们再麻烦你。”

回到家里，牛道耕才知道，朱光明在自己前面就回葫芦尾河了。他在镇上听人说了，工作组进村第一件事就是开贫农会。他家中农。自己“知趣”，主动“站开”。躲了。

牛道耕坐在床沿上，叫了声“洗脚水！老子睡了。”没人应承也没响动，才想起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平时洗脚是朱光兰端来洗脚水，今天才发现，那真是一种享受。他开门瞅了瞅，矮子幺爷那边，无声无息的。想起刚才羊登山话，知道幺弟是挂了顶贫协的帽子，没有做过事情，也没有得过报酬，牛道耕当大队长这几年连这个位子都没有设。牛道耕站在猪圈边，舀瓢冷水冲了冲脚。站上小扫帚，擦了擦脚板，踏上烂布鞋进了屋。

有点儿闷热，牛道耕在床前的凉椅上坐了一会儿。叮人的长脚蚊子多得扑脸。凉椅上哪里坐得住？无奈之下，只好上床。顺手拖了件旧衣服，扇了蚊虫，放下蚊帐。蜷在床上，睡不着，烦躁。倒不是为四清工作组，十多年来，什么阵仗没见过？麻木了。老德行，朱光兰没落屋，整夜整夜睡不踏实。也难怪，学着幺婆太的传统，无论冬热，朱光兰都是照料老头子洗了脚，打了蚊虫铺好床，才和牛道耕一起上床。年轻时候，每月除了那几天，两口子几乎是夜夜缠绵。喂饱了之后，还没摆上三句龙门阵，牛道耕的噗鼾就响了。而今老了。那事早已很稀少，但两口子不摆几句龙门阵，心欠欠的。今天，偏偏她在女儿家没回来。他很少独眠，总觉得不踏实。抱着枕头翻来覆去好一阵，有时蚊子又到耳边嗡一声。刚感到有点儿迷糊了。他突然又想到这工作队的人不知道住下来没有，于是又清醒了，想起床出门去问一下。这时竹林里有人在喊。是羊绍银的声音：“大队长，工作组谷组长通知：明天一早，大队长、副大队长、大队会计，自带日常生活用具，到罗公馆报道，集中学习。——听到没得？”

牛道耕没好气地回了一声：“晓得了！”

“些狗日的，做得神经兮兮的。”回想今天这半天的事情，牛道耕觉得这工作组他娘的也太不地道了，未必这些人都是坏人，一个都靠不住呀？“刚才老子们就在大队部，告诉我一声，哪点儿要不得？半夜三更，使起人在竹林坝里叫。鬼打癫了！”他也无心去过问工作队员睡觉的事情了。

第二天一早，他给矮子幺爷打了个招呼就走了。矮子幺爷打开门来送他，想给他说一下昨晚贫农会的事，牛道耕已经没有踪影了。

红奎大队的副大队长兼着会计，所以实际上只去两人：牛道耕和朱光明。朱光明老婆钱耀梅在罗公馆有寝室，但不敢去住，也老老实实背铺盖卷儿，和大家一起，到葫芦初级中学的礼堂里铺干稻草，丢张凉席，“当连长”（在连起的地铺上睡觉）。

以公社为单位，开头两天，都是学文件。伙食不错，但比那年县里办学习班伙食差些。更大的区别是，戒酒。中午、晚上，公家都不再上酒，也绝不准自己悄悄上街买，或者带信叫家中人送来。牛道耕和朱光明都能喝酒，但没瘾儿。喝也可，不喝也可，无所谓。湾滩大队大队长雷太平，老酒鬼。平时中午晚上两顿酒。看到好菜了，“酒虫”就爬喉咙，那菜吃不出味儿来。熬酒瘾难受得要死要活。“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不敢违规。熬到第三天，实在憋急了，厚着脸请示工作队。——回答很简单：开头一句还听得，“想喝酒？哦——习惯了嘛，正常嘛。”接着，脸一抹，声调就变了：“哼，雷大队长，你好享福哦！——小资产阶级作风！典型！也行，你这大队长就别当了。马上回家喝酒。——好不好？”

雷太平那张脸，红了又青，青了又红。站在那里恨不能钻地缝。土改时候的老村长了，能为喝酒，把十多年的“帽儿”丢了？也太丢人现眼了吧？——酒没喝成，挨一顿训。私下大队干部们都取笑他，“小资产阶级作风”的雅号，被大队长们戏谑成了“小装疯”的外号，栽在雷太平身上。夜里，牛道耕亲眼目睹。雷太平酒瘾发了，难受，就撞墙。早晨，留心看他那额头，搞整了几个青包出来。

让人纳闷儿的是，除了公社马礼堂他们几个留下来的“联络员”，区社两级，原来的干部全都靠边儿了。每天能见到的，就两拨人：工作队，大队干部。令人感到窒息。全没有以往开干部会、办学习班那种坦诚，谦和，乃至嘻嘻哈哈的融洽、礼让气氛。人与人之间，虽不冷眉鼓眼，但全都一本正经。连玩笑话也几乎听不到一句。大队长们都“老兵油子”，从来没有遭“全封闭”——他们戏称为“全逼疯”——过，别扭，窝囊。——规定：未经允许不准和外面的任何人接触，包括家属。牛天香、马常山两口子给老爷子搞整了两瓶葫芦大曲，试着送过去。罗公馆门口站岗的民兵吓得给她打躬作揖：“姑奶奶耶，一律禁酒，逮住了我们走不脱。”

幸好不禁烟，叶子烟、纸烟、水烟，自备自消费，不干涉。其实牛道耕最不习惯的，是吃饭——开会——吃饭——睡觉。他没有在地里干得大汗淋漓，就不舒服，一天都昏昏沉沉的。晚上睡觉不和婆娘说阵子话也不习惯。这里不仅“独睡”，而且是“通铺”。老头子们几乎都不习惯。大队干部里也不乏年轻干部，特别是那些刚结婚不久的小年轻。在床上翻上两滚，就下意识地把枕头抱在怀里，脑子里几个小差一开，下面就称旺称了。有的趁左右的人不注意，就开始自己解决问题。偏偏这些人都是“老江湖”了，只瞅一眼你的神色，就知道你哪里在发痒。于是就有人开玩笑，悄悄地：“你狗日的是好功夫，给老子站起来。”被揭发的人立即求爹爹告奶奶：“好大哥哇，我的看不得了哇——”也有人专心致志“打手戳”，左右的人先假装没看到，然后突然把那人抓起来。弓腰驼背双手护胯——丑态百出。

大队长们开这种玩笑，工作组是不干涉的。多数都是过来人，还跟着笑笑。最大限度：“好了好了，到此为止，睡觉睡觉——”

其实，这恰恰是本次“全封闭”学习中，唯一值得大队干部们感到欣慰的。——工作队的绝大多数人，真资格和大队干部们 “同吃、同住、同开会”。同一个食堂吃饭，他们也不喝酒；同一个礼堂滚地铺睡觉。同一个会议室开会——他们坐台上，光鲜，但要干活儿——读文件；大队长们坐台下，窝囊，但轻松。听没听，你自己才晓得。

杨柳大队过去喜风头好炫耀的罗祥光，不知为何，从进来那天起，一下子就变得沉默寡言起来。一天难说三句话。而别人说话，无论是谁，他都神神秘秘地竖着耳朵听。他抽“水烟”。以往公社开会，经常捧着的，是那个精美的白铜二龙戏珠水滚银烟壶。土改时候分果实，分大地主“罗小麻子”罗贯文的。据说当年值五十个大洋！这次他居然提了个竹子脑壳水烟杆儿来。那烟丝，也不像过去总是极品的“金塘烟儿”了。

麒麟大队蒋常怀伪政府时候当过“八字先生”，天生一张油嘴儿，任何时候都怪话连篇：“——没看出来吧？我算过的——今年老子们流年不顺，犯‘膝盖瘟’，不挨几场斗争，跪几回踏凳，是脱不了壳的。——眼下，好吃好喝，把你几爷子养着，知道不？这是在喂猪！肥了，才好动刀呢。我听搞过四清地方的人说了，先把干部隔开，他们好发动群众，我们回大队的时候，嘿嘿，一个一个下楼，等着跪踏凳挨斗争吧！有好果子，够你几爷子喝二两的——哭鼻子的日子还在后头。”——葫芦人怕老婆的标志就是“跪踏凳”。不是玩笑的玩笑。听来让人哭不是，笑也不是。

蒋常怀的话，多数人不信。“——又不是你那婆娘在当工作队呢，你跪锤子个踏凳啦？”牛道耕信。他预感到——苦日子又来了。

在“官场”，牛道耕比羊颈子强，开会不打瞌睡。他也不识字，“一对肩膀抬两只耳朵”，能听不能写。不过，收获还是不少，认到了好些大官。最大的官是头天开大会来的那个矮胖子。副团长白德利介绍说，那是葫芦肚河县四清工作总团团长。姓吴，白德利称他为“吴省长”。那人站起来讲话的时候，台下的大队长们都想笑：一颗圆滚滚的肥脑袋，像是陷进了两肩之中，根本看不出他是不是有颈子。那形象，活脱脱一只肥鸡婆。最有趣的是每当他站起身来的时候，都得先把座下的藤椅向后移动两三尺，人先要往后退一两步。然后再伸双手抓住桌子边沿，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站起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如果不后退，或者动作太快、太猛，那腆起的肚子，定然要卡在他面前桌子的下沿上。

朱光明道：“嗨，出怀了。看样子，都怕有六个月了啊。”

牛道耕笑：“我那婆娘，八个月，那肚子也没他的大。”

吴省长身上肉多，汗多，话却不多。那口音和司马大奎相近，听来半懂不懂。和别的工作队员不同，他很和蔼，多少还有点儿笑容。他说：“今天这里，没有什么‘吴省长’，只有个吴胖子——我叫吴仁明”。他预计大家会笑，停了片刻，台下清风雅静，没人笑。显然有点意外，看样子他有些许失望，就补充了一句，“大家叫我老吴，吴同志就行。”然后，他宣布，葫芦肚河县的四清，日常工作由白德利同志白副团长负责。这位“白副团长”， 大炼钢铁，经蒲思秀牵线，让马白莲帮着朱正才找矿石，为葫栏县送“金矿”。那次，朱光明见过此人。和朱正才一样，大炼钢铁白德利出尽了风头，被“炼”成了葫芦河那一面的那个外省的名人。而今，他已经是邻葫市的副市长了。

也算“山不转路转，河不转水相连”吧。朱光明弯着指头一数，熟人还不少！仅仅葫芦底河公社四清工作队，队长罗天邦就是罗天英他哥，过去葫芦肚河县的罗副县长，前年调临葫县，“扳正”当了县长。童兰铁，朱光明就更熟识了，当过葫芦肚河县工业局长。找不到铁矿，经常“翘起屁股扳着沟子喊天”。他和朱光明两人睡过一床，印象特深——那双脚臭得能熏死蚊子。眼下当了罗天邦临葫县的副县长。

还有个省城官员学校的先生，是工作队的“教导员”。这人，牛道耕认识。名字怪怪的，叫什么“哄肚儿”。看样子，他人缘不咋的，就连工作队的人，也当面“骂”他，称他作“叫兽（教授）”。牛道耕问朱光明，知道不知道这人名字叫做“哄肚儿”？并解释说，他么，专靠扯把子吹壳子哄饭吃，所以叫“哄肚儿”。还说这个说评书的“把子客”，和朱正才最熟，在牛家大院儿自己家吃过饭，还在堂屋住过一晚上。牛道耕一席话，把个朱光明笑出了眼泪：“啥子‘哄肚儿’哟？人家叫‘洪布尔”，布尔什维克，说来你也不懂。”牛道耕这才恍然大悟，不过，他还是感到奇怪：“狗日的贵人多忘事。这才几年嘛，他看到老子，装着不认识一样！”

“动员会”后，接下来全是“学文件”。啥子《前十条》《后十条》的。牛道耕想不透：前十条后十条，加起来不就二十条吗？何必硬要生拉活扯扯开来说？未必还有个“左十条”“右十条”？“脱了裤子打屁”！有一点好，读文件就读文件，慢慢儿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不添盐加醋胡吹瞎侃。

文件读了几遍，剩下的，就全是洪布尔的“买卖”了。他不穿长衫子，也没有纸扇惊堂木。就一张桌儿，一个茶盅。不像是讲评书，取了个怪名儿，叫“专踢犟左（专题讲座）”。雷太平解释：“哪个舅子敢不服管教不听招呼，要当‘犟拐拐’，想‘左起干’，知道姓洪的是干什么的吗？叫兽。格老子专门‘踢’你牛道耕这样的‘咬卵犟’的下三路！‘专踢犟左’。”

姐夫朱跛子是葫芦尾河乡亲们公认的“说客”，那年，他见过眼前这位说评书的“洪表叔”之后，也自愧不如，对牛道耕惊呼：“嗨呀，他那两张嘴皮，狗日的不摆了，那才叫会‘翻’，‘死人鸡巴也能说来立起’。”幺弟牛道奎当村长的时候，开会听过他讲话，感受最深：“格舅子明明知道是个歪歪道理嘛，听他几说几不说，你还真信进去了，变成了狗日的正道理了！”在牛道耕印象中，“三个月进入共产主义”这话，就是那晚上牛家大院堂屋里，他哄肚儿和矮子幺爷他们瞎吹，当时还戴着富农帽儿的牛道耕听“粑边儿”听来的。——翻过去，翻过来读《前十条》《后十条》，还有介绍啥子“梨园经验”的文章。接下来，就是听洪布尔“结合”“梨园经验”，来“专踢犟左”了。读一段文件，“吹一番壳子。”习惯并着食指中指在桌子上敲节奏。他说，解放这些年，实际上“地主老财个个都想着翻烧，”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沿河大队宋德明把洪布尔的话听成了“地主老财个个都想着饭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后半截话无争议，关键是这个“饭勺”一说，鸡公岭四围几个大队干部争得咽干火冒。牛道耕说是“翻烧”，相当于土改说的“翻身”。蒋常怀也说是“饭勺”，“日妈都吃过大伙食团的，掌饭勺太重要了。傻瓜也晓得，这饭勺谁拿在手里，谁占便宜，起码不吃亏，是不是？”雷太平偏偏认为洪布尔说的是“饭少”，洪布尔说“地主老财个个都想着饭少”，意思就是地主老财“不满意新社会”，嫌吃球不饱。宋德明当过解放军，对问题总是高看一着：“争个锤子呀？你们说的，我看都一样。就是地主老财个个都想变天嘛。”罗祥光悠悠地补了一句，“我看，是有人在担心，你几爷子会不会翻天。”

洪布尔说：“现在，地富分子，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能收买一个大队长。”他大概忘了，台下的听众，大队长、副大队长人数最多。此话刚出口，一片嘘声。私下议论：“嚯哟，那么便宜呀？这大队长格老子也太不值钱了嘛。老子都想收买两个。”

听台下在热议，洪布尔站起身，耸耸肩膀，双手一摊，做出一个“事情就是如此”“只能实话实说”的样子。但看那脸上的表情，堆着的全是得意的奸笑——原来，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相当于相声里抖“包袱”。

果然，接下来，节奏一个一个地敲，“包袱”就一个接一个来：“过去有人说，人生在世，‘吃喝’二字。实际上，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只说了人的上半身，还没有说到下半身。好多人都知道，我们葫芦河两岸流行着一句听来很粗野，细细想来很有道理的话，人生在世，嘴巴鸡巴。嘴巴活命，鸡巴传种——”“轰”地一声，台下笑声骤起。洪布尔一点笑意也没有，一本正经敲点着，“阶级敌人拉拢腐蚀干部，采取的就是‘双管齐下’，上下兼顾，两巴齐攻！好吃好喝过后，下一招就是千方百计用美人计，把我们的领导干部拖下水！比如，嫁个女儿给领导干部，比如大队长呀，会计呀，更别说公社、区上的脱产干部了，他就是老泰山了。气派得很啊。没女儿嫁的，老婆、媳妇儿，有几分姿色，干脆怂恿她们和这些有一官半职的睡觉。开会前我了解过，今天会场里，莫得大姑娘、黄花郎，对吧？别笑，都是过来人。阶级敌人的算盘，太精了！大家知道，拿给你睡了，搞了，咋子嘛，反正她又不会少脱点儿啥子。你不说我不说，我舒服你也舒服，大家舒服，心照不宣。这个，比拿枪的敌人还厉害。有句话，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爬了人家的肚皮，就全身啥子都是软的了。哪里还敢斗争啊？哪里还敢在这些阶级敌人面前坚持原则啊？告诉大家，不要吃惊啊，最高领袖有分析啊，有些地方的政权，三分天下，人民政府占二分。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好人手里，在坏人手里。具体到大队一级，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很坏！很坏！”说到这里，洪布尔加速了敲点的节奏，提高了嗓门，“这些生产大队，是什么政权？这是些‘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挂的人民政府的牌子，干的为地富反坏服务的勾当！”

洪布尔越讲嗓门儿越高，几近眉飞色舞，像是段子进入了高潮：“阶级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地富反坏分子活动猖狂；基层干部贪污腐化非常普遍。多吃多占、谁请都去，见酒就喝，岔起一张嘴吃八方，‘杯子一端，政策放宽’；行为极不检点，‘好酒歪酒都能醉，姑娘媳妇都敢睡’，扯出杆杆到处乱捅。‘裤子一垮，放她一马’。为阶级敌人办事，有的人甚至不惜违章违纪，违法犯罪。同志们啊，对敌斗争形势严峻啊。”他右手敲节奏，左手拿起桌子上的那个文件本本儿，问道：“你们知道，这个梨园经验是怎么来的吗？说来悲哀呀，京城的大领导人，对下面很多人，实在信不过，只好派自己的老婆下乡，亲自领导四清运动。你们猜怎样？竟然有人色胆大如天，敢打京城大领导人老婆的主意！”

这个“包袱”效果最奇特。台下听众不约而同地“哦——呀”一声。之后，窃窃私语，私下议论——“你估计，搞到没有？”

“恐怕不得行啊。你没听说？——领导人不在的时候，老婆都是警卫员陪着睡。有枪的！”

“是不是哟？鬼才信！警卫员陪着睡？万一警卫员起了打猫心肠咋办？”

洪布尔的“专踢犟左”结束后。是工作队罗队长罗天邦“作报告”。他的话，就没有洪布尔那样有盐有味了。

四清运动就是要从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入手，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达到对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目标。最终就是要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罗天邦一项一项地解释：清政治，就是要大张旗鼓，集中火力，一致对敌，阶级敌人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要坚决把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清经济，就是要深挖细查，反对多吃多占，贪污腐化；清组织，就是要重新清理阶级队伍，揪出漏网的、暗藏的阶级敌人；清思想，就是要斗私批修，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消灭资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要团结群众，孤立敌人。在农村，就是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打击地富反坏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争取早日实现共产主义！

罗天邦最后说：“很多人知道，我就是葫芦肚河县调出去的，这里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我熟悉得很。在这里，我要警告那些土霸王、地头蛇、死顽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运动员、橡皮碉堡，我们是京城派来的，既然来了，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话说到这里，刚好工作团白副团长白德利来了。于是罗天邦就提议，欢迎白市长讲话。白市长也不推辞。说，在座的，很多人是土改就跟着组织干革命，老革命了，希望大家认清形势，放下包袱，一如既往地紧跟组织，自觉投身到运动中来。“眼下的四清运动，后台硬得很。京城里的最大个的领导，全都亲自挂帅。像你们公社，有个红奎大队，工作组五个人，京城派来的就有四个。不算那个学生，也是三个。足见京城的重视。四清工作是全国一盘棋。” 他说，“曹操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那算啥子？这次四清，数百万干部下乡，参加工作队。人马比司马大奎当年带来的解放军，还多得多。这不是要吓大家，这是要为共产主义扫清障碍。”

分组讨论之前，罗天邦队长又补充说：“工作队工作队，你别看是个‘队’，级别高得很。好多人都晓得，本人眼下是正县级，也才当个队长。白副团长是副市长，吴团长是副省长。下派到你们各大队的工作组，组长至少也是科级干部，比你们的社长官还大。所以，我劝大家，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扛起你那个大队长架子了。在工作队面前，你这大队长帽儿算个啥？啊？算算差几个级别？”

不知是谁轻轻说了一句：“只算根鸡巴毛——”

会场很静，这声音虽小，但都听见了。罗天邦的脸一下子就放下来了。幸好谁也没有发出笑声来。

接下来，童兰铁副队长大致讲解了“四清”的基本工作部署：几个阶段几个环节几个重点，绞过去绞过来，大队长一般文化不高，很难记住。好在会计们多少能写些字，勉强能记下来。什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阶级成分复议、审定和重新登记等等……

工作队领导整个四清运动。但最让大队干部们揪心的，是这样几句话：“所有干部和群众，都要洗手洗澡，干部还要下楼。”为了确保运动健康顺利开展，原先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就暂时委屈一段时间，自觉革命，洗手洗澡，轻装下楼，放下包袱”。

童兰铁挑明了说：“工作队洪教授的专题讲座，大家都听过了。明人不做暗事，我们有言在先，对那些被坏人掌了权的基层组织，要坚决夺权！在问题严重的地区，先组织贫下中农协会，由贫协行使权力。”

童兰铁还告诉了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最近这两天，工作队要在全社巡回放电影。“电影的名字，叫做《夺印》。”

后来知道，看这《夺印》电影不但不掏钱，不买票，工作队还严令，是“政治任务”，所有十二岁以上的人，必须“组织”观看。为了更好地配合“四清”运动，群众“公映”之前，先给集中学习的大队干部们连映两场，“每人都必须至少看两遍”。

为了最大限度、最快速度发挥这个电影的“警示教育”作用，由葫芦肚河县四清工作总团统一调配放映次序、场次和时间。分配给葫芦底河镇的时间，只有两天一夜。要达到上级规定的观看规模和要求，必须至少放映十场。遗憾的是，镇上没有现成的电影院。

革命年代，只要是“革命需要”，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工作队神通广大，一声号令，立即组织人马，用打谷子遮拌桶用的那种又粗又宽的篾席子，上面贴一层黑纸，从房梁上遮起，直到墙壁、门窗，全“封闭”。 半天时间，就把个区政府所在地的文昌宫，搞整成了“简易电影院”。

镇上的人没见识过。外面红花大太阳，里面漆黑一团，人刚进去，一时无法适应，头晕目眩，走路都摇摇晃晃的。人们这才明白，原来这“夜晚”，也可以“人造”。很新奇。不过，“人造”的“夜晚”终归不地道，只要在里面多站一会儿，回过神来，眼睛适应了，很快就能看清房顶瓦缝之间，没办法完全遮挡的光亮。特别是临近中午时分，太阳光顽强地钻进来，简直就像无数细小的“探照灯”，刺破你的黑暗，显示光芒的力量。不过，好歹还能看得清“演电影”。比在光天化日下效果好多了。

这看电影既然是“政治任务”，一要教育干部群众，二要震慑阶级敌人，谁都不敢不认真。于是就杀鸡儆猴，每一场都特意安排了几个乃至十来个“地、富、反、坏、右”观看。那阵仗，看着吓人。民兵端着枪，铁青着脸，押着：门口，列队。鱼贯而入。进去，列队。指定的位置，站好。“看啥子看？规矩点！不准东张西望！” “坏人”还全都像“坏人”了。——男男女女，一个个灰头土脑，狼狼狈狈，弯腰驼背，两眼看地。规规矩矩、老老实实！那些“家庭成分”不好，属“可以教育好的”年轻人，有时恰好被安排在和自己的“分子”父母同场观看。一看这些人那目光，心都碎了。

正式放电影这两天，镇上比过年还闹热。人来人往，摩肩接踵。那些“出身好”，没一官半职，自认“无产阶级”无疑的活跃分子们，全都兴奋得手舞足蹈：说一千道一万，管你妈的四清也好五清也好，拆穿西洋镜儿，就是要当官的 “背书”， 要阶级敌人“倒霉”，有味儿，痛快！解恨！市管会的潘驼背儿，屠宰场的张世元，理发店儿的唐麻子这些人， 见面就学着电影里瘸大爷哪个“烂菜花”婆娘的特色声音，喊：“何支书，吃汤圆了啊！——何书记，吃汤圆了啊！”电影里喊，场子里的人就跟着喊。电影散场后，满街都有人在喊来耍：“何书记，吃汤圆了啊——”喊到后来，就自编自喊：“唐麻子，何支书喊你婆娘吃汤圆了啊！”唐麻子岂是弱门儿？顺势反击。双手往嘴边一笼，就成了话筒：“喂——接公社通知——潘驼背儿的婆娘——今晚改嫁——先嫁瘸大爷——再嫁何支书——最后嫁给我唐麻子！”

街上的玩笑开得满天飞。“全封闭”集中学习的大队长们，却开不起玩笑，没人能笑得起来。

都不是傻瓜。“组织看电影”，而且“至少看两遍”，工作队的意图，谁都明白。这电影内外，“何支书——吃汤圆儿”这么一喊，那些平时爱在别人家“吃汤圆”的大队干部们，不少人真还稳不起了。现实生活中，能和电影里的瘸大爷完全对得上号的“阶级敌人”，可能极少。但多多少少有点儿小陈庄那位“大队长”陈广清毛病的，实在还并不少。边看电影边冒虚汗，看完电影惊魂不定——私下里都在自动对号入座。

第一晚电影散场，朱光明老滑头，察言观色。注意到历来在全公社最风头的“老油条”罗祥光心事最重。忧心忡忡，睡也睡不踏实了，地铺上翻过去，翻过来。半夜，朱光明屙第二泡尿的时候，他还“眼睛鼓来桐子米米大”。无意中发觉朱光明在瞅他，目光怪怪地一闪，便闭眼佯装睡了。翻过身，却下意识地长叹了一声。

在《夺印》的“好人和坏人”里，朱光明都没找到和自己对得上号的人物。看电影反把他看兴奋了。伪政府时候就跟着朱正才跑，土改当干部，大便宜没捞着，多吃多占是有的。可是，叫他“当坏人”或“帮坏人”干事，他不会干，也真没干过。父亲教过他，“吃面要放醋，做官要当副。”这些年，前头有村长、社长、大队长顶着，“有福同享，有难你挡”。老婆当脱产干部，背后眼红的多，指指点点的不少，传言难听得很，他也隐隐听到些。父亲告诉他，“这种事，认不得真。一认真，无论真假，身败名裂的都是你自己。最好装耳聋。”朱光明想想，父亲的话乃至理名言。再说，葫芦尾河到镇上，也不是天远地远十万八千里。收了工，跑勤点，把婆娘盯紧点；床上辛苦点儿，把她“喂饱”点儿，皆大欢喜。不看僧面看佛面。几个女儿都吃国家供应，一个个长来如花似玉的，哪点儿不是沾老婆“脱产干部”的光？再说，这些年，大队里有稍微拿不准的事，只要朱光明吹吹枕头风，钱耀梅总是义不容辞，热心参谋，自己拿不准，就帮着去请教别的干部。红奎大队老先进是闻了名的。即便是牛道耕当大队长这些年，红奎大队依然回回儿“走在前头”，“先进”红旗没有少得。这中间，朱光明自认功不可没。

眼下，大队干部“全封闭集中学习”，再傻的人也能一眼看出：有意让县、区、社、大队的主要干部，都靠边站，工作组才好在背后“发动群众”。朱光明心中有数，即使眼下真像有人说的那样，要“把屁眼儿全翻过来查”。也肯定查不到我朱光明屁股上夹得有几坨干屎。他认定自己准没事，感觉良好。

现在，文件学了，报告听了，联系这个《夺印》，朱光明多少感觉到了，自己应当冷眼旁观。看热闹，这才是滋味儿呢。唯一有点儿放心不下的，就是面前这个堂姐夫——大队长牛道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