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牛道耕是要他好好想想跟谁走的大是大非问题，也要求有牛道耕思想的人好好想想这个大是大非问题，所以会散了，人们的心却很闷。朱光兰不得不做主，表态愿意把田土交给合作社。牛道耕站在一旁，不言不语，心里不服，但历史的车轮已经把他碾下去了。看那神色，已经向合作社投降了。红奎村办高级社，铁板钉钉，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回到县城，秘书小李告诉朱正才，门卫那里有他一封信。朱正才定的规矩：私人信件，亲自取。不许任何人“转交”，包括马桂英。门卫是个老革命，部队下来的荣誉军人，执行首长命令历来雷打不动。凡是县长的信件，一到，就操在自己贴身的衬衣兜儿里，除了朱正才本人，其他人瞅一眼信封字迹也属痴心妄想！

果然，老革命神神秘秘地悄悄对县长说：“四妹的信。”朱正才白天黑夜忙。但马白莲总会找到理由见朱正才。而且一逮一个着。偶尔，还到朱正才老衙门旁边大巷子县政府宿舍大院的家中去走走。去年寒假春节期间，朱正才两口子都没有回葫芦尾河。开学前，临行，马白莲告诉父亲，土改时候，钱耀梅给她那几幅装裱精美的山水画，是土改时从马德齐家抄出来的，“钱耀梅让我转送给我正才哥哥。我一直藏在家中，没敢告诉你。我妈知道这事。”

马德高说：“你猴儿那点儿岔岔肠肠儿，瞒得到我？我早就知道了！按说，这两幅画，我们也至少该占个角角。这是我们马家祖传的东西。是你们的老祖祖我的爷爷，在省城买回来的。就这两张纸，遭了几百块大洋！而今马家衰败了，这画有个好下落，也要得。不过，你千万不要声张。让你正才哥哥为难。”记得那次送画，马白莲傻痴痴地在朱正才宿舍的街口站到晚上十点过，才等到“正才哥哥”和秘书一起回宿舍。

马桂英长差结束，回到葫芦肚河，进了宣传部，也在政府大院上班了。那之后，马白莲极少再到和学校仅一墙之隔的“老衙门”里来，更不方便到大巷子的政府宿舍大院去。除非“二妹”朱正英进城，亲自到学校邀约，“请她”同行。——马白莲任性惯了，久不和“正才哥哥”见面，心中空落落的，放不下，于是就写信。朱正才给门卫“老革命”介绍过，马白莲是自己的“师妹”。“老革命”听成了“四妹”。他一直没想通：为什么“四妹”长得一点儿不像“二妹”，更不像朱县长？很是纳闷，“听说县长老汉儿只是个小小剃头匠嘛，未必然他还娶了‘两大小’？这三个娃娃不是一个娘生的？”

马白莲进师范校。最先说的是培训。进去了，才知道算正式学员。校方对她一直非常照顾。校长周奇源是县妇联主任蒲思秀的老公。常常亲自看顾马白莲，嘘寒问暖。知道马白莲“老学”功底深厚，不亚于好些国文教师。但从没进过现代学堂，没有读过“新学”。学校专门安排人为她补课，让她学些现代小学、初中的常识课程。马白莲努力，成绩好。人又长得漂亮，都夸她是学校里一朵盛开的莲花，芬芳四溢，鲜艳夺目。马白莲为人大方随和，走到哪里都受欢迎。一晃三年过去。眼下，该毕业了。

朱正才拿到老革命递给他的信，一看封面就明白了。到了办公室座位上，才小心翼翼地展开，四句话：“哥：别让我回葫芦底河。爹听说你要办高级社，四处打听，知道高级社‘按劳分配’。家中没劳力，能当城镇居民就好了。怕为难你，耽误你的前程，他不肯亲口对你说。” 马白莲三岁握笔写字。在父亲的磨练下，笔迹秀气、洒脱、漂亮。没有落名。末尾画了朵小小的莲花。

不看则已。小师妹一句“别让我回葫芦底河”，让朱正才心里“咯噔”一声。这事虽然他早有谋划，但还没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掐指一算，时间紧迫，已经耽误不得了。师妹说先生巴望“能当城镇居民”，倒真让朱正才有点儿“为难”。

朱正才知道，先生老人家历来信实“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在红豆林马家院子，已经干过互助组、初级社。钱耀梅“不看僧面看佛面”，能把马先生一家拉到一起，已经够照顾了。但无论怎么说，没书教，干农活，实在太为难他了。收成比别人少不关事，听劳力强的人家发牢骚，说怪话，乃至指桑骂槐，就有辱斯文，不是个滋味了。没干过高级社，而今全葫芦尾河的人心里都不踏实，虚的。劳强户怕吃亏，劳弱户怕饿肚子。田边地头，茶余饭后，各自发挥想象，瞎吹。羊登山特别活跃。他说话“打个比配”张口就来，还简明易懂，形象生动。他说，互助组像“帮忙”——“帮忙帮忙，不帮不忙，越帮越忙”；初级社像“打平伙”——上了桌子，讲究的是“眼尖、手快、牙好、肚皮大”；这“高级社”像啥？他说没见过。但听别人说，入高级社，就像姑娘家“嫁人”。吹吹打打八乘大轿抬你进屋。看起来，好风光啊！可是，一进了婆家门，你认为那嫁奁床、鸳鸯枕头花铺盖，还是你的呀？没门儿！牵你入了洞房，脱不脱裤子由你呀？没门儿！。“进了别家门，就是别家人”，“娶来的婆娘，买来的马，任人骑来任人打。”

听他这一描绘，人们的担心更多了。他儿子羊颈子骂他：“你一天到晚衣禄话多。还是村干部！‘蚊虫遭扇打，就因嘴伤人。’前些日子街上、城里都在抓右派，你该去报名。也说点四言八句，弄顶‘右派分子’帽子回来，戴起，冬天也热火点儿。你不想入社，还当你的讨口子去，没人拦到你！”羊绍章这个民兵分队长，比他老子这个积极分子，还“积极分子”得多。

羊登山瞪了儿子一眼：“球经不懂黑不笼耸。当右派？你老子还没读到那本书，没得那个资格！”

有担心，就总忍不住要“转三转四”“重三遍四”问。矮子幺爷、朱光明、钱耀梅这些人，说不清楚，于是就逮着那些下乡来的“脱产干部”问。脱产干部们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罗天英说，报上看过些介绍文章，也听说过，但到底什么样，说不清楚。“搞起来就知道了。”群众于是联想到羊登山的“嫁人”论，觉得那不行，“哄进洞房了，格老子再担心老公行头大，遭不住整，就晚了啊！”

各种渠道反映上来的信息是一致的：“新事物”，很多人不理解。群众是“虚”的，干部也是“糊”的。朱正才知道： “群众不理解、干部又说不清楚，这就不是可以开得玩笑的了。”实际上，平心而论，他这个县长，对“高级社”这个新生事物，很大程度也是在“想当然”。这事还真急不得，更马虎不得的。思前想后，决定立即亲赴省城，特邀全省著名的革命理论家，到葫芦肚河讲课，让广大县、区、乡的“脱产干部”，先从理论上弄清楚高级社为什么是“完完全全的社会主义”？什么是“公有制”？又如何“按劳分配”？

县政府的破吉普车来回开了六天，才把理论家接到县城。这位理论家姓洪，解放前大名“洪三顾”，公开职业是跑江湖的评书艺人。他能把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倒背如流，茶馆酒肆中，一领长衫，一桌一椅一扇一惊堂木：“上回说到诸葛孔明——”绘声绘色，天花乱坠。很少有人知道，他其实早就参加了“地下组织”，还是个不大不小的领导。解放大军进入葫芦河地区，洪三顾亮出秘密身份，当了宣传干部。因为口才了得，人才难得，很快就作为重点培养对象，送到外国去“修炼”。回来之后，改名“洪布尔”——取“布尔什维克”之意。而今是省城“官员大学”教务长，理论教授。朱正才上任县长前那个春节。被召集到省城培训，洪布尔是主要培训教师之一。听了他的演讲，朱正才感觉茅塞顿开，很过瘾，对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有司马首长牵线搭桥，加之朱正才也觉得和洪布尔投缘，他俩很快就建立了不薄的友谊。

洪布尔朝拜过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红色圣地”，参观过革命心脏的“集体农庄”。传说是得了革命“秘籍”，被至高无上的布尔什维克“摸了顶”的。到县城后，洪布尔只用了半天工夫，就轻松地圆满回答了朱正才和部下们的疑问：原来，高级社这个“完完全全的社会主义”，还仅仅是一艘“过渡”的轮船，真正的彼岸是“天堂般”的“共产主义”。洪布尔说，人一进入了高级社，离“共产主义天堂”就只剩下几步路，不远了。

洪布尔告诉大家说：实现共产主义，其实也并不是非常难。“1920年的时候，革命圣人就说，大约在1930年到1940年这段时间里”，一代新人就“将要亲手建设共产主义社会。”遗憾的是，这位圣人去世早了点。“过了十八年，1938年，另一位革命圣人保证，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日子，将是在1943年前后。——谁知好事多磨，希特勒这个坏蛋，害怕共产主义到来，出来捣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共产主义实现的日期，不能不稍微又延后了点儿。”说到这里，洪布尔右手用力一挥，提高嗓门道：“根据目前情况看，我们国家，完全有可能后来者居上，先行一步，在全世界率先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全面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正在迅速成熟。”

洪布尔解释，所谓“完完全全的社会主义”，核心就是“公有制的初级形式——集体经济和按劳分配”。原来的互助组，还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算是“半社会主义”性质。因为这两种形式下，田地、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还是各家各户的。分配的时候，先要按照每家每户拿出来的生产资料所占的股份多少，提取“红利”。那是私有制！

洪布尔描绘未来生活的美景，说道：“高级社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生产资料全部归公，不再参与分配。故在高级社里，没有这是张家的，那是李家的这些说法了。人们统一集中，住在一起，按时起床，按时睡觉。每个人都可以无牵无挂地任凭调动。男女平等。女人全部参加劳动。孩子送进托儿所、幼儿园。老人进幸福院——也叫敬老院。吃饭全部到公共食堂里面。衣服由缝纫组来制作，后勤组来洗、补、晾、晒。”说到这里，台下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看着一张张兴奋得变形，全成了猪肝儿色的脸，洪布尔对自己的讲演效果非常满意。他润了润嗓子，把左手叉在腰间，身子前倾，抬起右手，手掌向外，作前倾姿势，模仿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里革命圣人的动作，说：“我们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为啥子叫共产主义？‘共产’就是‘不分你我’。 ”台下又有人鼓起掌来。洪布尔做了个手势，示意大家安静——更精彩的还在后面：“比如你的鸡，我可以抓来吃掉；我家粮仓里的粮食，你可以随便整。张麻子种的菜，罗歪嘴儿可以随便扯；连小孩子，也不用再分彼此。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只要成了年，——反正生娃娃儿的设备，大家都随身带着的，有！”会场里又是一阵爆笑。

洪布尔不笑，双手向下按了按，示意安静，又继续说，“反正生下来都在托儿所、幼儿园养着，长大了，都是国家、集体的人，分清楚是你生的还是我生的，还有必要？还重要吗？实际上，你的儿子也就是我的；我的女儿，你也得养。不过，有一点 …… ”洪布尔说到这里，打住话题，特别强调，“解放前传得很凶，说是共产主义‘共产共妻’。这肯定是谣言。”他提高嗓门，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根据我的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还只能共产，不能共妻！”

此话一出，随着台下恍然大悟长长的一声“哦——”，整个县政府礼堂，就像沸腾的油锅里倒进了一瓢凉水，噼噼啪啪炸响开来。——县、区、乡的百十个干部，全都如痴如狂地忍不住站起身来。凭直觉就知道：这“完完全全的社会主义”，相对于革命的“脱产干部”而言，肯定远远比前些年“打土豪分田地”更有搞头，更有油水！这“革”了的“命”，值得再“革”，这“翻”了的“身”，还该再“翻”！就是要不断地“革”，不断地“翻”！才安逸啊！遗憾啊，洪布尔的演讲就此打住。完了！几秒钟之后，会场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异常热烈的掌声！

唯一可惜的，是洪布尔没有说这完完全全的社会主义，具体该怎么“上船”。县农委主任车前草个头儿小，害怕洪布尔看不到他，站上椅子举手，高声发问：“请教洪大教授，农民由初级社到高级社，算是头嫁呢还是算二婚？原来的初级社，是一下子都整进高级社里面去，还是各家各户先扯出来——”他的话还没说完，全场哄堂大笑。解放前参加地下组织的老油了，车前草什么场合都爱说“荤话”。朱正才怕洪布尔误会，上前耳语道：大家希望你讲讲如何在“半社会主义”的初级社基础上，组建“完完全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

洪布尔非常谦虚，答复道：“同志们啦，刚才朱县长说的如何办高级社这个问题，我只能讲个原则，那就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这八个字，翻译成通俗易懂的农民语言，就是‘杀猪杀屁眼儿，各人有各人的刀法’。这个问题就不细说了，要发挥我们全体干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来。”

朱正才在心里叹道：“果然是见过世面的，老奸巨猾！”转念一想，人家说的也对。既然是“理论家”，当然只讲“理论”。不能指望“骟猪儿的人搭着医痔疮”。理论家能给你开出药方子来？看礼堂里“脱产干部”们一个个全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神情，朱正才估计，干这高级社，所有干部都绝对欢迎，但具体怎么样搞整，目前可能是一百个人心中有一百把算盘、一千种计划、一万个念头……

散会后，兴奋之余，白鹏有点忐忑不安。高级社在葫芦尾河红奎村试点，这是县政府办公会已经决定了的。其他乡的乡长们不知道具体咋搞整没关系，可以等着 “典型引路”。自己不行，这回“解剖麻雀”，当不成观众了，必须亲自操刀。“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事情最后落实，还是乡政府的事情。他很在乎车前草主任提出的问题，找到县长舅子：为了郑重，建议立即派人外出取经，搞清楚高级社的具体操作办法。朱正才实际上也有同感。于是当即和市政府联系，请他们出面联系参观取经的单位。然后，请县政府主管农业的副县长罗天邦挂帅，县农委车前草主任具体组织，星夜兼程，到《革命日报》介绍的已经成功办成高级社的地方取经。朱正才特别交代：“试点单位”的葫芦底河乡白鹏乡长、红奎村副村长朱光明，作为试点单位乡、村两级的特邀代表，参加县政府的“取经队”。

朱光明参加创办高级社取经队的消息一传开，葫芦尾河立即议论鹊起。牛敬义对羊登山说：“明摆着，朱正才要换马！”野牦牛认为，对未来高级社的社长人选，朱大已经有了新的想法。羊登山不这样看。这些年，开会、取经、交流，距离稍远点儿，矮子幺爷就必定委托朱光明前往。五个村干部，除朱光明两口子之外，一个矮子、一个气包卵，还有一个是朱正才的舅子大憨包马常山。勾着指头一排，论文化、记性、口才，朱光明去，太正常了。

野牦牛赌了女婿一句：矮子爷能当高级社社长，我手心煎豆腐！

好些人都在为牛道奎捏着一把汗。

其实，像野牦牛牛敬义、小粪船羊登亮、木匠朱发丰、使牛匠羊登贵他们稍有点儿社会历练的人，早就觉察到了，从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干部们摆出来的“龙门阵”，看得出：现在的“啥村长”牛道奎已经显然“跑不赢”“革命形势”了。看着长大的人，相互知根知底。这矮子幺爷表面看胆小怕事，骨子里都是屎观音下的种，和他大哥一个德行，为人认死理，做事“凭良心”，一辈子信奉“离地三尺有神灵”。姑且不说这些话还合不合时宜，这年头，稍微有点儿一官半职的人，一听他这个村长发言，张口闭口“讲良心”，“你骗得了人，骗不了鬼！人不敢找你的麻烦，鬼要找你的麻烦哟！”这些话，当官的听来不舒服，还很容易误解成他是在讽刺挖苦“官人”！还有，他总忍不住要帮牛道耕说话。谁不知道他们是亲弟兄？可是，时下人分“阶级”，讲“成分”，他这个村长却完全不管这些，除了大哥，还是大哥，就转不过那道弯。矮子一个，故事不少。一厢情愿想娶哑女，出了大洋相；“逃兵”司马大奎藏枪他家，刘天明教了他两招如何使枪，对打枪放炮一知半解，自己冲壳子说打死了偷牛贼，把自己和老子、姐夫整来笼起，关进了县大牢；而今，身为村长，和恶霸地主婆娘偷偷摸摸“吃赊账”，先把床上的事办了，才办堂屋里的事。如果不是大人物司马首长手下留情出面把事情摆平，让他冠冕堂皇办了手续上了户口。真不知道这事他该如何收场，把这母子两人如何打整！更好笑的是，那之后，他竟然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是个“革命干部”，一心围着那婆娘打转转，看不够，亲不完，一副“饿老鸦”模样，那事当饭吃，还像是从来没吃饱过。据说一天中午，乡政府通讯员到村里要几个关于初级社的耕牛的最新数据，村公所没见到村长，找到牛家大院磨坊。房门敞开，村长大人背对着大门，正在拉扯牛羊氏的裤腰带儿。把个通讯员羞得连声“阿弥陀佛”！——葫芦河风俗，遇到这种事是非常晦气的。

作为村长，虽然红奎村的“公事”还是“断”起走了的，但区、乡政府的“脱产干部”们多在心里叽咕：朱县长辛辛苦苦竖起来的这面“模范村长”的“红旗”，看来有点旧了，褪色了，还落了点灰尘。都听说过，朱县长和他而今的“幺舅娘”有过那么一段儿“商船”故事。所以大家也就很难捉摸透，朱正才会如何打发矮子幺爷头上这顶“村长”官帽。报纸上说了，高级社“政社合一”，成立了高级社之后，就没有“村长”这道衙门了。

考察取经的回来了。赵连根自告奋勇要和白鹏一起住到村公所的走马转阁楼去，“蹲点”红奎村，创办高级社。朱正才说：“白鹏就不住村里了，赵区长和罗天英主任可以多下去。生活上不是很方便，就尽量不在下面住。抓紧点，全县都在等着你们的‘典型经验’呢。”

革命组织的规矩：创办新的机构，第一件事就是取名，名不正则言不顺。拟定建高级社后，红奎村改名为“红奎高级农业合作社”。 上下都认为好。高级社的管理模式是“政社合一”，第二件事就是“搭班子”。“搭班子”的第一件事就是拟定“一把手”。原来的村长如果不再担任社长，就自然免职。政社合一，所谓“政”，就是“行政”，说白点就是“当官”。明摆着，矮子幺爷“问事断公道”，“行政”还勉强；所谓“社”，就是指挥生产、主持分配、安排生活，矮子幺爷显然无法胜任。他不适宜当高级社社长。白鹏对朱正才说：“这事还多麻烦。如何才能让幺舅高高兴兴下台？我真还找不到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呀，或许并不比你下决心斗争大舅轻松多少。”

朱正才出主意：一切按照规矩办。先安排人“从组织的角度，考察红奎村现任村长适不适合做高级社的社长，能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继续走在全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最前列”，“组织有了结论，今后也好向司马首长和外婆他们一家人交代。”于是，县政府相关部门派了五个人，在葫芦尾河跑了三天，座谈、走访、谈心。然后，得出正式书面的“组织结论”：“牛道奎同志不适合担任新创办的红奎高级农业合作社社长职务。”

拿到县政府组织部门的红头字文件，赵连根、罗天英才带着区、乡的几名干部，专程到葫芦尾河宣布“组织决定”。赵区长“代表组织”，罗天英“代表群众”， 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充分肯定了牛道奎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作出的巨大贡献，赞扬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是积极分子、红旗手、模范村长。

走到这一步，“再傻的人，也知道是咋回事儿了。”牛道奎明白，在红奎村这是自己最后一次 “唱主角儿”，有些话再不说明，就要“亏欠”一辈子了。等赵、罗两人“代表”完了，矮子幺爷也不客气：“我嘛，还是要代表红奎村——我还代表最后一回儿，要不要得？赵区长，你表个态，我才敢说。”

赵连根十分客气：“你看你，幺舅老辈子，说哪里去了。这红奎村今后成立高级社，政社合一，就不会再有村长了，你就是永远的村长呢！有话，只管说！”

“那好。啥——我说了啊——不要生气啊！”矮子幺爷表示，他对当不成社长早有心理准备。明白领导们怕自己背包袱，用心良苦，“哪里用得着搞啥子鸡巴组织调查哟”。他说，当这么多年村长，只有一件事，他觉得问心有愧！如果不在他还是村长时候把这事摆平，他会一辈子良心不安宁。

听矮子幺爷如此说，所有人一下子全哑了，你看我我看你，都显得有些不安起来。不知道这牛道奎会放出什么样的大炮。赵连根到底老练，说：“村长啊，有些话，如果在这里不方便说，下来过后，我们再共同研究，好不好？”

矮子幺爷摇头：“不行。当着这众人。我要说清楚。就是——啥——羊绍银的事请。我说，他狗日的那天晚上，有错，不该问那个字，但是挨了一巴掌，斗争了一回儿，也就算他倒霉、大家解气了嘛，还搞整啥子坏分子帽子嘛。那块‘坏分子’牌子，老实说，做好以后，一直放在我这抽屉里，我不忍心去挂。羊绍银是不好，但哪门说，也不是狗日的坏人啊！人家还年轻，还要讨婆娘啊，还要生儿育女。这事，全都怪我，我不该喊朱光明到镇上报告你们。是我狗日的傻鸡巴锤锤的小题大做——”矮子幺爷说得很诚恳。动情之处，还眼泪花花儿地咒骂自己。

赵连根打断矮子幺爷的话：“好、好、好，幺舅你提出这件事，怪我怪我，你看，差点儿就误事了！朱县长早就作了指示，政府这边至今没来传达，是我的错。我在这里明确一下：今后，无论是村里社里都不能再将羊绍银当作坏分子看待。他家是下中农吧？他恢复享受贫下中农待遇，这事，你提得太好了！及时。很好！”

“啥——那就好那就好。他狗日的朱正才，还算说话算话。我说赵区长、罗主任啊。这事摆平了，我也就放心了，心满意足了。你们也不要装起那么焦眉烂眼的，本幺爷不会为难你们。我晓得，不让本幺爷当社长，也不全是你们两个的意见。我么，也说实话，啥——老子早就不想干你这个勤务员了，脱祸求财！”他对赵连根说，“朱大娃儿还没带兵回来的时候，啥——那天你来我们牛家大院给我大哥还有姐哥朱跛子放信，我们就见过面了。这么多年的交道，老熟人了，我吃得完几碗干饭，你不清楚？当了这么多年村长，瘾也过足了，吃了些亏，可是，啥——我还是——高兴！”

散会后，赵区长特意提出，要到牛道奎家吃饭。罗天英主任还主动坐到灶面前边帮着烧火，边和牛羊氏交谈：她和赵区长都商量过了，会向今后成立的高级社建议，很好地安排矮子幺爷：最理想的，就是回这磨房来工作，当个磨房的“房长”。牛羊氏正炒菜，一疏忽听成了“方丈”心里一惊：“啥意思？”第一次在家里接待政府的人，很拘谨，不好意思开口问。直说“要得要得”。

牛道奎听说会他让回磨房，高兴，满口应承。他向赵区长、罗主任保证，今后无论怎么“分配”，他都不会像大哥牛道耕那样傻，“不得去‘水煮历史前头的车轮’”。说得两个“脱产干部”大笑喷饭。夜里，牛羊氏忍不住问矮子幺爷“方丈”一说。矮子幺爷笑得在床上打滚：“傻婆娘也，你想我出家当和尚么？没门！”

马德高先生得知矮子幺爷临下台前把羊绍银“坏分子”帽子挣脱了，很有感触。评价说：“那时候儿，好人啊！‘是亦彼也，彼亦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无欲则刚，知足常乐’。而今这葫芦尾河，那时候最幸福的人，非矮子幺爷莫属。识时务者，那时候儿俊杰也。”

当天晚上，老粪船羊连金、大粪船羊登光带着疯儿洞羊绍银到牛家大院磨房。羊连金喝令羊绍银给矮子幺爷磕头。弄得矮子幺爷手脚无措，忙拉着羊绍银说“要不得要不得”！

矮子幺爷下台不久，牛羊氏就“坐月子”了。她给牛家生了个女儿。矮子幺爷高兴得嘴巴笑到后颈窝。让白鹏给朱正才打电话，请他给女儿取个名字，朱正才没有推辞，建议这个小表妹取名“牛秀姑”。说是既然在牛天高、牛天才两个哥哥之后，乳名就叫“三姑姑”。他说，没有按“天”字辈取名，是因为现在不时兴讲究什么字辈了。

再不用辛辛苦苦到村公所去听人吵架给人断公道，也不用为应付上级三天两头来“要数据”，和朱光明、羊登山一起挖空心思“扯把子”、编故事了。现在又添了女儿，堂堂皇皇六口之家。三姑姑屙了屎，两个哥哥争着去唤“黑八”。逗着孩子骂着狗，日子过得快活，转背就是一天。磨房，这本来就是矮子幺爷的天堂，而今在这天堂里不但有他的家人，还有他熟悉的朋友：属于合作社牛、马、猪、羊，还有谁也不属于的耗子、蟑螂、地虱婆们。

矮子幺爷还是坚持不养猫。他从小就不喜欢猫。

“猫活吃耗子，想着太惨了。”

选社长的事，自然就不说矮子幺爷了。

翻来覆去权衡，还分院子背靠背征求了两回“群众意见”，这社长人选还是定不下来。

羊登山的特长是金钱板、莲花落和连箫。病人一个。年纪大了，遇事稍有麻烦，他就手往胯间摸去，唱起了“哎哟喂”。他自己主动向“建社小组”建言，“绝不当社长”。当然，也确实没人想过他可以当社长。

民兵队长马常山，妹妹马桂英说是为了“治他的懒散”，“ 锻炼他”，让他到镇上的粮库“打杂”。朱正才也说，他这位舅子有哑女问题的“前科”，虽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但不是那种能“无条件”听从组织安排的人。能在粮库干点苦力活就行，最好不要“过于重用”。罗天英听人们反映：马常山和老顽固牛道耕的女儿牛天香眉来眼去的，像是有那个意思。如果马常山背后站着个富农，当了社长，担心他和当年一样，又做出什么和革命对着干的出格事情来。

妇女主任钱耀梅，两根毛区长赵连根一直把她当“重点培养对象”看待。谁知人算不如天算，这骨节眼上，她偏偏又“怀上了”。结婚后小两口住在马家院子土改钱耀梅分的房子里。没和父母住一起。如虎似狼的年龄，火热得不得了，能折腾的时候都在折腾。也许是有失节制吧，很遗憾，每年都怀孕，至今却没一个孩子下地。到城里检查，说是“习惯性流产”。朱发钟两口子一心想着抱孙子，急得天天夜里跪在灶王菩萨面前烧香磕头。而今是第四次怀上了。公公婆婆坚决要把她接回朱家塘，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散步也只准在阶矶上，屋里屋外任何事情不让她沾边，夜里也不准朱光明碰她，就差供到神龛上了。钱耀梅自己也实在想要个孩子，不敢大意，不得不宣告退出高级社社长职务的竞争。很有点儿让赵连根区长为她惋惜。

剩下一个朱光明。征求意见“投票”的时候，牛家大院他得了三颗胡豆。红豆林得了两颗。羊子沟一颗没得。即便在朱家塘，也才十一颗。群众反映：这人太过精明，“好好先生”怕得罪人，让他带领社员群众“冲锋陷阵”，太勉为其难了。适合当个副职或者会计什么的。

“摸底”摸了半天，就没有摸到合适的“底”！赵连根和罗天英为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