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日如年，熬到了八月底，一对山上的丝茅草开始发红了。

　　一个星期日，午饭后，我家来了两个男人。一个高大威猛，叫单鸣，是我父亲厂里的党委书记。一个瘦小文弱，叫宋德荣，是我父亲厂里的政治部主任。

　　我母亲怯怯地望着那两个男人，“黄河宽怎么样了？是不是要被判刑？”

　　单鸣乐呵呵道：“判个甚的刑？俺们河宽同志可不是个熊货，那斗（就）是个有种的汉子！”

　　我母亲没有听懂单鸣那如歌的河南话，一脸迷雾。

　　宋德荣说：“河宽同志已经从看守所出来了，在疗养院疗养。单书记是接你们去探望的。”

　　我母亲半信半疑地看着单鸣。

　　单鸣一脸真诚，“妹子，俺一是来向你报个喜，河宽冇事；二是接你们去看看他。俺们走吧。”

　　我母亲牵着我和我小妹欣喜地跟在了单鸣、宋德荣身后。

　　这时，院子里的男女老少几乎全涌出了自己的家，从我们的一座房到坡底的槽门，排列两行，夹道向我们三娘母行注目礼。我自豪万分。我知道，我父亲得解放了，从此，我们黄家又该扬眉吐气了。这真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啊！

　　在槽门外的马路旁，停了两辆北京吉普车，是专程来接我们三娘母的。这对于我们院子来讲，是破天荒第一次。别说北京吉普小轿车，就是卡斯、解放、罗马尼亚货车也很少在曹门口停过，而且这是两辆小轿车。院子里男女老少均一窝蜂涌到了槽门，打着啧啧看着北京吉普载着我们风一样远去。

　　这些，我母亲显得很淡然。对邻居惊羡的目光和平生第一次坐小车，她没有一点自豪和兴奋，脸上平静如湖。坐在小车后排座上，她只悄悄跟我说了一句：“不晓得你爸的身体被他们整垮没有。”

　　北京吉普停在疗养院大楼前的台阶下，我们三娘母下了车。

　　黄昏的楼前操场，已然聚满了穿戴着工作服、工作帽的男女，脸庞均是潮红，不知是兴奋还是夕照涂的色。台阶上站了一排荷枪实弹的民兵，一脸严肃。他们这是形成一道人墙，阻挡人们涌进大楼。

　　我母亲牵着我和我小妹跟着单鸣、宋德荣踏上台阶，人们自觉地为我们让出一条道，均用亲切的目光看着我们三娘母。

　　上了台阶，单鸣抬手招了招站在玻璃门前的腰扎军用皮带、一身草绿色衣裤的小平头。

　　小平头提起双手跑过来，一个立正。

　　单鸣嘴里冒火：“你这是搞甚名堂？！把民兵带来做甚？！都是俺们厂里的兄弟姐妹，难道你要镇压他们不成？！”

　　小平头说：“我没那意思，单书记。他们都是氯化铵车间的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