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告诉大家，黄山就是正在读高中一年级的十六岁的我。

　　我还要告诉大家，黄河宽是我做车间党支部书记的父亲，叶乐颜是我做电焊工的母亲，黄梅是我正读小学二年级的小妹。我们是英俊、漂亮却极不和谐的一家人，像乌鸦与麻雀。

　　坦白地讲，我父亲母亲的这场战争是我挑起的。

　　虽然，这场战争没有达到激烈的程度，但也埋下了一颗地雷，将随时会被踩着，随时会爆炸。而且，这还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冷战，一如苏修与美帝。我之所以要挑动母亲斗父亲，前面说了，理由很简单，我要让我的父亲神情恍惚，精疲力竭，无力对我施行法西斯专政。

　　我父亲身材高挑，五官正确，面色红润，历来玉树临风，颇受女人青睐。更要命的是，他十六岁就考取了志愿军某部文工团，能歌善舞，还有中专文化。中专生呢，那就是知识分子的干活。这样，他的身价就飚上天了。据不完全统计，追他和暗恋他的女人估计有一个连。

　　这对我母亲来讲，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威胁。她随时都感到自己倍受欺凌，且地位岌岌可危。一股无名之火在她心里灼灼燃烧。

　　我母亲一向以为我父亲是一个极不安分的荷尔蒙太多的骚男人。

　　不知道那时我是在读小学四年级还是五年级。也是一个周末，远在西昌工作的我父亲的战友宋立本来到了我家。

　　战友久别重逢，煞是高兴，烧酒一杯接一杯地往肚里灌。灌到高潮时，两人忘乎所以，开始了面红耳赤的激烈争执。争执的内容，是关于一个女人。

　　宋立本说：“河宽，想来，你不厚道，很不厚道！”

　　我父亲“喔”了一声，“立本，你啥意思？”

　　宋立本说：“要不是你，卢美洁不会死。”

　　我父亲顿时一脸阴霾，“卢美洁的死，与我有什么关系？”

　　宋立本说：“当然有，而且，关系是直接的。从某个角度讲，你，就是杀害她的凶手。”

　　我父亲的眼睛便瞪得牛眼大了，一拍桌子道：“你胡说八道！她是在五圣山被美国鬼子的炸弹炸死的。”

　　宋立本说：“你别跟我张牙舞爪。要不是在你家，要不是弟妹侄儿侄女在，我还想搧你一耳光呢！你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我父亲看看不远处正在佯装做作业的我和抱着我小妹打瞌睡的我母亲，压低声音道：“立本，我看你是喝醉了，完全彻底地醉了。”

　　宋立本一翻白眼，“老子没有醉！那年夏天你不是被八一电影制片厂叫去当配角了吗？”

　　我父亲头一昂，“是呀。那又怎么了？”

　　宋立本说：“你演电影是好事。可你万不该悄无声息就走了。要知道，在文工团，卢美洁最漂亮，也只喜欢你，据说她还抱过你。”

　　我父亲脸红脖子粗地辩解：“啥抱过？那是我们跳《山岗上的金达莱》，我跳身负重伤的志愿军战士，她跳守护我的朝鲜阿妈妮。”

　　宋立本说：“不管怎样，你屁不放一个就溜了，她伤心透顶。”

　　我父亲喃喃：“上级不准我透露回国的消息。”

　　宋立本说：“骗人！你回国演电影的事，全团人都知道。”

　　我父亲苦着脸解释：“的确是不准我透露消息。为保密，文工团钱政委还找我谈了话。”

　　宋立本说：“是这样？个狗日的钱紫光就首先泄了密！你走后，卢美洁好生失望，整日里神不守舍。钱紫光找到卢美洁说：‘你别老想着黄河宽了。黄河宽这一去，就是电影明星了，就不会再回俺们文工团了，也更不会记住你了。你就好好在朝鲜打李承晚打克拉克吧。’卢美洁绝望到了极点，偷偷哭了三天三夜。”

　　我父亲“喔”了一声，将一杯酒倒进肚里。

　　宋立本说:“哭了三天三夜后，卢美洁突然要求参加小分队去前线慰问演出。到五圣山的当天下午，敌机密布上空，屙下无数炸弹。战友们纷纷跑进坑道，她却因为三天的伤悲而神情恍惚，举步艰难，最终被一枚炸弹炸飞了天。”

　　我父亲深深埋下头。

　　宋立本将自己面前那杯酒倒进肚子，“多漂亮的女人，多美好的女人，就那样没了！”

　　我父亲从怀里拿出一个皮夹子，颤抖着从内层抽出一张照片，木呆呆盯着。

　　那张照片我见过，是一次我父亲喝醉了酒拿出来炫耀时见到的。照片两寸宽，有点发黄。那上面是一个年轻女子，无领章帽徽的军装军帽，刘海飘逸，胸脯高耸，脸盘像鹅蛋，两只大眼睛扑闪着清澈的光，美得跟梦一样。

　　这当儿我父亲拿着照片，眼角有两滴水珠。

　　这当儿宋立本一杯接一杯地往肚里倒酒，像是在笑，更像是在哭，原本周正的脸扭曲了，像一只歪身子奶瓶。

　　这当儿我母亲似乎醒了，将我小妹放到车杆儿床上，悄悄走向饭桌。其实，她压根就没有打瞌睡，脑壳比两个酒鬼清醒百倍。

　　我母亲走到防不胜防的我父亲旁边，一下夺过他手上的照片，皱着眉头仔细端详。

　　我父亲以及宋立本仿佛这才酒醒，皆一个激灵，瞠目结舌。

　　我母亲问：“这是哪个婆娘呀？”

　　宋立本伟岸的身躯萎缩了下去，呐呐道：“是我们的战友，中国人民志愿军女战士。”

　　我母亲说：“不对。她像《英雄儿女》里的王芳。对，就是王芳。”

　　宋立本如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乐呵呵道：“对对对，就是王芳，王芳。这是电影明星照，当时我们男兵每人花一毛钱买了一张。”

　　我母亲“切”了一声，“她就不是王芳！宋哥，你别替他人打埋伏了。你说，这妖精是不是黄河宽过去的女人？”

　　我父亲嚅嚅地说：“乐颜，你别妖精妖精的，不尊。人家可是革命烈士，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

　　我母亲“喔”了一声，再定睛看了看照片，眼泪汪汪道：“可惜了一个漂亮女子……”

　　我父亲与宋立本对视了一眼，耷着脑袋不敢吭声。

　　我母亲将照片放进自己的衣兜，“这照片就放我这里好了，免得你们两个臭男人喝醉了酒拿眼睛强奸女英雄。”说过折身向我走来，铁青着脸叫我收好课本、作业本洗脚睡觉。

　　我父亲依然耷拉着脑袋，拿眼睛狠狠地乜了宋立本一眼。

　　宋立本一脸歉意地悄声说：“河宽，你看，我这张臭嘴，把事情弄糟了。对不起！”起身跟不倒翁似的摇晃着身子，仓皇逃离我家。

　　那晚，我母亲命令我父亲与我睡里屋小木床。

　　自此后，我母亲再没有提起“王芳”，也再没有拿出那张照片。

　　我想，我母亲不拿出照片借“王芳”与我父亲生事，是因为她不敢对革命烈士不恭不敬。人家一介年轻女子，为了保家卫国，献出了宝贵生命，你还能借人家生事？断不能的。你把问题闹大了，闹得满城风雨了，说不准会适得其反遭人唾弃，甚至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我母亲是一个善良的同时又是一个明了事理的人。

　　然而，我母亲心里的结终归没能解，也无法解。她断定我父亲被身边某个女人缠着，甚至被不少女人缠着，并且，他也乐意被女人缠着。她认为，脚猪工作的对象,就是母猪。

　　我父亲从部队转业就到了那家化工厂。近万人中，他一如星月闪亮。他有着绝好的舞姿和功夫，还有着绝好的舞台扮相，每一个漂亮的肢体语言都会招来经久不息的掌声，也倾倒了成百上千的中青年女子，她们为他癫狂。

　　我母亲对我说：“你爸就像个男宠。”

　　那时我不知道啥是男宠，但从我母亲蔑视的表情中，我猜想那绝非好角色。

　　对于我父亲在厂里倾倒众女子，我母亲敢怒不敢言。我父亲参加的是文艺宣传队，跳的是革命的舞，宣传的是毛泽东思想，她敢说三道四甚至指桑骂槐吗？断然不敢。她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然而，一天，我母亲却咬牙切齿说了我父亲一句坏话，很龌龊的。

　　那是一个礼拜天下午，我母亲差我上街打酱油。路过牛屎坝，见那里人山人海，都翘首望着那用砖头石灰铸成的平时用于开批斗会的硕大的台子。我好奇地绕道去了后台。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竟然见到了我父亲。

　　我父亲穿着一身绿军装，外套一件白大褂，正在让一位年轻漂亮的一身藏族裙装的女子化妆。他挺直腰仰着头坐在一张方凳上，像是任人摆弄的木偶偶。

　　“藏族姑娘”勾着腰，左手卡住“金珠玛米（解放军）”的额头，不让其动弹，右手小指微翘，另几根手指握一支小彩笔，在其脸上横飞竖舞。她小巧玲珑，胸脯却高耸，让人担心那两座珠穆朗玛峰会一下一下地擦着金珠玛米的鼻梁，将其擦没了。

　　我怯怯地走过去，喊了一声：“爸。”

　　我父亲见了我，异常高兴，头却不敢动弹，嘴里直嚷：“快回家叫你妈妈和小妹来看我跳舞！”

　　我便扭头疯跑了十分钟回到家里。

　　我母亲正在屋后的小晒坝上聚精会神绣着“江山如此多娇”的帐帘，春时柔和的阳光把她照得跟娟丽的江南绣女一般。

　　我气喘吁吁地说：“妈，我爸厂里的宣传队到牛屎坝演节目了！”

　　我母亲头也不抬地“哦”了一声。

　　我说：“我爸让我叫你和小妹去看他跳舞。他演金珠玛米门巴（医生）。”

　　我母亲“嘁”了一声，“演门巴？怕是演巴（爬）门咯？不去！”

　　我说：“去吧，我爸是台柱子，跳舞肯定好看。”

　　我母亲嘴一瘪，“有啥好看的？胯底下捞一把，喊一声巴扎嘿，就完了。骚棒！”

　　我无法说服我母亲，便拉上我小妹疯跑到牛屎坝。

　　台上几个男女正站成一个弧形，深情地唱到：“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其中没有我父亲的身影。

　　我牵着我小妹地滚滚儿（地老鼠）似的钻到前排，蹲着翘首以盼，盼望我父亲粉墨登场。

　　正当我双腿蹲得麻木时，我父亲如是打了鸡血一蹦一跳上得场来。白大褂飘逸，领章、帽徽在夕照里红光闪闪。

　　我小妹问：“哥哥，那解放军在跑啥哟？！像疯子。”

　　我说：“那是爸。在跳舞。”

　　随我父亲出场的还有那位漂亮的嬢嬢。我父亲跳为藏民送医送药的门巴，她跳被救治的臧家姑娘。

　　门巴一脸亢奋，骑马奔驰在万里高原上。听诊器在他胸前摇晃，红色药箱在他腰间蹦跳，白大褂的下摆在飘拂。

　　臧家姑娘走出帐篷，满脸激情，泪眼汪汪，袅袅起舞颂亲人，洁白哈达献门巴。双胸抖闪，肥臀高跷，脸上幸福花儿开。

　　高音喇叭里在声声歌唱：“不敬青稞酒呀，不打酥油茶呀，也不献哈达……”

　　我这就纳闷了，你不敬青稞酒，不打酥油茶，也不献哈达，上来干球呀？！

　　很快喇叭里传来：“唱上一支心中的歌儿，献给亲人金珠玛……”

　　我这才释然，人家是拿心中的歌儿献给亲人解放军。

　　不过，最终我也没能见到我父亲在胯下捞一把，喊一声“巴扎嘿”。倒是那臧家姑娘末了在胯前双手绕了一圈，一弓腰，右腿跨前半步，再两手摊开哈达，喇叭里正好重复唱出：“献给亲人金珠玛！”

　　我父亲和那玲珑女子的舞蹈引来了满坝子几百上千的男女老少雷鸣般的掌声。

　　我虽然感觉不出我父亲跳得有多好，但因了掌声，也激动不已，心中感到无上荣光，把我母亲那“胯下捞一把”的脏话抛到了九霄云外。我想，开玩笑，那“金珠玛米”是我老汉儿呢！

　　可是，那晚回家，我母亲命令“金珠玛米”与我睡小木床。

　　我敢肯定，我母亲心里的结越来越大了。

　　不过，随着今年一月我父亲工作的变动，我母亲心里那结好像迎刃而解了。

　　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谢世。作为厂宣传科干事，我父亲忙于给市里的电台、报社写悼念文章，身心皆累。忙了三天后，厂党委书记单鸣亲自找他谈话。这是个河南人，先做化工厂的军代表，后转业在化工厂做了党委书记。

　　单鸣说：“俺们都是军人出身，交流方式就不那么复杂化了。”

　　我父亲点头道：“对，对。有啥指示，单书记你尽管讲。”

　　单鸣说：“中。厂党委研究决定，你调氯化铵车间任党支部书记。”

　　我父亲“喔”了一声，张嘴说不出话来。

　　单鸣问：“不乐意？”

　　我父亲呐呐道：“我喜欢宣传、写作，做车间领导，怕是不合适。”

　　单鸣说：“俺了解你舞跳得好，文章写得棒。可是，俺更了解你出身盐工家庭，根直苗红，而且为人正派，做事雷厉风行。基层领导岗位需要你这样的人。”

　　我父亲愁眉苦脸道：“我真的不适合。请单书记另择人选。”

　　单鸣即刻拉下脸来，“你当过兵，懂得服从命令。俺这就命令你去氯化铵！”

　　我父亲哑口无言，怏怏退出单鸣的办公室。

　　回到家，我父亲闷闷不乐告诉了我母亲厂里的决定。

　　我母亲惊讶后是一阵窃喜，笑眯眯道：“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安。河宽，你得服从命令。”

　　那晚，我母亲早早地叫我和小妹上了里屋那张小木床。

　　我知道，今夜，我父亲要对我母亲说“我要把你扔到河里去”了。

　　我知道，我母亲心中已然驱散乌云见太阳。因为，我父亲做了车间一把手，就意味着繁忙的他完全彻底地脱离宣传队了。而脱离了宣传队，也就脱离了那些满身艺术细胞却骚到了每根汗毛的女宣传队员。她的地位从此不再受到威胁。

　　然而，我却掉进了痛苦的深渊。

　　我父亲做了党支部书记后，对我更加严厉。他这种严厉，表现在他对我的心灵的压制与摧残。那种压制与摧残虽见不到伤痕，却让你苦不堪言，痛不欲生。

　　我前面讲了，一直以来，我父亲对我施行的是法西斯专政。读小学三年级以前，他对我施行的是“手掌爆米花”。这是一种简单的刑法，是将一根粗长的竹签不断地在你的手掌上弹跳，制造出无数的紫红色蚯蚓。读初中一年级后，他对我施行的是“臀上打川牌”或“双腿跪渣毯”。这是两种羞辱人的刑法。“臀上打川牌”，就是命你扒了裤子，拿厚实的楠竹片在你光溜溜的屁股上不断“啪啪”翻腾，制造出一块块长方形红印，形似四川的纸牌。“双腿跪渣毯”，则是叫你裸露双膝，跪在煤炭渣滓堆上，而且要像磨墨一样旋转，让你从腿痛到心里。这两种刑法伤不了筋骨，却让你第二天走路像他妈企鹅。读初中二年级后，他愈演愈烈，对我施行的是“坐干飞机”。这是一种令人发指的酷刑，是他在1968年或是1969年造反派对他施行的酷刑中学到的，可谓活学活用，在用字上很下功夫。“坐干飞机”，即是用绳子将你的四肢反捆，绳子的另一头穿过房梁，再将绳子一拉，你就被升上了半空，呈飞机状旋转。这样，你就四肢撕裂肺腑地剧痛，血液奔涌，大脑膨胀，眼球胀鼓得仿佛就将脱离眼眶，感觉生不如死。

　　凡此种种，你不觉得我父亲比希特勒、墨索里尼还法西斯吗？那时他捡了一句俗语：“不打不成人，黄荆棍上出好人。”他得出好人。

　　的确，那时，我小儿多动症，不守规矩，祸乱四邻，院子里大人们说我长大了不被枪毙也会被劳改，是该严加管教。可是，我到底是他的儿子呀，他为啥要对我施行暴力呀？！

　　读高中一年级伊始，我母亲对我父亲亮出了黄牌。我母亲说：“黄河宽，我跟你讲，要文斗不要武斗。儿子也是你的，不是我带来的，你干啥老那样黑心黑肠虐待他？！我警告你，你要再对他那样，我就到你们厂里告你，然后跟你离婚，把儿子带走！”

　　我父亲从此收敛了暴力，而是对我采取了文治。

　　“文治”是很讨嫌的。

　　我父亲是知识分子，且在部队文工团做过多年的兼职文化教员，文化多屁话也多，能口若悬河，上不挨天下不着地地跟你上政治课。这样，对于一向好动不安分的我来讲，无疑是一种最最痛苦的折磨。我宁可受皮肉之苦，也不愿“坐如钟”似的受煎熬。皮肉之苦是短暂的，而政治课则是长时间的。所谓长痛不如短痛。

　　细想一下，上这种政治课快一年，我的精神都快崩溃了。我父亲俨然一个德育教授肃立在我面前，并且，做了党支部书记后，那种肃然更让人生厌，也更让人恐惧不安。他不但跟我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还跟我讲哲学、历史、地理和文学，灌得人耳心溃疡。

　　我一直在寻找他的破绽，想让他德育教授的形象自行坍塌。

　　终于有那么一天，我抓住了我父亲的把柄。

　　1976年2月，走马上任不久的我父亲带领一帮刚进厂的青工去天津碱厂实习，其中不乏漂亮女子。实习两个月，他们凯旋而归。回归途中，路过北京，我父亲一改吝啬，允许大家逗留一星期，公费游览伟大首都的名胜古迹，还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上声势浩大的学潮。这是一次难得的游览和参与，让青工们大开了眼界。不过，这并不是关键的。关键的是，在学潮前一天，我父亲竟然与两个女子在天安门广场合了影。两个女子亭亭玉立，沉鱼落雁，左傍右依。更要命的是，她们分别挽着我父亲的胳膊，亲热得仿若一妻一妾，且拿丰胸与我父亲的臂膀紧紧相贴。

　　我是在无意中发现这张照片的。

　　那是上个礼拜天。我准备趁我父亲午睡时偷出“凤凰”钥匙，与几个烂兄烂弟去兜风。为防我偷自行车，我父亲多是将钥匙放在钱夹子里，贴身搁着。这次我没能搜到钥匙，却发现了这张照片。这张照片被我父亲放到了钱夹子里，取代了卢美洁的位置。

　　一如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我发现了我父亲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当即匆匆跨到屋后小坝，将这张照片给正在枕套上绣“金鱼戏水”的我母亲看，并火上浇油地抛出一句：“人还在，心不死。”

　　我母亲看着照片，漂亮的脸便扭曲了，没说一句话。

　　不说话，并不等于我母亲无动于衷，逆来顺受。其实，怒火在她心中熊熊燃烧。这不，今天晚上，她就给我父亲下了个定论：脚猪。

　　哈哈，我亲爱的可恶的父亲是他妈个脚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