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年春节，因单位值班，便在成都过年。妻儿回老家后，一人独留蓉城，心里多少有些许空寂，特别是大年三十，更是无聊至极。于是，我没有按照昔日过年的习惯，呆在家中收看春节联欢晚会，而是独自一人去了居所附近的文殊院，因为听同事讲，文殊院的香火特别旺，也就想去考察一番。

　　名不虚传，还没到烧香时间，文殊院外就人山人海，待到新年的钟声敲响时，迫不及待的香客蜂拥而至，让前来维持秩序的干警无比的紧张，因为数以万计的香客，稍有不慎就容易酿成踩踏事件。我没有那种无序的冲动，而是平心静气地跟随人群，一步一步地前移，因为我算不上香客，顶多是个凑热闹的家伙。于是，我们步移前行，并与香客聊起了文殊院。我所接触的这位香客，他对文殊院了如指掌，因此给我娓娓道来：文殊院是川西著名的佛教寺院，始建于隋大业年间，唐代叫妙圆塔院，会昌五年（845)，唐武宗灭佛，寺毁。宣宗即位后进行修复，历时800余年与世并存，宋时改称信相寺。明朝末年，信相寺毁于兵火，唯有10尊铁铸护戒神像和两株千年古杉，历劫尚存。清朝康熙二十年，慈笃禅师来到古寺，在两山之间结茅为庐，苦行修持。传说慈笃禅师圆寂火化时，红色火光在空中凝结成文殊菩萨像，久久不散。康熙三十六年重修寺庙时遂改为文殊院，且康熙帝御笔“空林”二字，钦赐“敕赐空林”御印一方。嘉庆、道光年间，方丈本圆法师扩建主要殿堂，形成了如今的规模。

　　历代官吏为何如此重视文殊院建设，是因为北门历来为成都出秦岭抵京师的门户。满清入川最先恢复的也是北门外驿路。历朝历代官员赴任也必从北门进入。所以,清朝时期，北门李家巷建有“迎恩楼”,北门大桥便叫“迎恩桥”,取其“浩荡皇恩”之意。同时，这样的建设愿景，也是想让外地人一到四川首府成都,就能在脑海里留下太平繁荣和安定祥和的印象,封疆大吏重整北门一带佛寺,也就成为当然之事。

　　也许是文殊院历史悠久的缘故，也许是成都人对一年风调雨顺的期许，也许是香客们对佛教信仰的虔诚。老香客讲，这文殊院的头香，如今已经卖到了几十万元的天价。起初我是不信的，当我目睹了盛况后，心里才一下子释疑了，那人山人海的场面，那勇闯第一的劲头，那永不言弃的信念，这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因为它已经与人浑然一体了。同时，我觉得这也是富人的一种社会回报，毕拿出一笔可观的善款，捐献给佛门圣地，当是用于救苦贫困群众了。

　　夜游文殊院，别有一番滋味，它与白天逛文殊院截然不同，因为白天的文殊院，是一种香火寥寥的景象，那假山还是假山，那大树还是那大树，那寺庙仍旧是那寺庙……而夜晚，特别是春节礼灯的映衬，真正是流光溢彩、美轮美奂，一切的景观都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但也有遗憾，尽管能够感知“寺中有园、园中有院、院中有景”的优雅，但却难以分享到康熙御赐“空林”墨宝的隽美，也难以欣赏到墨龙、丈雪、何绍基、郑板桥、张大千等名人的佳作，更是难以品鉴到殿堂楼阁古朴典雅、飞檐翘角的美丽。

　　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身处文殊院，那种闹中取静的生存哲学，你是可以得到濡染的。不仅仅如此，这里还是一座城市开化的文化源流。据史料记载，四川历年考武举之地,也在成都北较场,乡试时遍设“武棚子”，场面十分热闹。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八，北门还出现了最新潮的一幕：乘车坐轿而来的100多个放脚太太和反对缠脚的先生,从四面八方云集文殊院,并在这座佛门净地成立了惊世骇俗的“放足会”，文殊院也因此见证了这座古城破除封建恶俗、追求民主自由的第一缕春风。同时，这里也孕育了成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抗日战争时期,北较场成了黄埔军校，《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时时飘进文殊院。日军轰炸成都的5年,以昌园法师为首的四川佛教会,自动组织“僧伽救护训练班”。炮火连天的抗战中,印度大使、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陈纳德将军等外国友人,都曾到寺中一聆法音，特别是1949年12月9日,僧人们目睹了蒋介石从北较场奔往新津坐飞机逃往台湾的景象。

　　文殊院，它不仅是都市的稳定器，而且也是抗日的主阵地，更是佛教禅心的沐浴场，特别是它那闹中取静、直径通幽的生存哲学，犹如春雨润物般融入到了市民的生活中血液里。我想，文殊院这朵都市禅林奇葩，不是它的臧品有多么丰富，也不是它的经书有多么玄妙，核心的在于它能够为市民供给弥足珍贵的精神食粮，这才是它馈赠与这座城市的厚礼。因此,心中有一首小诗,想馈赠给这所佛教圣地：锦城顺天府，物产最丰富；千年文殊院，市民心中神。百年无乱世，不是吃穿行；某人访问此，缘由道根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