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柯老师去世两年多了。

　　我清楚记得那天的景况。那是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我们学生寒假居家，朋友圈里忽然转发起他辞世的消息。我很纳闷。老师平日里晨起慢跑，他说自己写作期间总是素食，并建议我们也这样做。还有，他似乎在练着气功。这样一个人，怎么会？点进推送，看过，发现是官方媒体的报导。即便朋友圈里都这样说，我还是不信，怎么会？我选了他下学期另一门选修课，他还没上；我买了他的新书《龙脉》，还没请他签字呀！我得再用浏览器搜一搜。打开浏览器，在搜索框里输了很多遍“红柯去世”。搜一次，退出，点进浏览器，再搜。看到“骑手绝尘去 文章传人间”的挽联和他灵堂的照片时，我停了下来。我把手机放到一旁，坐在旧椅上，呆呆望着窗外。

　　随后几天，我一直闷在家里，不怎么说话。母亲见我不高兴，问我缘由。我只推说是有些累，说完便自顾自地去整理课堂笔记。

　　笔记本里的内容让我回想起他课堂第一句话：“我似（是）红柯，这学期我给大家讲课。”有次我问他：“老师，您还开有别的课吗？我想学写作。”他答说：“《文学与人生》就是写作课啊？”那时我总觉得这课不太“专业”，便追问：“老师，这课没有讲叙事、情节、冲突和人物塑造，还有更专业一些的课吗？”老师没生气，回复我说他也在给研究生代课，我可以去旁听。他接着又说：“嗨，其实写作这东西，不能讲那么规整的，讲得太多，反而不是行家。你要想学，多看多读，多体验。平时写了文章，我有时间也可以帮你看看。”

　　曾请红柯老师看过我打印下来的散文小集子《物事》。第三周课上，他返还给我。站在讲台上，他说道：“同学，来把自己的作品取走吧。”老师愿意帮我看，我已经很高兴了。取回作品，转身走向座位时，老师说道：“不错啊！这些小文章都还不错！修改修改，试着往各省市的晚报投一投，应该都能上稿。”我简直想跳起来，这样一位大作家，居然会说我写得好！坐在座位上，我急忙翻开集子。那上面密密麻麻满是红笔批注。照老师说的，修改完我试着投给某些晚报，泥牛入海而已。后来有时偶尔也会翻开《物事》，再看那上面的文章，实在叫人惭愧。文章有很多毛病，他改了那么多。可课上、当着同学们的面，他却要夸我。红柯老师并不仅仅是位大作家，他更是名和蔼负责的教师。

　　《物事》首篇为《老屋》，在空白处他批了几行字：“重复啰嗦是初学写作者犯得最多的毛病，多用名词、动词，少用形容词、副词。照这个方法改，不要怕删得太多。慢慢来。”

　　他常说“慢慢来”并感慨现在的写作者太急，不肯放缓速度、不愿沉潜，更没时间精耕细作。每逢谈到“精耕细作”，他必长长叹气，对我们说：“文学创作不确定性太强，只能是个业余爱好，不能当职业。”

　　老师这话我记得很清楚。那段时间我在读《路遥传》，他的话让我想起一个关于路遥的小故事。路遥一九九一年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问弟弟借了五千元以资用度。临行前，他什么也没说，只撂下句：“日他妈的文学”。路遥的话很“豪”，满是愤懑；老师的话甚“婉”，却透着“艺不养人”的落寞和悲伤——当一个人朝着心中的方向拼命努力，同时又不得不自我解构甚至自我否定时，总让人觉得凄凉。他本是农家子弟，大学四年期间，在长明教室通宵苦读，用满是老茧的手抄下厚厚一摞诗文；大学毕业后本可留校工作，却为心中的诗歌远赴新疆生活十年，游历天山南北；回到西安任教，名家的讲座他必不错过，每每满记笔记；纵已成为很有名气的作家，他仍深居简出、极少应酬，甚至平日走路时也总是若有所思、苦心经营。他的这些习惯总被人说是“勤奋”，可愈是勤奋谦卑，愈让我想起悲剧里的主人公。

　　有回课上，老师穿一件烟灰色夹克，大概不小心在什么地方被挂着了，臂膀处破了好大一块儿。教室里走动，那破处的布条小旗般抖着。老师应该是知道的，但他并不在意，继续讲着。我却把这一幕深深记下了。又一回，不知怎么他似乎讲到自己还房贷之类的事情。我本没有深想，下课后，一同选修这门课的潘梦翔同学叹了口气，“唉，我们学汉文的！”从上林道往周园走，路上他小声对我说：“艺不养人啊。红柯老师那么大的作家，急着房贷！我们，还是好好挣钱吧。”这两件事大概就是“只能是个业余爱好，不能当职业”的旁证了。

　　安徒生说：“人文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在火里走着。”我是个世俗功利的人，不禁想问为什么非得在火里蹚一遭？亚伯拉罕得到了上帝的应许之地，释迦摩尼跳出了六道的轮回，究竟涅槃；文学，带来了什么？

　　不敢断言红柯老师是不是“向死而生”，是不是“在火里走着”，但我知道，焚膏继晷一直在磨损着他的健康。十六年茅盾文学奖长跑，眼袋和白发早表明了他的疲倦。

　　红柯老师得知停开《文学与人生》专业选修课那晚，曾在学生群发了很多自己的照片，说了许些我们从未听过的话。他的一句话让我疑惑不解：“红柯在做最后一搏。”

　　那时还没放寒假。睡前，我与同修此课的舍友讨论：“老师说自己在做最后一搏。他要退出文坛吗？还是连续四次入围后，他失望了，不打算再申请茅盾文学奖了？”舍友没有回答，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我觉得事情有些怪，老师不仅在写《太阳深处的火焰》，还在编选散文随笔集《龙脉》。这让我想起路遥。一位作家在倾尽身心进行长篇小说创作的同时，匀出时间编选随笔集，这不是什么好兆头。我忽然想到一些更坏的事情：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是他油尽灯枯的绝笔，《龙脉》不会也是吧？我不敢再想了。那晚之后，这话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当然更没敢问他。

　　新作《太阳深处的火焰》如期出版，他应邀参加各种签售会之类的活动。从照片上看，他的心情不错，气色也很好。他很忙，我不便打扰。书看完后我便一直放在书架上，心想等开学上课时再请他签名。那时我觉得自己的担心真是多余，甚至有些过于敏感。

　　来及开学，斯人已逝。

　　红柯老师去世，我无来由委屈憋闷、不想说话。我再没机会请他帮我看看文章了。他的早亡、课上记下的两件事，一度让我失去对写作的信心和坚定。真不知道，如果能重来，老师会做怎样的抉择？他还会像飞蛾一样选择“轰轰烈烈”的死？抑或他早早退出，不再与文学纠缠？

　　记得老师发过一张与某位日本学者的合照。他说：“十年前，我和这位日本学者初次见面，那时候我的头发还如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