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上学期，我赴台湾义守大学交换。林天祥老师开设《现代诗欣赏与创作》，期中考试为创作并朗诵一首现代诗。

　　八点半，老师点完名，剩余时间交由学生展示作业。这天，正好轮到我和陈思羽同学朗读自己的诗歌。按序展示，我先她后。第一个“出场”，难免战战兢兢。十一月三日，我曾把《不幸》交给老师，请他检查。老师回得很简单：“不要把话说得太白。”这话他在课堂上说过无数次。他曾讲到：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就没把话说“白”了。他没说我好愁啊我好愁，愁得不得了，而是说自己的愁像东流的春水。他还举例说，洛夫给妻子写《因为风的缘故》，写道：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他没说自己多么爱她、如火炽热，并且会因她的喜怒哀乐而同为变化，但我们一读就知道。林天祥老师的意思其实是：诗歌要用意象说话，要形象化，不能太“白”。好诗人，分寸都拿捏得很好。

　　朗诵前，我按他的意见又改了一遍，但头一回写现代诗，心里很没底。

　　“师大路西平苑/ 在梧桐叶毯上行禅//绿荫路积学堂/于银杏光燄下合十”，站在讲台上为同学们读自己的诗，竟生出一种畅快。我于是接着往下读，“畅志园涟瀑源/流水鸟鸣中盘足//在最青涩的年华里/邂逅最典致的你/是幸/或不幸……”同学们耷拉着的头抬起来，注视着我。我知道，自己的诗打动了他们。

　　听完朗诵，老师两眼闪光，白发冉冉摇曳。林老师让人见之难忘者，多半在其发。他头发打卷，长及两肩，容易让人想起英国人的司法假发。因不甚浓茂厚重，反而飘逸，很“诗人”。

　　“我问一下，你是哪个专业的学生？”他说。

　　“汉文专业。”我答。班里顿时响起笑声。

　　台湾地区不称汉语言文学，“汉文”这简称更不常用，老师带着疑问口气：“国文专业？”

　　我答是的。同学们的笑声更肆意了，仿佛得了好大一个惊喜。我明白，他们大概觉得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个个都该是诗人，是大作家，写这些小东西自然轻而易举，且应该写得很好。我知道无从辩解，并不置意置气。

　　嘈杂声小了些。“你们笑什么呢？国文专业的人，并不都会写诗！并不是都能写出好诗来的。”老师温和但严肃地说道。接着，他照例点评：“这首诗很好，我很喜欢。有两句问到幸与不幸，诗人不用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删去。幸与不幸，让读诗的人自己去体会吧。”

　　点评过后，陈思羽开始读她写的诗。还未读完，老师便已站在讲台侧边，兴奋得两颊着红。她语音刚落，他接过话筒，语调激昂欢快，甚至有些喘气，“啊呀，够了！够了！今天够了！一天读两首诗，够了！我们下课。”那天下课，至少提前了四十分钟。

　　展示期中考试“答卷”，花了好几周时间。老师一首首评过，他说我们这一班的学生“佳作”很多，可以试着出版一个小集子，算作纪念。但是，得有几位同学当负责人，承担筛稿、排版以及联系印刷厂的任务。

　　蘇晁弘同学与我筛选稿件并联系印刷厂，李心怡同学、塗怡婷同学、禤冠亨同学负责排版和封面设计。我们兴致勃勃地给这小集子取名《相闻》，一是因为同学们的诗课上都报告过；二是诗集中收录的既有大陆各地交换生同学的作品，也有台湾同学的作品。就算之后不会再频繁地相见，也一样能凭藉这本诗集相闻。

　　各种原因，直到期末，这本小集子还是没能公开“出版”。最终是劳烦林天祥老师出面装订成小册子，带来课堂的。装订成册的小集子扁扁黄黄，不甚美观。老师却用右手拿起一本，举起右臂，“其实诗歌就是这样。那诗集，就该是这样，小小的，做来给自己看的。”

　　台湾本地的蘇同学也劝慰我说好像台湾地区可以先出集子，再申请书号。未能如愿，虽然失落，但他们的鼓励劝慰使我这学步者得到一点温暖，生发一点希望。

　　认真算起“诗龄”，从二〇一六年交换写《不幸》起，我或作散文小说，或作诗歌，断断续续，已近四年。但其中所值欣慰者，所诚欲与人观者，寥寥而已。

　　远在海峡那岸帮忙申请书号的朋友，想必没有申请到。但并没什么关系的。从学校那象牙塔毕业，滚入滔滔红尘，老师的话在我耳边愈发清晰：其实诗歌就是这样。那诗集，就该是这样，小小的，做来给自己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