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小的时候，就是一个郁郁寡欢的孩子。我贫贱、卑微、弱小、营养不良，世间所有的欢乐都与我无缘。当现在人们考证说，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困难时期，东边的河南省饿死了三百万人，西边的甘肃省饿死了一百五十万人时，我就想说，陕西省当年也饿死过很多人的，只是没有人去做这种考证而已，作为我自己，当年或许也会是饿死者之一的，只是我侥幸逃脱了。我那时候是七岁。

　　我的母亲是童养媳。过去看杜鹏程的《保卫延安》里提到过“童养媳的目光”这句话，这句话当时曾像烙铁那样将我的心烫了一下。母亲现在跟我居住。就在昨天晚上，儿子问我，奶奶为什么对外面的世界很惧怕，永远不能释然地面对世界。听了这话，我长叹一声说，你奶奶做过童养媳，这叫“烙印”。

　　我母亲是河南扶沟人，一九三八年黄河花园口决口，母亲一家，随逃难的人流涌向陕西，最后又跑向陕北的黄龙山这个国民党行政院设的移民区居住。黄龙山流行一种可怕的地方病，叫克山病，人得了这种病，上吐下泻，一会儿就死了。逃难到黄龙山的母亲全家，都死于这种病，只留下了一个六岁的她，给邻居一户高姓人家做了童养媳。

　　我父亲后来参加革命，后来和我母亲完婚。这户高姓人家同样是逃荒到陕北的，所以后来新中国成立后，母亲便带着已经出生的姐姐，回到渭河平原上的高村。在高村又生下了我。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个婚姻法运动，在反对包办买卖婚姻的浪潮中，父亲给遥远的高村寄来了一纸休书。这样，母亲便带着出生不久的我，又回到河南黄泛区去。在河南老家，母亲仍是伶仃一人。思来想去，她又抱着我回到了陕西的高村。

　　我去时还不会走，回来时已经能用手扶着炕沿走了。我去时还不会说话，回来时已经能用河南话咿咿呀呀地吐几个单词了。这是高村的人们对我这个卑微的生命的最早的记忆。

　　母亲还说过这样一件事。从许昌往西安的火车上，我喊叫“饿”，母亲于是在火车停站的那一刻，将我托付给一个邻座，自己下车去买饼子。母亲不识字，后来上车后，她怎么也找不到我了，于是她发疯似的在车厢里乱窜。“遇见人贩了，他这下完了！”母亲说她当时这样想。后来，母亲突然听到了我的哭声，就循着哭声找到了我，继而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咱娘俩再也不分开了！”她说。

　　回到高村以后，乡间秀才的爷爷，这时候终于站出来说话了。他动了雷霆之怒，领着我的母亲，北上延安。父亲当时在《延安日报》做记者。爷爷用鞭子将父亲抽了一顿，又罚父亲在地上跪了一夜，然后，把母亲、姐姐和我塞给父亲，自己回乡下去了。

　　这样这段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