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母亲，我写过许多的文章。这些文章有一篇还被选入新版的高中语文课本。而关于父亲，我几乎还没有写过一个字。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对父亲始终怀着一种深深的畏惧感，这种畏惧感妨碍了我每一次走近他。

　　选入高中课本的那篇文章叫《每一条道路都引领流浪者回家》，是写母亲和她的家族的故事的。我的母系家族在河南扶沟。黄河花园口决口时，一户顾姓人家随逃难大军来到陕西，落脚在黄龙山。后来，顾姓一家死于一种叫克山病的地方病，只留下一个六岁的女儿，这样，黄龙山托孤，这女孩给一位高姓的邻家做了童养媳。

　　这童养媳就是后来的我的母亲，高家的第二个孩子后来则成为我的父亲。

　　父亲后来在山上放羊的时候，川道里过队伍，父亲于是放下鞭，跑下山参加了革命。那时父亲已经和母亲完婚。当父亲向山下奔去的时候，母亲正在崖畔上挖苦菜，她拦了两拦，没有拦住。

　　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年，父亲是一个县的团县委书记。在后来反对封建包办买卖婚姻的宣传中，他给家里寄来了一纸休书，要休我的母亲。

　　许多年以后在父亲的葬礼上，我见到一位着一身黑色丧衣的气质非凡的老年妇女。这位阿姨当年正是那个县的妇联主任。因此我当时毫不费力地推测出，父亲当年的休书与这位妇联主任阿姨有关。

　　父亲的这桩现代陈世美的故事差点演成。母亲后来确实曾离开高家，离开陕西，回到河南扶沟老家。但是在河南待了半年以后，她又回来，因为在河南她同样也是举目无亲。

　　母亲回河南时，是抱着我去的。那时我已经出生。母亲常常对人说，我去河南时还不会走路，回来时已经能扶着炕边乱走了。

　　乡学究的爷爷这时候忍无可忍，出面干涉。他领了母亲、姐姐和我，赶到城里。父亲这时候已经从县城调到一座中等城市里，先是在报社做记者，后来在机关做部长和局长。

　　爷爷罚父亲在地上跪了一夜。而后把我们娘儿仨交给父亲，自己动身回了乡间。

　　这场故事便这样以喜剧形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