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河南人，黄河花园口的遭灾者。家乡沦为大泽，他们全家便流落在黄龙山，后来全部死于克山病，只留下一个九岁的闺女，给人做了童养媳。这童养媳就是后来我的母亲。

　　这是一段伤心史———民族的伤心史和我个人的伤心史。因此，一本《铜川的河南人》出版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类似我母亲这样经历的河南人还很多，我感到自己一下子有这么多的同类，这么多的兄弟，我的心中油然生出一种向人倾诉的愿望。“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正是如此。

　　铜川是一个河南人聚集的地方，这块土地在二十世纪因河南人的麇集而繁荣，而成为一座中等城市。类似铜川这类城市，在陕、甘、宁、青、新五省区，大约还有很多，它们形成了一个个“小河南”，形成了自己顽固的故土文化氛围。

　　就是在本土意识十分强烈的西安，河南人亦形成了自己固定的文化区域，这就是“道北地区”。记得在兰州、在乌鲁木齐，这类区域都有。往往，这类区域就在火车站旁边。——就像我们的初民逐水草而居一样，流浪的河南人逐铁道线而居。

　　我想这些流浪者，大约大部分是那次花园口决口后被冲击出来的。记得河南籍老作家李凖的《黄河东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