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永垓
阳春三月,我陪着90高龄的二哥,回了一趟阔别多年的故乡。
故乡,在营山县边远山区的大山沟里,一个叫王家干坝子的地方。
王家干坝子,何以得名?我不得而知。它真是个干坝子吗?不是。坝上有塘,坝子周边的山脚下,有若干口常年浸水不断的古井,还有一条穿村而过的小河,并不缺水。是坝上的村民都姓王吗?也不是。村里有姓杨的,姓李的,姓何的。之所以叫它王家干坝子,可能是早年湖广填四川时,最先来此定居的,是王姓人家,故而得名吧。哦,这是我的瞎猜,没任何依据呀!
我们的小车,在蜿蜒的山间公路上行驶着,渐近故乡时,我的心却紧张了起来,大有“近乡情更怯”的感觉。“怯”什么?几十年来,没为家乡建设作出半点贡献,汗颜呐!
当小车停了下来,开车的小侄叫我们下车时,我这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异乡游子,方才恍然大悟,哦哟,原来乡村公路已经修到家门口啦。曾经以为偏远的故乡,其基础设施,已经跟上了城市建设的步伐,让出行便捷自如了。交通便捷了,乡村与城市就仿佛成了邻居,要串门,方便着咧。
下了车,我陪着二哥,在老宅地基上新盖的楼房周围转了一圈后,就到坝上眺山、看水去了。
站在坝上,抬头一望,大山便映入眼帘。
故乡的大山是原生态的,是很自信的。它那高高昂着的头,直插云端,常与蓝天缱绻絮语,常与白云缠绵亲吻。它那宽阔的胸怀里,随时都拥抱着点点滴滴的生命,不管是普通的还是珍稀的,是动物还是植物,统统都悉心呵护,疼爱有加。
在坝上流连,小河自然就进入了视野。
故乡那条小河,经过村民们的疏浚、治理,河面宽些了,两岸的柳树多些了。长垂的柳叶,在和煦的春风中,翩然起舞。清澈晶莹的河水,快乐地唱着歌儿,昼夜不息地流向远方。它流到哪里,就把快乐带到哪里,哪里就有了滋润,就有了洁净,就有了生机。
让我最难忘的,是小河上那个呈三角形的滩。说来也怪,那滩就长在河底一块偌大的石头上,是一个比较规则的等腰三角形,仿佛是先辈们精心开凿出来的一样。更怪的是,滩里常年水清如镜,从来不淤积半点泥沙。滩不大,总面积约20多平方米。滩也不深,约4尺许。那滩,就是我们孩提时的天然游泳池。一到夏天,二毛、三毛、怀生、玉泉……我们一伙小屁孩常到滩里戏水,或站在三角形的底边上“倒干柴”,或在水里学“狗刨”……那可真是我们的乐园啊。
我们在坝上闲游,不知不觉就走进了一片桃林。
故乡的田坎上、地角边、水塘周围、房前屋后都有桃树。株株桃树盛开着艳丽的桃花,如云、似雾、像霞,给整个村子披上了粉色的外衣。我们徜徉在迷人的花海中,醉了。
啊,故乡那长满童话的山坡,郁郁葱葱,绿意盈盈;故乡那富有诗意的干坝子,花团锦簇,红绿皆肥。如此俊秀的故乡,仿佛迈向了十八芳华的豆蔻少女,更惹人喜爱了。
流连在坝上,不时有回忆的浪花荡漾心头。1949年,故乡解放了。受苦受难的百姓,虽然在政治上翻了身,不再受压迫了,不再受剥削了,但仍然过着穷日子:玉米出来顿顿糊,小麦收后满嘴麸。年少时的生活状况,如今历历在目……
当我还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时,一转头,竟然发现,与我同年出生的杨玉泉同志,笑眯眯地走近了我的身边。玉泉要大我几个月,所以,我叫他庚兄。多年不见的老庚相遇,那种愉悦,那种激动,还真是难以言表。
一阵亲亲热热的嘘寒问暖后,我倚着一棵桃树,看着满树的桃花,闻着袭人的花香,问庚兄:“这么好的土地,怎么不种庄稼?”
庚兄微笑着,像老师给学生上课一样地讲开了:
“村里不少年轻人,都外出务工,挣大钱去了,留下的老年人,无力耕种啊。”
在没种庄稼的土地上栽种桃树、李树、梨树、橘树、橙树等,其经济效益,远比种庄稼强多了。正是因为那些果树的成功栽培、果林面积的扩大、各种水果的源源外销,村民们的钱包才慢慢地鼓起来了。
哦,明白了:那些金贵的果树,就是村民们的“绿色银行”啊!
走出桃林,上了乡村公路,放眼一望,故乡原来那些破旧的老屋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屹立在公路两旁那一栋栋排列有序的小洋楼。
我正要就此发问时,庚兄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又给我上课了:
那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把挣得的大把大把的钞票,都拿回家来盖了新房。新房又都盖在了公路两侧,自然就形成了街市。尽管楼房与楼房之间,还有间隔,尚未连成一体,不够整齐,不够划一,但街市的雏形,已经呈现出来了。街市上有商店、有饭馆、有诊所、有理发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呐!
庚兄信心满满地预言:“下次,你们回老家时,没准,这大山里的农村,就变成高楼林立、霓虹闪烁的城镇了”。
谈到故乡的变化,庚兄告诉我们:
改革开放以后——准确地说,是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村民们的生活得到了大大的改善,温饱问题解决了。“顿顿糊”“满嘴麸”的那样的苦日子,也就翻篇了。
更可喜的是,在党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指引下,从2004年开始,故乡实行了农村种田补贴:农民种田,政府给补贴。这种给农民以实惠的好政策是前所未有的。得到了政府补贴的农民,个个乐在心头,喜上眉梢。
听着庚兄的介绍,看着庚兄那发自内心的喜悦,我也格外高兴。那当儿,我递给他一支香烟。他点着后,猛吸了一口,提高了嗓门,又说:“诸如这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好事,还多着嘞!”
接着,他又滔滔不绝说开了:
2006年1月1日,国家宣布,全面取消农业税。自此起,我国沿袭了两千六百多年的传统税收,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取消农业税,其重要意义,就在于藏富于民。此举,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维护了农民的根本利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回溯历史,无论哪朝、哪代,农业税都加码征收。尤其是民国时期,农民除了负担沉重的农业税外,更有各种巧立名目、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如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无苛捐,无杂税,连农业税也给取消了。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革。在这个变革中受益的农民,怕是高兴得三更梦里都在笑哩!
越讲越高兴的庚兄,还告诉我们:
自2018年起,国家又决定,将每年的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一节日的设立,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升了亿万农民的荣誉感、幸福感与获得感。
我以为庚兄的介绍结束了,谁知他眉头一皱,话匣子又打开了:
从2009年起,农村养老保险开始实施。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以上的,便可领取养老金。现在又有新规定,农民在60岁之前,没按要求缴纳保险费的人,也可以领取基础养老补贴。
……
置身于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的故乡,听着庚兄声情并茂的介绍,对故乡的依恋之情油然而生。于是,我拍了拍二哥的肩膀,发自肺腑地提出了建议:“哥,故乡山清水秀,民风淳朴,咱们索性回故乡来养老吧。”
二哥还没来得及回答,庚兄就抢着说:“好啊!故乡欢迎你们。这里本来是你们的根嘛。”
抚触着故乡的绿色肌肤,呼吸着故乡的新鲜空气,走着,玩着,说着,笑着……一晃,夕阳快要落山了。我们正准备打道回府,庚兄忽然来了灵感,一首句句明白如话却又饱含深情的诗歌脱口而出:
国家惠农政策好,
皇粮国税全取消。
农民种地有补贴,
三更梦里笑声高。
是啊,共产党“亲民、爱民、惠民、助民”的好政策,让亿万农民过上了“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幸福日子。共享着改革红利的农民,梦里的笑声,咋能不高呢!
小住几天后,对故乡的了解就更多了。仅两百来户农家的王家干坝子,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家庭,都有银行存款;有两位颇有经济头脑的小伙,在深圳务工数年后,自己办了公司,当上了老板;有一位大专毕业的姑娘,在广州一边打工,一边写作,其作品在二十多家省级或国家级的刊物上发表,成了小有名气的打工作家;有三个高中毕业的小伙,在打工期间,通过自考,拿到了大学文凭;有两个在深圳务工的小青年,在深圳娶了媳妇,买了房子,连户口也迁到深圳去了,成了名副其实的深圳人;有七位打工者,自己买了小车,每年春节,他们都开着自己的小车回家过年,多么气派呀!
在故乡,听到的,令人振奋;看到的,更令人激动……
瞧,村里留守的大娘、大婶们,都很喜欢娃娃:不管哪家的娃娃,见了面,她们都亲切地叫着,极其自然地把别人家的娃娃抱过来,逗着,亲着,笑着,乐着。看来,在她们眼里,孩子才是乡村最大的财富,才是未来最大的希望。
行走在故乡宽阔温暖的怀抱里,疲惫的神经在惬意中舒展,漂泊的情感有了归宿,出窍的灵魂也有了依附,这无疑是一种幸福。这种幸福,只有从异乡归来的游子才能体味。
故乡的山水,我们看了又看。故乡的亲友,我们聊了又聊。还拍了很多的照片,把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红花、故乡的绿叶、故乡亲友那一张张灿烂的笑脸,通通留在手机里,通通带到城里去。
就在我们决定返城的前一天下午,二哥提议再到坝子上去转一转。于是,我们又在山脚下、小河边、桃林里悠游。暮色时分,我倏然收到一枚从唐代寄来的诗笺,是豪放不羁的诗仙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
谁家玉笛暗飞声,
散入春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
何人不起故园情。
反复品味诗仙的诗,恋乡之情更浓了。
作为一个远离故乡的游子,我深信,在党的“三农政策”指引下,故乡人民,一定会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把故乡打扮得更年轻、更美丽;一定会用自己非凡的智慧,把故乡建设得更富庶、更繁荣。不久的将来,故乡,一定会成为川北大山深处一颗璀璨的明珠。
悄然消失的补丁
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简而言之为:衣、食、住、行。衣排在第一,足见衣服之于人的重要。
衣,除了遮羞、御寒的作用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打扮。“人靠衣裳马靠鞍”“佛靠金装,人靠衣装”等古谚就说明了——人的外表形象,是要靠衣服打扮的。穿得越漂亮,人的形象越靓丽。
打扮,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它伴随着人类文明的产生而产生,也伴随着社会文化的丰富而变化。所以,社会经济越繁荣,文明程度越高,人们也就越注重打扮。
我是个寿登耄耋的老朽,目睹了大半个世纪里,人们衣着打扮的变化,深切地感受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泱泱中华,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有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好政策,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温暖与幸福,我们的生活越过越红火了。
记得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那时,广大受苦受难的普通百姓,虽然在政治上翻了身,但经济上仍然是受穷的。衣服破了,打个补丁再穿,那是极为常见的现象。即便是一件补丁连着补丁、大补丁上又摞着小补丁的衣服,也舍不得让它“下岗”。为什么?因为如果它“下了岗”,主人就没有衣服换洗了。
那年头,大人的衣服穿破了,补一补,改一改,给孩子穿;老大的衣服穿烂了,打上补丁,又给老二穿。这既是一种将就,更是一种无奈。破衣服之所以能够不断“转岗”,还能够“超期服役”,补丁功不可没。
不过,那年头的普通百姓,眼神平静,思维简单——衣服破了,打上补丁再穿,并不觉得丢人现眼。只要洗得干干净净,补得有模有样,人们照样另眼相看。
那么,那时的普通百姓,真的连一件没打补丁的衣服也没有吗?并不尽然。没打补丁的衣服还是有的,但是舍不得随便穿呀。什么时候穿?走亲戚、会朋友、赶场等特殊日子,才穿一下,回到家就马上脱下,好好地收捡起来。
按照传统习俗,大姑娘出嫁或小伙子娶亲时,哪怕举债,也是一定要缝制一套新衣服的。但新衣服总是要旧的,总是要破的,总是要打补丁的。所以,乡下有这样的民谚:“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由此可见,穿缝缝补补的破衣服,已是那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了。
时光老人的脚步真快,一转眼,就进入了20世纪70年代。
1970年至1973年间,我在一个贫瘠山区的公社教书。我们的校长是一位军转干部。他的家在农村,子女多,老父老母又体弱多病。因此,他的钱袋子经常都是瘪的,很难添置一件新衣,所以,他穿的衣服,几乎每件都是打了补丁的。令人感动的是,每年过八一建军节时,他都要穿上他那件打了个偌大“过肩疤”的绿色军装,借此表达他对军旅生活的怀念。
1974年,我被派到一所村小学任教。那村里有个小青年,是我的表弟。一天,表弟突然来到学校,羞羞答答地对我说:“表哥,明天我要到邻村李家沟去相亲。可我的衣服全是打了补丁的,穿一身打了补丁的衣服去相亲,多不好意思呀……”
表弟的来意,我明白了。相亲,是人生中一件大事,理应穿得讲究点。于是,我马上取出了我那套虽不算新但也没有补丁的蓝色中山服,递给了他。要知道,那可是我的一套“当家”衣服,是在某些庄重场合才舍得穿的“礼服”啊。
谢天谢地,表弟相亲成功了,那位既勤劳朴实又如花似玉的姑娘,后来便成了我的表弟媳妇。
光阴似箭,不知不觉,就进入了20世纪80年代。
1981年,我女儿考上卫校,也算跳出了“农门”。我送女儿入学那天,刚走进县城,就碰上了当年的老同事张雪莲老师。她知道我女儿考上了卫校后,一个劲儿地夸她聪明、有出息,说得我心里也暖暖的。当她发现我女儿穿了一条膝盖处打了补丁的裤子后,不高兴了,对我又是埋怨,又是批评:“老王呀,都什么年代了,你女儿咋能穿这种打了补丁的裤子在城里读书呢?”她知道我手头拮据,当即借给我20元(我当时月工资42元),叫我去给女儿买套新衣。她怕我舍不得花钱,又陪着我去了服装店,买好衣服后,才放心地离去。
是啊,都什么年代了,我还让女儿穿打了补丁的衣服去上学,真是亏待女儿了。至今想起这事 ,我仍觉愧疚。
在经济逐渐繁荣的过程中,老百姓的钱袋子也慢慢地鼓了起来,穿新衣服的人,也随之多了起来。
进入新世纪后,大多数的人都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破衣服打上补丁再穿的那一页,不经意间,就翻过去了。
随着改革政策的落实,改革步伐的加快,下海淘金的人多了,一部分敢于开拓创新的人,率先富了起来。那些先富起来的人,是咋打扮的呢?当然是洋装穿在身了。洋装,是他们智慧与胆略的见证,是他们教养与品格的象征,也是他们身份与地位的写照。
现在,无论你是在熙来攘往的大街上,还是在人流如潮的汽车站、火车站,抑或是在闹闹嚷嚷的公园里,举目一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个个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压根儿就没有穿补丁衣服的人了。
城里人如此,乡下呢?
去年,我回过一次乡下老家。那期间,拜访过长辈,与同辈们拉过家常,跟晚辈们聊过天。他们虽然都是农民,天天跟泥巴打交道,但都穿得体体面面的,与城里人的衣着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补丁,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退出人们的生活舞台了。
如今,人们穿的衣服,颜色各异,款式不同。唐装呀,西服呀,夹克呀,休闲服呀……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想怎么穿,就怎么穿。阳春三月,穿上春装,精神抖擞;入夏,又换上或长袖或短袖的衬衫,干活利索;寒冬,穿上保暖性能良好的羊绒衫、羽绒服,身暖心更暖,爽啊!
瞧着人们身上那或厚或薄、或长或短、或捂或露、或淡雅或华丽的极具个性的服饰时,你会眼花缭乱,也会由衷地赞叹——啊,钱袋子鼓了起来的普通百姓,也越来越讲究打扮了嘛。
是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过去,一衣多季,补丁连补丁;现在,一季多衣,天天有新装。
衣服太多了,自然就多了些浆洗与保管的麻烦。为了减少这些麻烦,有些半新半旧的衣服,由于不会讨主人的喜欢,也就被勒令“下岗”了。
改革春风,吹绿了神州大地。万象更新了,经济繁荣了,物资丰富了,衣食住行得到了全面改善。共享改革红利的普通百姓,生活滋润了,跟穷日子“拜拜”了。作为“穷”的特殊标志——补丁,也就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补丁,始于何时?我不知道。补丁,与普通百姓如影随形,又经历了多少朝多少代?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艰苦奋斗后,如今,都过上了居有房、出有车、食有肉、老了有养老金、病了有医保的好日子。补丁,早已成为一种渐行渐远的记忆了,成为一个历史符号了,这是无可争辩、有目共睹、千真万确的事实!
能赶上一个爱民亲民的好时代,能生活在一个物资富有的盛世里,能过上温馨和谐的好日子,是我们十四亿华夏儿女的大幸!是我们十四亿炎黄子孙的洪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