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辑活动中，有两种编辑手法可以使编辑隐晦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倾向和观点，这就是从古至今一直沿用的“述而不作”和随着近代报刊的发展而出现的“版面语言”。从宣传学的角度来讲，这两种编辑手法的应用，实际上就是宣传战略中一种迂回战术的应用。《孙子兵法·军争篇》曰：“以迂为直”，说的是“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是达到目的的最最短途径”。被列为中国战略经典之一的《三十六计》也说：“暗渡陈仓”，主动采取迂回战术，攻敌不备，出奇可制胜。战争与宣传，有同工异曲之处。诗贵“曲笔道真情”，画贵“深山藏古寺”，作为意识形态的编辑活动，编辑融思想倾向于隐而不露的编辑手法之中，不显山不露水地影响读者的思想，导向社会舆论，是经济建设时期一个编辑（宣传工作者）的任务和责任。

　　本文拟就“述而不作”这一宣传战术进行探讨，以抛引玉之砖。

　　（一）

　　“述而不作”的正式提出，始于我国编辑史上第一位杰出的编辑定孔子。他以“垂世立教”为编辑宗旨，采用“藏夷烦乱，剪裁浮辞”、“史创编年，诗分六义”、“序其作意，严其损益”、“有疑则缺，无据不改”的编辑方法，对《诗》、《书》，《礼》、《易》、《乐》、《春秋》进行了整理，损益，编次，保存了三代旧典。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朱熹在注解这句话时说：“述，传旧而已；作，则台也。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也就是说，孔子编辑《诗》，自称是尊重原著，收集整理而成，没有创新。目前的研究资料表明，他保持了《诗》原来的文采，没有作大的改动，只是做了删的工作。但问题正在于这“删”上。中原地理之广，人物风情之杂，其当时的诗绝不可能一律符合孔子的“思无邪”（“《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的标准。在艺术上也有高下之分。因此，孔子在三千余篇诗里，“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去其重，取可施以礼义”，成诗三百。这种“删”，使原来的《诗》变成了孔子的《诗》，继而成为推行“诗教”的样本。也就是说，《诗》三千所体现的价值系统与文化标准和《诗》三百的已经大相径庭。经孔子删定的各个局部形成了一个新的整体，它的“非加和性”造成了“思无邪”的整体效果。编辑的结果，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议论被删除，不合诗教的篇目统统被砍光，成了一部颇合统治者口味的“民情呈述”，形成了舆论一律。

　　自孔子的“述而不作”起，我国历代的编辑活动都具有了较强的政治意识和宣传意识，“述而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