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川图书发行业是随着图书的商品化而出现的。“好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我国“书肆”的出现，不晚于汉代，所售之书主要是抄本，唐代，雕版印刷产生，益州逐渐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印刷中心。“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秦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全唐文》卷624冯宿《禁版印时宪疏秦》）。其中，“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销量较大。这是四川历史上印刷品成商品进行流通的最早记者，也是四川印刷图书发行业的初始阶段。唐时的“西川印子”不仅行销四川，还流传到全国各地，甚至出洋日本。为适应盛行一时的佛教、道教传播的需要，寺庙、道观、书坊也大量刊刻佛经、咒本、符麓出售。“樊赏家”、“卞家”、“过家”是唐时益州书肆有名的书坊。

　　两宋时期，四川和杭州、福建成为全国三大雕版印刷中心。四川宫刻和私刻书业异常发达，规模和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唐和五代。“宋时蜀刻甲天下”。当时，四川官刻《开宝藏》、《玉平御览》、《册府元龟》、《华阳国志》、《三国志》、《水经注》、《眉山七史》等书，规模宏大，影响深远。政府行政发行图书的渠道随官刻业的发展而健全。四川坊刻图书此时大量行溜须牟取利润、后蜀宰相毋昭裔大量的私人刻书，其子孙在宋代售书致富，刺激了四川坊刻书业的发展，广都费氏进修堂、眉山程舍人宅、眉山万卷堂都是当时著名的坊刻印书发行之所。为便图书销售，宋时出现了图书广告似的售书书目，多附于出版图书之内。也有的图书在书封或牌记上附简要的介绍文字。还有的书坊请名人作序以促销。

　　可以说，唐宋时期，四川图书发行业作为一种行业已经产生，并得到发展，但尚未从图书刊刻业中完全分离出来，不是一个独立产业，除官刻外，售书者基本上都是“前店后场”似的书坊。

　　（二）

　　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两次社会变动，使四川印刷发行业受到致命打击，书版藏书多焚于战火，丧失殆尽。到了清乾隆、嘉庆时期，四川书业才开始恢复。江西、陕西、湖广等地一批书商贩书刻成都出卖，继而自刻销售，形成有名的“经元八大家”。蜀刻本重放异彩，渐与江渐本齐本，大量行销外省。一些规模较大的书读还在外地设店售书。如总号在重庆的善成堂，在成都、南昌、沙市、汉口、北京等地都设有分号。

　　晚清时期，四川图书发行商基本独立，只售不刻，他们中出现一种专事墨记得本书籍运出、袖珍石印本购入的“走广商”，如成都“绿野山房”、“二酉山房”等。具有了现代意义的书店性质。

　　随着新式印刷企业在四川的出现和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四川出版业向编、印、发各自独立的方向发展，专事书刊发行的机构大量出现。190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在成都开办成都商务印书馆，销售本馆及上海名铜印石印新版书籍，业务日益繁荣，逐渐成为川西地区最大的图书发行店。四川最早的册报（期刊）《渝报》一创刊，就在省内外各地设立了代派处，依靠自己的发行网点进行销售。

　　（三）

　　进入四川现代史，书刊发行业作为一种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育安在成都开办的华阳书报流通处和杨叶在重庆开办的重庆书店，专门销售《新青年》、《湘江评论》、《每周评论》、《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五四”前后在四川的传播。1932年到1935年春，存在于川东北、陕南地区的川陕苏区，其书报刊发行别具特色。在省苏维动乱政府内设文化委员会，下设出版局，负责苏区的出版发行工作，并制定颁布有法律性文件《发行工作条例》。苏区内的发行工作由各级党政群团的发行科（股）或发行员、赤色邮电局、出版物直送工作队、贴发队、工农书店、地下交通线、白区工作委员会、红军战时通信排等八种组织，构成多渠道发行网，负责苏区书报刊和政令文件在苏区内外的发行。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各地一些出版社、书店迁来四川，致使四川重庆为中心的书刊出版发选好业出现空前的畸型繁荣。8年抗战中，重庆的出版发行机构经国民政府图书审查处注册行文审批的共404家，未登记注册的200多家。抗战结束，一部分书刊出版发行机构迁出四川，一部分进步发行机构相继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到1949年初，四川书刊发行业十分萧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出版发行业又逐渐复苏和繁荣。在接管敌伪出版发行企业、改造私营出版发行业的基础上，组建了国有发行企业新华书店和邮政发行网络，及农村供销合作社书刊发行网点。1979年后，作为国有发行企业的补充，社会发行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95年，全省有各级国营新华书店208家，国营售书点638个，供销社售书点3729个，二级批发书店150余家，零售（租赁）店摊主4600多个，建成省级书刊批发市场一个，市级书刊市场3个。各种出版物的发行销售，已经发展成为国有书店和邮局的主渠道、多渠道分流，多种经济成分参与的格局。1995年，全省国营书店销售额23.01亿元，在全国位居前列。

　　四川还成立有专门从事各类出版物进出口和销售业务的专门机构：四川省出版对外贸易公司、四川省外文书店、重庆市外文书店。这些机构在促进中外出版发行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大力拓展四川出版物的海外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96年《四川新书报》第44、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