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很多报刊陆续迁入四川，不少文化人入川后又新办了一批报刊，使得在四川出版的各类报纸达到近二百种，刊物约一千六百种。具有全国影响的报刊，集中在成都、重庆两市，中小型报刊分布在全省各地。其中，重庆的刊物达到九百种以上，成都的刊物也在四百种以上。

　　重庆地区的期刊

　　这一时期，重庆市刊物数量之多，品种之全，在全国居首位。其中半数以上是国民党创办的，其党、政、军等各系统从上到下都办有自己的公报或对口业务刊物。主要有《中央周刊》、《民意》、《血路》、《新知识》、《新政治》、《政治季刊》、《民族战士》、《中国青年》、《妇女新运》、《当代论坛》、《军事与政治》、《中山半月刊》（后改半月刊）、《三民主义周刊》（后改半月刊）、《文化先锋》、《文艺先锋》、《华侨先锋》等。

　　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群众》周刊由汉口迁到重庆出版。同时，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以合法身份公开出版的重要刊物不下40种，可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时事政治理论学习方面的刊物，其中有内迁的《战时青年》、《战时文化》、《全民抗战》、《反攻》、《反侵略》、《抗到底》、《中苏文化》、《国讯》、《战时教育》、《妇女生活》和新创办的《战地知识》、《读书月报》、《理论与现实》、《学习生活》、《现代妇女》、《宪政》、《文汇周报》、《职业妇女》、《民主与科学》、《青年知识》等；另一类是文艺、文学、戏剧、音乐方面的刊物，其中有内迁的《抗战文艺》、《文艺阵地》、《青年文艺》和新创办的《文艺战线》、《文学月刊》、《文艺工作》、《文坛》、《中原》、《艺文志》、《文哨》、《文艺杂志》、《戏剧岗位》、《戏剧月报》、《戏剧时代》、《新音乐》、《音乐艺术》、《歌曲创作月刊》等。

　　成都地区的期刊

　　成都作为四川的省会，报刊规模历来居全省之首。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它是省内仅次于重庆的报刊出版中心。所办刊物中相当部分属于国民党系统。有国民党驻蓉单位办的，如《黄埔周刊》、《黄埔季刊》、《广播周刊》等；有四川省政府各部门办的，如《新四川》月刊、《县政》月刊、《政教旬刊》、《建设周讯》、《四川建设》、《四川统计》、《四川教育》、《四川学生》、《国民教育》、《国民教育指导月刊》、《四川国民教育月刊》、《新教育旬刊》等；有成都市政府办的，如《成都市政府周报》、《成都市政府月刊》等；还有政治上依附于国民党的刊物，如《抗战与文化》、《民间意识》、《今日公论》、《革命呼声》等。抗日战争初期，成都由于受国民党中央的控制较弱，各地来川的进步文化人易于立足，加之共产党组织最早在这里恢复和重建，因此在成都刊物中，有许多是属于共产党领导或支持的抗日刊物。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以时事政治为主的综合性刊物，如《工作》、《大声周刊》、《新时代》、《救亡周刊》、《星芒救亡联合周报》、《抗战星期刊》、《战时学生旬刊》、《时事新刊》、《统一战线》、《妇女呼声》、《抗敌周刊》、《抗战与教育》等；二是为抗日救亡服务的文艺性刊物，如《金箭月刊》、《散文》、《抗敌周刊》、《战旗旬刊》、《火炬》半月刊、《笔阵》半月刊、《戏剧战线》月刊、《挥戈文艺》月刊等。1940年春，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借此大肆逮捕共产党人，使共产党领导下的成都报刊业蒙受重大损失，沉寂达一年之久。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英、苏的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形成后，才有了新的转机，又新创办了《金沙》、《大学》、《文艺创作》、《大义周刊等》。

　　其他地区的期刊 抗日战争期间，省内其他地区约有三百来种期刊，其中绝大多数是以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县三青团或县民众教育馆的名义创办的，也有一部分是共产党地下组织和进步人士以合法名义创办的。这些刊物多为油印或石印，出版时间都不长。

　　在下川东地区，获得外地消息快，救亡运动开展迅速，各种报刊相继出现，刊物主要有《诗前哨》（万县）、《谷音》（巫溪）《开县公报》、《鸡声周刊》（石柱）等。在上川东地区，因受重庆的影响，加之疏散的单位和文化人多，也有大量的报刊出版，在北碚出版的刊物主要有《北碚》月刊、《儿童福利月刊》、《师友通讯月刊》、《时闻》月刊、《文摘》旬刊、《书学》、《青鸟》、《突兀文艺》、《地理》季刊、《诗垦地丛刊》等；其他各县主要有《明耻》月刊、《叱咤》半月刊（合川）、《璧山农村》月刊、《国民教育刊》、《社会教育学院院刊》、《教育与社会》季刊（璧山），《白沙青年》、《图书月刊》《理想与文化》月刊、《暗群季刊》、《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季刊》（江津）、《现代邮政》月刊、《佛光季刊》（綦江）等等。在川北地区，主要有《余墨周刊》、《小学生旬刊》（达县）、《嘉陵公报》（南充）、《青年旬刊》（岳池）、《边风月刊》、《阆中青年月刊》（阆中）、《民锋周刊》（遂宁）、《建国与教育》、《国立东北大学校刊》、《东北集刊》、《志林》（三台）、《党务旬刊》（中江）、《文学青年》（射洪）《锻冶厂》月刊（罗江）等。在川南地区，因内迁单位和人员较多，刊物主要有《青年旬刊》（泸州）、《边疆新闻》、《宜宾民众》（宜宾）、《中国青艺》、《蚕丝月报》、武大《经济学会会刊》、《诗月报》、《川南工商》月刊、《川滇西路》月刊、《林木》双月刊（乐山）、《屏山县政》旬刊（屏山）等。在川中地区有《自贡合作》旬刊、《自贡市政府公报》、《音乐与戏剧》、《文教丛书》（内江）、《辅导月刊》（资中）、《威风》月刊（威远）、《流火》月刊（荣倒）等。在川西地区，有《文化堡垒》（灌县）、《烟草技术月刊》（郫县）、《漫江乡村建设》月刊（漫江）等。

　　1939年1月1日建西康省之后，康定、西昌、雅安报刊业也迅速发 展起来。在康定，主要有《新西康》月刊、《康导月刊》、《西康省政府公报》、《川康建设丛刊》、《西康经济季刊》、《社政季刊》、《西康统计季刊》、《西康妇女》等刊物；在西昌，主要有《新宁远》月刊、《边政季刊》、《边政月刊》、《西昌县政月刊》、《新宁月刊》等刊物；在雅安主要有《办行半月刊》、《西康青年》、《党国前锋》等刊物。

　　抗日战争时期，虽然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但是国民党当局并未放弃其反共的政策，使用各种手段扼杀进步报刊。自1938年2月至1943年12月，国民党政府先后下达的有关战时新闻检查法令多件。发布了《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杂志送审须知》、《图书送审须知》，以对付进步报刊。自1938年2月至1947年2月《新华日报》社被迫撤返延安这段时间，新闻检查机构对《新华日报》检扣和处分148次，阻挠与破坏发行105次，监视与盯梢的指导令下达了75次，调查与迫害《新华日报》读者、投稿者15起，查禁与检扣《新华日报》营业处书刊16次。这一时期，四川出版报纸期刊，要经过八关。一是要过登记关，必须经过社会局、省党部、中宣部登记、再由内政部批准，才能出版。二是稿件检查关，每期稿件都要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省市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或指定的审查机关检查。三是报纸印刷垄断关。纸张和印刷厂大部分控制在国民党手中。四是发行关。刊物印好后还要送到审查处，几天后没有问题才能发行，邮寄刊物往往因为邮路中断或邮政混乱而无保证。五是特价关。物价波动，上涨激烈。六是特务关，特务捣乱，胡乱抓人。七是日寇轰炸，八是编辑人员生活困难关，队伍不稳，难以出版。

　　国对国民党当局的控制与高压，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导下，重庆、成都等地进步报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44年5月，重庆文化界一致要求国民党当局取消新闻图书杂志及戏剧演出审查制度。1945年8月31日，重庆十大杂志负责人，即《国讯》、《宪政》月刊的黄炎培、张志让、杨卫玉、俞颂华、尚丁，《中华论坛》的章伯钧，《民主世界》的钟天心、陆原，《民宪》半月刊的左舜生，《文汇周报》的陈翰伯，《再生》的孙宝毅，《中学生》的叶圣陶、傅彬然，《东方杂志》的史久芸，《新中华的》姚绍华、耿庸等举行会议，一致决议：大家联合不送审查；发行联合增刊。1945年9月6日，前列各刊以及《战时教育》、《国论》、《学生杂志》、《新中华》、《东方杂志》、《中山文化教育季刊》、《现代妇女》、《民主与科学》采取一致行动，拒绝送审。9月16日，成都27个文化团体成立“成都新闻文化团体联谊会”，并发布宣言，要求取消一切出版发行的特许制度，取消新闻图书、杂志审查制度。1945年9月15日，重庆20家杂志正式通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民参政会，拒绝把原稿送审，十大杂志为拒检而发行的联合增刊第一号发刊（该增刊立业不向登记机关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