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辑活动中，有两种编辑手法可以使编辑隐晦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倾向和观点，这就是从古至今一直沿用的“述而不作”和随着近代报刊的发展而出现的“版面语言”。从宣传学的角度来讲，这两种编辑手法的应用，实际上就是宣传战略中一种迂回战术的应用。《孙子兵法·军争篇》曰：“以迂为直”，说的是“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是达到目的的最最短途径”。被列为中国战略经典之一的《三十六计》也说：“暗渡陈仓”，主动采取迂回战术，攻敌不备，出奇可制胜。战争与宣传，有同工异曲之处。诗贵“曲笔道真情”，画贵“深山藏古寺”，作为意识形态的编辑活动，编辑融思想倾向于隐而不露的编辑手法之中，不显山不露水地影响读者的思想，导向社会舆论，是经济建设时期一个编辑（宣传工作者）的任务和责任。

　　本文拟就“述而不作”这一宣传战术进行探讨，以抛引玉之砖。

　　（一）

　　“述而不作”的正式提出，始于我国编辑史上第一位杰出的编辑定孔子。他以“垂世立教”为编辑宗旨，采用“藏夷烦乱，剪裁浮辞”、“史创编年，诗分六义”、“序其作意，严其损益”、“有疑则缺，无据不改”的编辑方法，对《诗》、《书》，《礼》、《易》、《乐》、《春秋》进行了整理，损益，编次，保存了三代旧典。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朱熹在注解这句话时说：“述，传旧而已；作，则台也。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也就是说，孔子编辑《诗》，自称是尊重原著，收集整理而成，没有创新。目前的研究资料表明，他保持了《诗》原来的文采，没有作大的改动，只是做了删的工作。但问题正在于这“删”上。中原地理之广，人物风情之杂，其当时的诗绝不可能一律符合孔子的“思无邪”（“《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的标准。在艺术上也有高下之分。因此，孔子在三千余篇诗里，“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去其重，取可施以礼义”，成诗三百。这种“删”，使原来的《诗》变成了孔子的《诗》，继而成为推行“诗教”的样本。也就是说，《诗》三千所体现的价值系统与文化标准和《诗》三百的已经大相径庭。经孔子删定的各个局部形成了一个新的整体，它的“非加和性”造成了“思无邪”的整体效果。编辑的结果，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议论被删除，不合诗教的篇目统统被砍光，成了一部颇合统治者口味的“民情呈述”，形成了舆论一律。

　　自孔子的“述而不作”起，我国历代的编辑活动都具有了较强的政治意识和宣传意识，“述而不作”的删诗方式逐步得到了发展。如宋时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把“文字繁多”，“布衣之士读之不遍”的史料，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以便于皇帝“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皇帝提供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教训。“述而不作”的编辑手法，在这里成为了封建臣僚委婉进谏君王“治道”之法的手段。到了清代，《四库全书》“寓禁于征”的编辑形态则把“述而不作”发挥到了极点。这部由乾隆钦定的，收罗我国古代典籍最为丰富的丛书，凡是与统治者政治观点相冲突的书籍和有违碍之处（如因人废言之类），甚至连倚声填词，剧词小曲之类都被排斥在外。

　　当今，随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种信息的巨大膨胀，“述而不作”这一古老的编辑手法，当现代报刊出现后，它就从单一的应用于编书发展到编报编刊。最为典型的例子，当数文摘报刊的诞生，如《青年文摘》、《文摘周报》、《文萃》杂志等。这些完全摘自其它报刊的文章，经过摘抄者的一加工和编辑的二加工，组成了新的报刊，它们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性与原来就不一样了。这也是一种“非加和性”效应。另外，在各类新闻机构的编辑活动中，编辑在来稿的选择这一环节上，“述不作”在这里得到了扩展。前几年，一些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也曾使用此法，大肆编辑出版介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丛书，或者召集各类座谈会，然后由报刊摘其所需要的言论展表，从而在国内泛起一股自由化思潮，收到了他们的宣传效果。

　　二

　　“述而不作”的编辑手法，在西方的宣传策略中，被总结为“洗牌作弊”法(The cahd stackmg device)。美国的两位宣传学者艾尔弗雷·麦克朗·李和伊丽铲白·布赖恩特·李在他们合著的《宣传之艺术》一书中说，洗牌作弊法的本质就是宣传者“选择并用与自己观点一致的论据，以使某个观点、方案、人物或产品处于最有利的或最不利的情况之下”。比如，编辑在宣传某一种观点时，只选择、摘引能支持自己观点的材料，而撇开与自己观点相左的材料。此法颇似打扑克中的作弊行为，作弊者偷取对已有利的牌，扔掉自己不需要或于已有害的牌。不管是“述而不作”还是“洗牌作弊”，其实质都是编辑（宣传者）根据自己的需要，裁取事实整体的某些部位，重新组成新的整体。这就好比“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样，读者根据自己的观点去取舍有关哈姆莱特的描写段落，从而形成自己的哈姆莱特。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裁取事实整体的某些部位一般有两种情形；一是去粗取精，去伪取真，即所谓“芟夷烦乱，剪裁浮辑”（《尚书序》）此乃尊重整体真实的方法；一是割取事实整体的某一局部，以局部的真实掩盖整体的真实，即以偏概全。两种情形，前者是辩证的工作方法，后者是形而上学的方法。两种情形都有很强的宣传效果，其编辑（宣传）出来的东西容易被受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其潜在的思想观念，所不同的是后者歪典了事实，具有欺骗性。

　　在心理学上，根据韦伯——费希纳律，可觉察到差别的刺激变化量与刺激强度成正比。如果刺激较强，刺激须有较大变化才能觉察到差别。如果刺激较弱，只需较小的变化就被觉察到。用“述而不作”编辑出来的东西容易被读者接受，也正是如此。同样一部史料，如果编辑希望诸就其中某一方向的内容进行接受而加上颇带感情色彩的按语（如古典书籍中的评注），那么这种刺激除非有较大变化（对读者来说是较他们所见的更新、更奇），否者读者就拒绝接受而达不到宣传目的。相反，如果编辑就不希望读者接受的那些内容进行“述而不作”式的删、剪、编辑成隐含有自己的思想的新版本，这种版本的更新在形式上只给了读者一个弱刺激，但其内容上的较大变动却易为受众的感受并接受。另一方面，由于受众的自主心理和参与意识，他们反感那种“教师爷”式的宣传腔，而喜欢不带指手划脚式的读物（宣传产品）。而愿意在更多地了解事物的背景和过程，了解各种不同看法的基础上，自己做出是非判断。这就是“述而不作”迂回战术宣传效果显著的心理学基础。

　　（三）

　　当前的宣传工作，总的来讲，在宣传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宣传改革开放等方面的成绩是肯定的，特别是近两年以来，有力地击退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不容否认，工作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是主要的当数在部分宣传媒介中越来越浓的宣传腔。所谓宣传腔就是宣传者在宣传中赤裸裸地表白自己的宣传意图，便使受众明显地感受到宣传者在为自己作宣传，或者想把自己的宣传观点加强加于人。这种宣传腔在经济建设时期的害处就是引受众的反感，宣传效果弱。我们应当看到从50年代到90年代，随着受众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受众自身诸条件的变化，受众心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从50年代到90年代，“对信息的需求甚少”到今天的“强烈的求新心理和开放意识”；从50年代对宣传媒介的高度信任心理到今天的较强的自我意识，那种习惯于把自己处于被动教育的位置上的他人导向意识，早已转变为不盲目接受宣传结论，自己充当自身的行为向导；再就是受众对信息需求的多样化和参与日益强烈起来。针对受众这些心理变化，作为宣传工作者的编辑，应当多讲究一些宣传艺术，注重宣传的策略问题，不但要把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宣传到群众中去，而且要求得到好的宣传效果。“述而不作”就是诸多宣传战术和技巧中的一种，应当结合实际给予应用。

　　一、针对当前崇洋媚外心理的抬头，可以将有关扬民族之精神，以及反映西方国家阴暗面的材料编印成书或以其他载体形式提供给受众，由他们自己通过了解而作出判断。这种迂回的手法其宣传向导的效果一定比直接发表几百批判媚外心理的文章强。

　　二、在意识领域里继续清算资产阶级自由化余毒。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在这两年的反击中已批斥无遗，但人们对自由化的害处似乎还了解不够，建议把自由化思潮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每一次泛滥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的损失作一历史性清数，把这些史实传播给广大受众。

　　三、和平时期搞经济建设，应该在民众中树立科学技术是国富民强的根本动力的思想，海湾战争中高科技的威力也告诉了我们这一点。但是目前在我国的许多，特别偏远的山区、工矿，科学技术仍然得不到重视。建议就各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科学技术所起的重要作用的典型史料，以及现实生活中一些企业，农户依靠科技致富的典型材料，收集在一起，以书、电影、电视等传播载体形式，宣传科技的重要性。

　　四、廉政则当前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课题，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包括党纪处分条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守则在内的一系列廉政措施。作为宣传部门也应当把宣传跟上，包括介绍世界各国的廉政措施，列举贪污腐化给党的事业带来的种种危害，介绍中国历史上的历代清官，甚至还可以以古讽今地将历代贪官的下场辑成集子。这些都是“述而不作”式的宣传。

　　总之，“述而不作”这种编辑手法，实际上是宣传战略中一种有效的迂回战术。以上仅就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举几例对它的运用，实际上宣传工作中用得这种战术的地方还多的是。

　　《科技报刊研究》杂志199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