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康焰

　　作者：王亦北

　　2020年2月2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第二批援鄂医疗队出发，康焰也在其中。然而，当行李托运了，登机牌办好了，康焰却接到了上级部门打来的电话。电话里什么都没解释，只说了一句，另有安排暂缓前去。

　　就这样，康焰的援鄂之行被按下了暂停键。机场工作人员又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康焰的行李找出来。当时，康焰很失落，他总觉得，出征仪式都办了，同事朋友关心的电话也打了，临出发前，又被留下了，这种感觉，怪怪的。为此，那之后的好几天，康焰都不好意思出门。

　　时间并没有过去多久，5天后，康焰接到通知，担任第三批四川省援鄂医疗队的队长，即刻出发。看完消息的那一瞬，康焰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那种熟悉的感觉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体里。康焰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还是四川省国际医学交流促进会重症医学专委会主任委员，曾参加过“5•12”汶川大地震、“4•14”玉树地震等一系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突发重大安全事件应急医疗救治工作。早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初，他的潜意识里就坚定了一种信念——他应该去武汉，那里，是他真正的战场。“我知道自己一定会去，所以都没拆之前打包好的行李。”

　　“非典”时期，康焰和同是医生的夫人没有商量，就在各自的科室报名上一线。那时，他们的孩子才几岁，递交申请书的那一刹，两个人都没提谁来照顾孩子这件大事。所有人都说，他们是“最美逆行者”。康焰却说，“我们不是逆行，像消防队员，发生火灾时，他们也是义无反顾地向前走。当突发医疗卫生事件的时候，我们奔赴前方，也只是朝着目标前进。”

　　2月7日，康焰带队第三批四川省援鄂医疗队出征武汉，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奋战60天后，4月7日，康焰首次回到成都封闭休整。但仅仅过了3天，康焰又受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委派，再次转战出现大量输入性病例的黑龙江绥芬河支援。直到5月16日凌晨1点20分，康焰从哈尔滨乘飞机抵蓉，走下舷梯的那一刻，他紧绷多时的神经才终于得以放松。至此，康焰持续96天的一线战“疫”也正式结束。

　　一

　　2月20日中午12:57，16病区科主任吴雄飞突然在“东院区驰援医疗队工作群”里发出紧急求援：该病区有个47岁的新冠肺炎男性患者，2月9日入院后，病情持续加重，虽然已经给了最大程度的无创呼吸机呼吸治疗，但氧饱和度还是仅维持在55%~60%左右，需要气管插管实施有创呼吸机治疗。16病区是由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肾脏内科医生和护理人员组成的，既没有重症医生，也没有收治气管插管患者的条件。

　　下午1:18，16病区收到康焰教授的回复：23病区可以接收。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23、24病区，是主要收治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的地方，也是“川军”精锐华西医疗队驻守的地方。然而，16病区和23病区虽然在同一栋大楼里，可要从7楼的16病区转入到14楼的23病区，转运时间大概要15分钟，这段路，对于转运小组和患者来说，是一道“生死线”，因为患者随时可能出现氧合下降、心跳骤停的危险。

　　为了尽可能降低患者转运的风险，康焰亲自“点将”：主治医生赖巍、呼吸治疗师王鹏、护士曾鹏组成紧急转运小组把16病区的危重患者转运到23病区来……

　　这样的危险时刻还有很多。尤其是在武汉抗疫初期，由于疫情的突发、短期内患者数量的急剧增加、防护设备的供应不足等等，当地医护救治团队显得有些措手不及，甚至出现了焦虑情绪。后来，在全国各地的医疗队抵达武汉之后，最高峰时期，支援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的医疗队达到了21支。如何最大限度地整合利用各医疗队的优质资源，实现治疗“一盘棋思维”？康焰作为该院联合专家组组长，在极短的时间内，他迅速了解了各医疗队的专长，以最快的速度组建起了多个医疗救治小组，集中力量重点突击各类重症病患疑难问题。很快，整个救治过程开始变得井然有序，一周之内，新冠肺炎患者死亡率大幅下降，救援方案也初步形成。

　　重症医学领域有这样一句话——没有突然出现的病情变化，只有突然发现的病情变化。“一个病人不会无来由地病情加重，此前一定会有蛛丝马迹。这个时候，实施分层分级诊疗，将治疗关口前移就变得非常重要。”为了更好地救治病患，康焰确定并实施了分级救治策略，按照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把病区细分为绿区、黄区和红区，为不同区域的患者制订了不同的医疗和护理方案。这样一来，原本需要300人才能做到的工作，康焰带领的130余人的医疗队就做到了，既及时有效地控制了重症患者病情，又节约了人力物力。

　　俗话说，不打无准备之仗。考虑到新冠肺炎的特殊性，康焰和团队去武汉时，特意带了一套重症救治MDT（多学科会诊）远程会诊系统。在武汉东院区，康焰在不同院区不同病区之间架设了这套会诊平台，每天下午，东院救治队伍和华西医院之间都会展幵远程多学科常态会诊。通过会诊，重症医师与多个专业方向的医生一起讨论，从不同角度来优化治疗方案，最终改善重症病人的治疗效果。

　　对于康焰来说，由于长期身处重症医学一线，每天都在和生死打交道，时间久了，要被感动并不容易。但是在武汉，康焰说，他真正被打动了。哪怕只是普普通通的小事，但是你会感觉到，整个战“疫”最后能取得这样好的结果，其实就是源于这些点点滴滴。

　　抗疫期间，武汉停用了所有公共交通工具，政府专门为康焰的医疗队准备了两辆公交车，由来自当地公交集团的驾驶员志愿接送医护人员。驾驶员经常等到凌晨两三点。最开始，当地的公交系统排的接送班次都是固定的，有十几趟。后来，考虑到医疗队的实际需求，这个排班完全被打乱了，武汉的公交师傅几乎是有求必应，哪怕只有一个医务人员需要接送，只要一个电话，师傅都会半夜起来接送，就是想让他们能够早一点回酒店休息。

　　离开武汉之前，每个援鄂医疗队都要在武汉东院种一棵代表医疗队的小树。康焰的医疗队种下的小树叫做“蜀你最美”。这棵树种下的那天晚上，武汉风雨交加，第二天，康焰看到很多医疗队的树都倒下了，只有自己队的树比较坚挺。后来他才知道，当天晩上，四川队凌晨下班的几个小姑娘，看到树倒下了，硬是凭着她们的一腔热血，在风雨中将这棵树重新扶了起来。其实，经过一天的辛苦，她们早已精疲力尽了，可还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康焰说，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精神。

　　二

　　当绥芬河输入性病例持续增加的消息不断传来，康焰就有预感，自己有可能会被再次抽调。由于多年从事重症医学工作，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发自然灾害，康焰总是保持着警惕性，随时做好了出征的各项准备。

　　“实际上，我自己也想过去看看。”4月11日上午10点过，康焰接到国家卫健委的指令，下午出发去黑龙江。因为时间太紧急，他甚至来不及跟妻子讲得太详细，只是打电话说了一声。当时，第三援鄂医疗队的队员得知康焰要再次参加抗“疫”，纷纷请战说自己可以再战黑龙江。虽然最后康焰是一个人去的黑龙江，可每当想到背后有这些队员的支持，他就觉得特别温暖，特别有力量。

　　在黑龙江，主要采取“筛査一分级一救治”的救治策略，绥芬河市人民医院主要收治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大部分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则集中转移到牡丹江市救治。其中，重型、危重型患者被转至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轻型、普通型患者则由牡丹江康安医院收治。这样，既避免了病人病情加重后才被送入ICU抢救，也真正实现了重症治疗的“关口前移”。

　　康焰去的，是红旗医院。和康焰一起并肩作战的，还有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管向东、武汉同济医院呼吸科主任赵建平、国家专家组成员马晓春、杨毅等教授。在武汉时，康焰就跟管向东教授有过联合作战经历，并且，他们还有一张“八仙照”。那时，国家医疗工作组的8位重症专家进驻7家重症定点医院，与各医疗队一起“攻破最后的堡垒”。3月下旬，武汉的疫情已经基本缓和，所有方舱医院都已休舱，仍在治疗的重症病人就成了重点关注对象，_旦出现死亡病例，重症专家组都会第一时间进行讨论。那张照片就是一次例行讨论后，在场的摄影记者无意间为他们拍下的合影。因为是中国重症病症领域的“顶配阵容“，网友亲切地称他们为“重症八仙“。

　　康焰觉得，网友把他们升级成“仙”的这种调侃，其实代表着一种很美好的心愿——即手到病除、驱除疫情。而这，也是他们所有医务人员的共同心愿。

　　在红旗医院，康焰和老搭档会合后，为了更好地救治重症病例，他们曾像下棋一样，一遍一遍复盘，做过很多经验总结。正是这份用心，康焰和管向东教授等专家组成员，顺利地管理救治了409例新冠肺炎患者，其中包括30余例重症患者，5例危重型患者。

　　5月12日下午，409例经绥芬河口岸入境的输入性病例全部治愈出院，实现了清零。停下来的那一刻，康焰在自己的临时办公室里站了好久，才慢慢走出了医院。此时的红旗医院上方，天空瓦蓝瓦蓝的，白云软绵绵地躺在天空，就像家乡的棉花糖。风吹在身上，是那么的轻，那么的暖。冬天已经过去了。康焰想起，距离上一次回家已经是一个多月以前的事了。他该回去了。是的，他可以放心地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