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不能走路，一生下来，就是一个病根深种的瘫痪者。这可能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不少瘫痪者都是后天遭遇了意外或者生了什么病，才成了瘫痪病人，而我，从生命的第一秒开始，就已深陷泥潭，无路可逃。因此，有时我也会很羡慕那些后天瘫痪的不幸者，因为，他们至少有过正常的童年、少年甚至青年时期。他们至少在很小的时候，也曾有过欢乐的跳跃与飞奔；他们至少在很小的时候，也曾和小伙伴们有过无忧无虑的玩耍。而我，从来就不能走路，无法迈步。禁锢和孤独，是我一生的朋友。

　　从十个月大开始，父母就带着我四处去求医。大江南北，各大医院里都留下了我父母灰色的脚印。总是这家医院说不行，他们就又奔下一家而去；一年看不好，他们就又盼下一年。直到希望全部被耗光，绝望长成了铁一样的老茧，他们还在抱着我四处奔跑。那时候家里穷得经常揭不开锅。我一直记得最深的是，父母抱着我走累了，在马路边上坐下来，我望着不远处的茶叶蛋小摊，馋得望眼欲穿。而那个地方，就是繁华的大上海。如今回想，当时的我们一家，一定很像三个乞丐。而父母依然在抱着我四处奔跑。我们带着绝望和赤贫在人潮里逆行，天空万里乌云。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懂得命运？我想，也许就是从我坐在上海的马路边上的那一天开始。万千人潮缤纷来去，无尽繁华中，有人一饭难求；悲欢离合花开花谢，苍茫红尘里，有人生不如死。活着，就是由软弱走向坚强，由坚强走向死亡。

　　再长大一些，父母抱不动我了，就买了一辆三轮车，专门用来载我。父亲载着我，送我上学，载我回家，朝披残月，暮染星风。记得小学时，教室在楼上，父亲每一次抱我上楼或者下楼，都是生死攸关之事。在那长而窄的楼梯上，父亲抱着一百三十斤的我，母亲从旁协助，一家人，每一步，都不能出错，一出错，就会全家从楼梯上摔下去。那时，一天两次的走楼梯，是我最大的噩梦。每一步，父母都在用人生中最大的力量来走，每一步，我们都像是在生死边缘挣扎。我还特别害怕那些在楼梯上跑上跑下的调皮同学，因为要是真的一撞，那后果不堪设想。我那时是真怕死，怕极了。而这种怕，我又每天不得不尝。那时我觉得那楼梯就是一个魔，它天天张着血盆大口，在下面等着我。等着我们全家。对别人来说轻若鸿毛的一举一动，对我们来说却是重如泰山，这里面的生命之痛与生存之苦，又岂是常人所能明白？父母用血和汗给我铺出了一条上学之路，我这一生，都是在他们的血汗里前行。

　　小时候一放假，父亲便总是带我去他的单位里照顾我。但是后来我渐渐长大，父亲工作也越来越忙，无法再将放假的我安置在他的单位里了，于是母亲便选择了退休，开始当起了我的全职保姆。母亲的一生，都是在成全我和父亲，她将自己的人生丢了个一干二净。曾经我在报纸上看见过一则新闻，新闻说，一个母亲为了照顾脑瘫的儿子，放弃了工作，当起了儿子的全职保姆，报纸上有评论说，这样是很不值得的，等等。时至今日，我仍想告诉那位评论员，“母亲”这两个字，从来都与功利无关，对于母亲，我们永远都只有“伟大”这一个唯一的形容词。如果有一天，女性都只拥有了“独立”而失去了“伟大”，那么，我想，人类世界之分崩离析也就近在眼前矣。女性主义，要的是揭去男权话语的遮蔽，而不是用功利主义，来再一次地异化女性本体之存在与升华。舆论的力量是强大的，所以，有权发言之人，更是要加深自身的文化修养，这样才能造福于民，改造人心。

　　在我十二岁左右的时候，因为一次难以追究的医疗事故，我的病情进一步加重，我开始无力坐直，咀嚼东西也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真的很怀念那些虽然瘫痪却仍可以大快朵颐的日子。小时候很喜欢吃猪肚、猪耳朵之类又韧又脆的东西，可是那时候家里没钱，吃不起这些东西，现在终于吃得起了，我却再也吃不动了。人生就是这样一个让你欲哭无泪的东西。我知道我在未来还会失去更多的东西，但是那又怎样呢？日子总还是要过下去的。人从一出生开始，就是不断地在得到中品尝失去，在失去中追求得到，直到难以割舍地走向生命的最后。一切只是个过程，一切只是活着的根据和借口。不必为此抑郁终生。昨天是阵风，明天一场空，只要今天还活着，就很好。

　　我从来不能走路，但我从未向往过走路本身。我向往的只是藏在走路背后的许多东西。就好比一个苦苦寻路的人，他要找的必然不是路，而是这条路所能让他到达的地方。假如有来生，我只想做一个平凡而平安的正常人，不闻佛和道，一身痴与执，那样，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