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说：

　　写回忆录要充分利用档案。我想，周总理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结束以后，要请档案馆的同志来谈一下，可不可以直接同他们建立关系，我们这里的同志可以到他们那里去看点材料。我认为写回忆录最可靠的还是历史文献，比如哪件事发生在哪年、哪月、哪一天，当时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仅仅靠个人的回忆是说不清楚的。原来中办机要室编的《中央工作大事记》可以找出来看看，作为线索，可以引出很多回忆。薄一波写《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就使用了它嘛。刘吉顺从陕西带回的那些材料很好，我都看了。关于那时胡耀邦和刘澜涛发生争论的情况，现在也可以写一本书。当时西北局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左”的，胡耀邦反“左”反得厉害。胡耀邦的文章很漂亮，他到陕西以后给毛泽东写了一个题为《走马到职报陕情》的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这次你们到广东去也取回了不少材料，都很好。你们根据这些材料整理的那篇《在改革开放的前哨》我也看了，广东那一段的情况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比较容易写。所以，应当请中央档案馆的同志了解我们这里的工作情况，给我们一点配合。

　　1998年2月25日，杨尚昆请中央档案馆的同志来谈利用档案问题。他说:

　　我打算写一本回忆录。这一来就要查阅很多材料。我手上什么历史材料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我自己保存下来的日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人抄家抄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给我平反的时候，原来专案组的人说这些东西都烧掉了。但是究竟烧掉没烧掉，谁都拿不出一个凭据来。最近，崔双甫从已经撤销的“中办政治部”遗留下来的废品堆里给我找回来一个帆布箱。箱子里面除了一些信件、照片、杂物外，还有几本日记。日记只有1949年到1967年的一部分，很不完整。我的日记也没有很大的用处，因为日记里只写哪一天做了哪些事，并没有具体内容。但是从日记里可以搜集到我的历史脚印，多少有些参考作用。现在要写回忆录，我想请你们帮助我再找找，看能不能把遗失的部分再找回一些。

　　我在中央办公厅搞了20年，这20年的档案原来由机要室档案科立卷归档，比较完整，听说这部分档案已经移交给你们了。现在就是要看看你们那里有哪些和我有关的材料，请你们提供给我们使用。具体办法你们去商量，当然要按照你们的规矩办。我们这里怎么保管、使用也要立个规矩，不能把你们的材料随便拿给第三个人去看，那不行。现在大家都在抢材料，抢到一点材料就去写东西。不是叫“市场经济”吗？我们要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请你们帮助找些档案材料，要按照你们的规矩，你们的规矩也是过去在我主持下订立的。我不能违反我自己立的规矩。当然，原来立的那些规矩你们已经把它进一步完善了，所以还是按照你们的规矩。你们提供给我们使用的材料，我们向你们负责，严格保密，保证不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