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2月20日，杨尚昆同我和刘吉顺谈回忆录第二册问题时说：

　　中央办公厅的20年，应该是我的回忆录的重点，但是这一段很难写。第三册，主要是军委这一段，包括后来当选为国家主席。写什么，怎么写，下一步再说。

　　中央办公厅本身的工作，并不是我的回忆录第二册要写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回忆录第二册并非要写中央办公厅本身的工作。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主要是为中央服务。李欣查了不少资料，把我在中办20年的情况写了一大本，送给我看，我说，你写书怎么写都可以，我的回忆录就不能这么写。我的回忆录应该写我当办公厅主任期间中央发生了什么大事和中央办公厅怎样为中央处理这些事服务。既要坚持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貌，也不能只罗列一些事件，必须有材料、有观点，文字力求简练。

　　陈麒章整理的高饶事件那一篇，是写得不错的。但是还要研究一下，高饶问题在我的回忆录里要不要占那么大的分量。高饶问题、财经会议、组工会议、七届四中全会都要说到，因为这在党史上都是重要事件，我也都参与了。但这些都只能简要地写，如果每件事都独立成章，那这20年就不知道要写多少章。

　　关于苏共二十大以后的中苏两党关系，我最熟悉，也是我的回忆录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关于这个问题，我对赵仲元说了，你同阎明复两个人商量，情况你们最了解，手上也有材料，可以先去整理一个稿子交给我，然后我们讨论、修改，不像别的问题，必须是我谈了，他们才能动手写。现在我不干扰你们。

　　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党的两位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矛盾产生和发展过程。这在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中是有反映的。你要写中央办公厅20年，对这些是无法回避的。但是，怎么写，需要认真地考虑。

　　如果回忆录第二册只写中央办公厅本身的工作，那很简单，有万把字就够了。办公厅的工作实际上就是秘书工作，处理中央交办的日常事务。主要是处理文件和生活服务，还有安全保卫。我在中央办公厅这个岗位上，就是中央交办什么就办什么，所以我常说我是“听用”。比如，1962年精减城市人口，动员2000万人口下乡，就是我办的。我是中央精简小组组长，经常办事的就是马文瑞、郗占元和我几个人，搞了一年多。

　　中央办公厅有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各种制度。过去在延安时，办公厅管的面比较窄，各种制度有也只是个雏形。以后逐步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中央办公厅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大摊子”，机构和各种制度都逐步健全，如保密制度，机密文件的管理、文书立卷和归档制度，中央档案馆的建立等等。中央档案馆是我和曾三两个人积极筹划，在周总理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

　　中央办公厅的机构也是有分有合，时分时合，根据工作需要不断地变化。还有一点，由我那时起直到现在，中央办公厅和地方各级党委办公厅没有隶属关系。那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办公厅都提出要中央办公厅领导，我说这不行。各级党委办公厅是为你们的同级党委服务的。你们党委要你们做什么、怎么做，你们就做什么、怎么做，业务上可以互相交流经验，但是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关于中办本身的问题，我的回忆录里可以写一点，也可以不写。如果写，笔墨不能太多。

　　写中办20年，还是要靠中办的几位老同志。他们都很积极、很热心，更重要的是他们熟悉情况，写起来得心应手。陈麒章也是80岁的老人了，他仍自告奋勇写出了那篇《高饶事件》。他所以写得好，因为他也是亲身经历，熟悉情况嘛。当然就回忆录全书讲，要靠中央文献研究室。这方面，应该讲李琦已经尽了很大力量，除了章学新、龚希光这些已经退下来的老同志以外，还设法从文献研究室给我们挤出了几个年轻的业务骨干。但是像现在这样搞下去，时间要很长。要考虑他们工作也很忙，不可能长期抽出这么多力量来帮助我搞回忆录。因此，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力争朝夕。哪些应该保留，哪些应该取掉，要有一个总体布局。

　　最后，“文化大革命”写不写？如果写，在我这本书里也只能简单地写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罗织了什么罪名，受了什么折磨就可以了。还有，由于我的问题株连了很多好同志，要向他们表示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