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一例外、无法逃避地经历了撕心裂肺的“5·12”汶川特大地震。

　　从最初最猛烈的内心疼痛和模糊的泪眼里，我们在第一时间看到铺天盖地的诗歌以汪洋之势，与各路救援大军会合一起，亲历、参与和见证了这场举世震惊的人类灾难。没有阶层划分，没有职业划分，没有年龄划分，写诗的人，不写诗的人，几乎都在这个时候以分行的文字把自己的情感集结起来，做了一次蔚为壮观的、浩荡的“集体井喷”。电波、荧屏、舞台、网络和纸质传媒把这些分行的文字统称为诗歌。还有不少出版社争分夺秒，从抗震救灾诗歌选题的报送到成书上市，六天、九天、十天或者半月，创造了中国出版业的一个个神话。这是“5·12”以来，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一个足以让人耳目一新的事实，也是一个足以让人惊心动魄的奇迹。

　　然而，当一个民族在灾难之后擦干了血迹和眼泪，渐渐开始恢复平静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中国诗歌仅仅就此止于这样的汪洋，那恐怕是诗歌的不幸和诗人的失职。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对前段时间的诗歌汪洋并没有任何鄙意，而事实是前段时间中国诗人和亿万百姓又一次血肉相连、息息相关，面对灾难借诗歌爆发的真情实感，为罹难的死者祈祷，为震后的心灵疗伤，为废墟上血与泪的疼痛和悲壮保存了一份特殊的记忆。这个时候，诗歌本身就值得尊重。可同样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浸泡在血泪之中的诗歌，感受基本一致，表情基本一致，所以汪洋中翻卷的无数浪花都有相似的规格和相似的造型。尽管这是第一时间诗歌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最终，面对如此巨大的人类的灾难，作为诗歌的文学贡献，我们更期待的是从文学意义上的纵深拓展，中国诗歌应该拿出与此相匹配的具有独立艺术品质和个人经验思考的更具有震撼力和生命力的作品。汪洋之后，我们应该沉静下来，用我们的诗歌在废墟上分拣出人性的高尚和卑微、精明和愚昧，真正把握大灾难带给我们民族精神的意义和生命的高度。

　　“5·12”汶川特大地震以后，中国诗歌做出了最直接、最快速的反应，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接纳和尊重。国内强势大众传媒的黄金时段、黄金版面让诗歌庄严出场、频频亮相，让13亿炎黄子孙无不在倾听中泪流满面、心如潮涌。这是中国诗人的骄傲，这是中国诗歌的骄傲。

　　与其他诗人有所不同的是我亲历了地动山摇、天昏地暗的那个时刻。那一天，以悠闲闻名于世的成都顷刻间笼罩着满大街的惊恐、脆弱、慌乱和无助。这是距震中不到100千米的城市，接下来通信瘫痪、余震不断，几乎每一个人都流离失所，坐守天明。整整一夜，救护车尖锐的呼叫一直在耳边没有中断，那种尖锐让我嗅到了死亡的气息。第二天已经按捺不住了，在电脑的键盘上流水一样敲出我的第一首诗《默哀：为汶川大地震罹难的生命》，在这首诗的最后，写下了“我真的希望/我们的共和国/应该为那些罹难的生命/下半旗志哀”。这是第一时间的真情实感，这是良心和责任的驱使，是身临其境赐予的一种写作状态，一种“喷射”的感觉，甚至来不及思考它的艺术成分，这是真实的、不可阻挡的，没有给你“秀”的任何余地。第二天，这首130余行的诗破例在《华西都市报》要闻版见报以后，报社和我接到不少电话，那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致电感谢这首诗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话。作为诗人，我第一次感受了诗歌来自社会如此强烈的反响。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诗歌在第一时间直面灾难，站在了抗震救灾的第一线。天南地北，众多的诗人作为志愿者悄无声息地赶赴灾区，加入了救援的行列。《人民文学》《诗刊》《星星》等国内数十家杂志迅疾撤换了已经下厂的刊物栏目，给雪花一样漫天飞舞的诗歌腾出了版面。一首首关于地震的诗歌覆盖了网络、手机、广播、电视、报刊，各种形式的抗震救灾诗歌朗诵活动在全国各地催生，一大批汇集了地震诗歌的诗集也以最快的速度出版。诗歌，在这个时刻属于每个人，它成了中国人集体悲情宣泄的一个重要出口。作为诗人，我一直不相信阿诺德所言：“诗歌拯救世界”，但这一次我却从“5·12”地震中喷涌的诗歌热潮中，看到了诗歌带给我们心灵深处的慰藉和强大的精神支撑。一位劫后余生的中学生在读到这些诗歌的时候告诉记者，“诗歌让我们内心更加坚强！”诗人翟永明、雨田作为志愿者在瓦砾中散落的作业本上读到的一位还不知生死的小学生留下的那首诗歌，那么稚嫩、那么笨拙，却让两位优秀的诗人不约而同地泪如泉涌。

　　“5·12”地震诗歌“集体井喷”，被一些舆论看作是继“大跃进”诗歌、新时期诗歌后的又一次全民皆诗的诗歌浪潮。继20世纪80年代后，诗歌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广泛的关注，这是好事。但其中有两个概念需要廓清，其一，一些不负责的批评成惯性的顺势拔高这个现象和其间的作品，认为诗歌因此获得重生，地震诗潮将会翻开中国诗歌崭新的一页等，凡此种种，只要对新诗状况和发展规律有一定了解和认识的人都不会赞同这个草率的结论。一是因为诗歌从来就没有死亡过，二是因为在这个阶段就认定地震诗歌翻开了中国诗歌崭新的一页那是不能容忍的幼稚。另一个需要廓清的是，在我们审视这次诗歌的“集体井喷”时，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艺术规律上都不能去苛求它的完美，这是诗歌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首先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和道义，诗人作为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应该具备的担当。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从艺术的层面梳理其中的得失，但不可以一首诗不写还假以艺术的崇高去做全盘否定的蠢事。至于其间也确实让我们看到一些令人闹心的“秀们”，秀得笨拙、秀得哭笑不得。甚至，我们还读到令人愤慨和发指的漠视生命的那些冷血“豪情”。我的观点是，对于前者宽以仁厚，对于后者像愤怒的老徐一样不留情面，遏制它的泛滥。这是对诗歌的尊重，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对这次诗歌“集体井喷”最初的爆发点和纯净保持应有的尊重。

　　如果说地震后那两个月来的诗歌成为中国人集体悲情宣泄的出口，这种“集体井喷”需要得到尊重的话，那么，对于灾难以后，诗歌从文学意义上的纵深拓展则是我们更加期待的。

　　应该看到，在这次灾难带给国人集体性的悲情中，所呈现出来诗歌的勃兴，更多表现在广泛的参与形式和铺天盖地的数量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众传媒的强势推波助澜。随着悲伤的慢慢抚平，随着传媒热点的转换，诗歌又会回到它应有的常态，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从诗歌艺术方面来考量这次诗歌大潮，我们不能轻信那种对这些诗歌成就无限夸大的“表扬稿”，没有理由盲目乐观，而应该冷却自己，安静下来。在一个很短的时间段里，举国上下，突然冒出难以数计的地震诗歌，题材、思想、样式的雷同不可避免，语言粗糙、情感还来不及沉淀，灾难对于民族、对于民众究竟有多少心智的检验、思想的震荡和文化心理的改变，我们需要时间去解读。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大作品应该在灾难以后。

　　曾经在网上最受欢迎、也打动了无数人的《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宝贝啊，不要沉睡》《妈妈的呼唤》《孩子，天堂路上别走太急》等诗歌，在第一时间把民众纷繁的情绪缕清、聚集起来，完成了一种悲情认同的表达。但是，我们很快便从黑龙江水灾罹难的孩子和山西晨跑罹难的孩子等以往熟悉的集体灾难中，找到它们相似相近的痕迹。我的职业是诗歌编辑，几年前已经读到过的诗歌，这次换个名字、换个灾难，有的干脆把“天堂没有车祸”、“天堂没有洪水”改写成“天堂没有地震”，这样的诗歌并不在少数。只不过，那几次灾难所写的诗歌没有被媒体隆重地推到前台。

　　在不可抗拒的自然灾难面前，我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无助和脆弱，直面死亡，每个人的心灵都会投下巨大的阴影，这是真实而残酷的。面对这样的真实和残酷，驱走恐惧，消减伤痛，唤起怜惜是诗歌的一种承载，但是，诗歌更重要的承载还应该在废墟上分拣出人性的高尚和卑微、精明和愚昧，把灾难纵深拓展到真正把握民族精神的意义和一种生命的高度。

　　正如恩格斯所断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我们亲历了这场灾难，更重要的是，因为这场灾难我们正在亲历历史的进步。灾难面前最能体现的是民族的精神和人性的光芒。从“5·12”到现在，所有关于灾难的人和故事，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万众一心也罢，众志成城也罢，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其存在的价值最基本的衡量尺度只有一个，就是高于一切的人及其生命，这是足以让世界仰视的光芒。地震的当天晚上，成都上千万民众惊恐万状，有家难回。在成都北郊的一个建筑工地，原来400名民工居住的工棚里，挤满了上千名避难的成都市民，那是民工们自愿腾出自己的铺位，让给了老人、小孩和妇女，自己却在滂沱大雨中东躲西藏。在震区，那些后来被称作“英雄”的人们，当时根本就没有豪言壮语，只是拼命地在瓦砾中抢救那些需要抢救的生命，甚至不能顾及自己的亲人。即使还在服刑的人员，当他们被抢救出来以后，对警察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不会跑”，然后就立即转向废墟抢救其他的被困者。5月19日，共和国为罹难的同胞降下了半旗，这是第一次为老百姓的生命降下的半旗，这个半旗彰显的却是人性和生命的高度。所有这些，我们已经不再陌生，我们看到太多太多原来不曾看到过的场景，我们发现身边已经有了太多太多的改变。而我们的诗歌呢？我们需要的不是把这些作为抒情简单地重复出来，不是一般意义的浅唱，而是要在这些人和故事中找到它的精神内核。

　　面对灾难呈现的这些具体和真实，我们一些诗人却不知道从何处切入，甚至弄不明白自己精心练就的语言功夫、艺术技巧在这些感动自己、震惊自己的实实在在的现实面前，怎么一下子就变得束手无策了？束手就束手，无策也罢了，有人还硬撑着脸面，拿出“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来故作高深。其实，面对这样的公共“事件”，诗歌以怎样的方式进入、能不能进入，也是一种功夫。这应该成为诗人自省的一个问题。

　　经历了这样一场灾难，几乎每个人的内心都受到一次强烈震荡，思想、行为和观念毫无例外地经历了一次冲击。设身处地，分秒之间阴阳两隔，物质利益、个人得失统统灰飞烟灭。地震之后，在我们身边，不少朋友在说“要做点什么”，他们不再心安理得地苟安一隅、独上西楼。他们懂得了关爱、谦和、仁厚和善待，他们开始珍惜美好。这是灾难带给人们内心的巨大改变，让我们看到了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最诗意、最温情的表达。

　　借用两千年前孔子所说的“兴观群怨”，在“5·12”劫难之时，诗歌是民众的需要，写诗也是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一种方式，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实际行动，是诗歌对现实的一种担当。然而，诗歌仅仅完成这样的担当是不够的，灾难之后，我们更加期待诗歌的艺术担当，让诗歌成为这次人类灾难不可磨灭的文学记忆，需要真正具有艺术品质、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传世之作。当代诗人有机会亲历了这场灾难，就应该有责任用我们的肩头扛起这样的使命。这次灾难彰显出来的民族精神、人性光辉和对生命的尊重，无疑体现的是深层次上的人类意义，也是诗歌向纵深拓展的一个重要路径，一个新的生长空间。所以，我们有理由期待。

　　2008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