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谓的“陈独秀问题”

　　所谓“陈独秀问题”，实际上指的是陈独秀的历史评价问题。这个问题牵延数十年，成为党史研究中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陈独秀连续五届当选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连选连任届数最多的最高领袖。

　　在陈独秀领导中国共产党的五届期间，党经历了初期成长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以及惨烈的大革命失败。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先后为革命献身。

　　但是，1927年八七会议决议、1929年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维护当时党的团结，推动革命的发展，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对于陈独秀的评价，也有它严重的历史局限性。这些决议以及胡乔木1951年根据这些决议所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党的一些文件和领导人的文章、讲话，给陈独秀扣上了“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等九顶帽子。因为九顶帽子压身，又株连到对陈独秀五四时期的历史地位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的不公正评价。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理论界遵照党的实事求是传统，重新考察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动。随着历史事实的一个个澄清，那些加之于陈独秀头上的帽子一个个地摘掉，对于五四时期和建党时期陈独秀的历史功绩，也有了比较客观的评价。

　　二、还原陈独秀“五四运动总司令”历史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前，虽然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并被认为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对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历史功绩还是给予充分肯定，毛泽东在1942年、1945年先后明确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如何学习中共党史》的讲话中说：“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报告中又说：陈独秀这个人，“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毛泽东的上述两次讲话，第一次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具体指的是五四运动。第二次讲话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则不仅是指五四运动本身，还把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都包括进去了，即陈独秀不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还是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那个时期的总司令，时限比第一次讲话更宽，评价也比第一次讲话更高。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对陈独秀五四时期历史地位的评价出现了曲折的复杂的变化。

　　1951年出版的华岗所著《五四运动史》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俨然以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自居，但实际上他是以一个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资格登场的”，领导新文化运动的责任“不得不落在当时共产主义代表人物李大钊肩上，以及在当时以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登场，但后来终于发展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鲁迅肩上”。另外，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年由胡乔木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对陈独秀五四运动时期的评价，与上面所述大致相同。

　　1954年12月2日，人民出版社在给中央的一个请示报告中指出，当时他们与《中国青年》编辑部、马列学院等单位在编辑有关五四运动资料时，不知道如何处理陈独秀的有关文章，四川武隆县委宣传部甚至来信责问“为什么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一书中还选有革命叛徒陈独秀的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为此，请示报告提议：“有关的历史事实的叙述可以不必避免提及他(陈独秀)，有关的历史资料可以选录他的一部分有影响的论文，但是应有适当的批判，或加注说明他在当时的作用和后来叛变革命的行动。”这个报告的语气，已经完全是把陈独秀当做“反面人物”了。

　　另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对陈独秀评价的变化，对于评价陈独秀五四时期的历史贡献，起了很重要的导向作用。1955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的报告》中写道：“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如何纠正一些党内同志的错误时说：“像托洛茨基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无可救药。还有像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

　　毛泽东的上述讲话，虽然不是讲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但痛斥陈独秀为“大叛徒”，将陈独秀与张国焘、高岗、希特勒、蒋介石、沙皇并列而言，如此强烈的倾向性，不可避免地在错误评价陈独秀政治地位的同时，对陈独秀五四时期历史功绩的评价起到了降低作用。

　　于是，此后至改革开放，关于五四时期的历史记述出现了“五四无陈论”的状况。台港学者强调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我们则强调李大钊和鲁迅。在那个时期，由著名学者胡华撰写的作为高校教科书普遍使用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写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一般不提陈独秀，只提李大钊，有的仿照毛泽东的做法，再加一个“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

　　在这样的政治和学术气氛中，1961年出版的国内权威工具书《辞海》，在“陈独秀”条目中，只字不提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领导作用，而在短短的不足200字的介绍中，充斥着“鼓吹”、“投降主义”、“勾结”、“反党”等字眼，显然是把陈独秀当做反面人物来介绍的。

　　一些学者由于在具体论述中不能回避陈独秀的历史作用，纷纷遭到批判，在“文革”中更遭到“触及皮肉”的批斗，“罪名”就是“为叛徒陈独秀翻案”。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打破陈独秀研究禁区，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国内学者在有关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一批重要文章，提出应该肯定陈独秀在五四和建党时期的应有地位和作用。

　　据统计，1979年全年在《人民日报》、北京大学学报和复旦大学学报等公开出版物上发表的研究陈独秀的论文有60多篇，其中评价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地位和作用的文章就有20多篇。学术界研究的新成果在1979年修订的《辞海》中得到了体现。其中“陈独秀”条目有这样与以往不同的表述：“由于他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名声，被选为党的总书记。”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说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领导者地位，但点出了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影响，在当时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1981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毛泽东在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党报向人民大众披露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正面评价，为客观研究陈独秀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随后，对五四时期陈独秀的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有学者大胆提出：新文化运动是陈独秀通过创办《新青年》发动起来的，陈独秀通过在组织上领导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青年》而领导了全国的新文化运动，鲁迅当时是一位在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领导下“听将令”行事的优秀战士。

　　1989年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全国性陈独秀学术研讨会，会上对陈独秀五四时期的重要贡献作了进一步肯定。同年修订出版的《辞海》，再次吸收了学术界、理论界的研究成果，明确指出“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之后，“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的提法开始见诸报刊和著作之中。

　　进入21世纪，“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提法开始得到广泛认同。

　　200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北京青年报》开辟专栏介绍80位重要党史人物，介绍陈独秀的文章标题就是“陈独秀：五四运动总司令”。2002年出版的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的《党史札记》中，有一篇《讲科学反迷信是党的传统：五四时期》，其中明确指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后来成为建党初期领导人的陈独秀，就是一位用科学反对迷信的冲锋陷阵的战士。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杂志，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司令部，也是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指挥所。”

　　此后，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的观点逐步被各界人士接受，并且反映到各种党史、现代史著作和文艺作品中，甚至中小学历史复习题中也出现“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填充题，正确答案当然是“陈独秀”。

　　三、关于陈独秀在建党中的历史地位

　　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恢复陈独秀“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历史地位，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重新评价陈独秀在建党中的历史地位问题。

　　但是，同样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在陈独秀建党中的历史地位问题上，出现了和否定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历史地位一样的不公正评价。

　　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这样描述建党时期的陈独秀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的领导工作。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中间以中国急进的民主派著名；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他成了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其中“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至关重要，让人感觉当时党是选错了自己的领导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高校教科书普遍使用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不但写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一般不提陈独秀，只提李大钊，而且讲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也只讲李大钊和毛泽东，闭口不提陈独秀。《中国革命史讲义》甚至说毛泽东在1920年“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当写到中共一大不得不提到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时，说“他以马克思主义面貌出现，而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陈独秀被选为党中央领导人，是由于“党在初创时的幼稚所致”，说明那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不仅如此，上个世纪50年代，随着政治氛围日益“左”倾，不但不承认陈独秀在建党中的基本功绩，还对陈独秀进行错误的批判。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还开了一门“陈独秀批判”课，并于1958年出版了《陈独秀批判》一书。在错误的批判中，陈独秀的建党功绩不但被抹杀，还被指斥是“混入党内”，“窃取了党的总书记”等等。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是非颠倒，黑白不分，陈独秀不但成为“十次路线斗争”中“第一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还在“评法批儒”中被说成是“尊孔派”加以批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对陈独秀在建党中的历史地位问题开始进行重新研究和评价。

　　1979年是陈独秀诞辰10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爆发60周年。在一系列的纪念五四运动和陈独秀问题学术研讨会中，不少学者打破禁区，开始肯定陈独秀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等方面的功绩。有的学者指出：“陈独秀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总书记绝不是偶然的。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培养干部等方面，都作了很大的贡献。那种认为陈独秀一贯错误，靠名声欺骗群众才当上总书记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1980年3月，邓小平在与有关同志谈《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时，提出不要再提路线斗争，并说：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1981年7月，邓小平在陈独秀墓地的有关资料上批示：“陈独秀墓地作为文物单位保护，请安徽省委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修墓，并望报中央。”同年8月18日，在建党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萧克将军讲道：“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说是半禁区，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还不深入，大概还有顾虑──即便他后期犯了投降主义及开除出党搞了托陈取消派，也应该全面研究。”会上，萧克将军在谈到建党问题时说道：“不久前看纪录片《先驱者之歌》，就看不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创党的最主要人物。在创党的镜头中，一出现就是李大钊。然而，南陈北李，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李大钊作为创党主要人物之一是对的，但陈独秀应属首位。”萧克将军还特别提出：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要“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1982年，陈独秀家乡安庆市整修陈独秀墓的请求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和专门拨款。

　　党中央和老一代革命家对陈独秀态度的转变，对陈独秀研究是一个巨大的促进和鼓励。

　　1984年初，陈独秀的一位后人向中央提出恢复陈独秀党籍问题。中央书记处专门开会讨论这个问题，虽然认为不应当恢复陈独秀党籍，但指示中央党史研究室写一篇评价陈独秀一生的文章，澄清陈独秀的历史是非，恢复陈独秀的本来面目。同年11月，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召集有关专家开会讨论中央党史研究室有关陈独秀问题的送审稿。会上，胡耀邦指出：过去很长时期对陈独秀予以全盘否定是不公正的。陈独秀在本世纪的最初二十几年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很大的功劳，后来犯了错误，但也不能将大革命的失败完全归咎于他。当时敌强我弱的阶级力量对比悬殊，我们党又处在幼年时期，缺乏革命经验，即使是中央领导人在理论上政治上也很不成熟，加上共产国际脱离实际的指导，在这种条件下，陈独秀不犯错误是很难的。为此，胡耀邦提出：写陈独秀这样对革命有过很大贡献的历史人物，要像鲁迅写章太炎那样，有一种深远的历史眼光，采取厚道公正的写法，这样才能正确地评价前人，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使后人受到教益。

　　经过多次修改，《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一文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9期发表。在五四时期和建党问题，文章对陈独秀的评价是：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但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是党的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但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人。这里，首先肯定了“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是党的早期的主要领导人”，这是主要的。那个“但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人”的尾巴，可轻可重，但显然是一分为二式的次要地位。文章代表了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看法，在推动对陈独秀的科学研究和公正评价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一些政治因素的影响，在如何评价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的问题上，总是宣传李大钊更多一些，似乎李大钊的历史功绩高于陈独秀。但从历史事实看，并非如此。

　　此后，关于陈独秀在建党中作用问题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兴趣。有学者指出：之所以陈独秀在建党中的作用“应属首位”，是因为陈独秀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以《新青年》为阵地，完成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建党准备；二、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完成了理论上的建党准备；三、亲自创建党的早期组织，完成了组织上的建党准备。

　　同时，学者们通过计量分析指出：陈独秀在一大上被推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绝非过去所说是党的幼稚，也不仅仅是由于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显著声望，更不是什么“错误的选择”，而是一种众望所归：

　　从一大党员组成看，当时全国50多名党员中绝大多数都是陈独秀的学生或追随者。其中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生有：张国焘、刘仁静、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张太雷、罗章龙等；陈独秀亲自上课指导过的学生有：罗亦农、萧劲光、刘少奇、任弼时、汪寿华、柯庆施等；陈独秀亲自介绍入党的党员有：施存统、周佛海、赵世炎、陈公培、蔡和森、李立三、刘伯垂等；陈独秀的崇拜者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瞿秋白、恽代英、包惠僧、林育南、郑凯卿、王尽美、邓恩铭等；陈独秀的挚友同事有：李大钊、张申府、李达等。

　　从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来看，其中有他的学生6人，几乎占50%的比例。

　　从共产党组织上看，绝大多数中共早期支部都是经陈独秀之手创建或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像派出一大代表的长沙、武汉、济南、广东、旅日支部以及没来得及派出代表的旅欧、香港支部，都是陈独秀亲手创建的。几乎所有支部的负责人都是陈独秀亲自指定或建议产生的。

　　从思想上看，陈独秀确立了中共的组织原则和指导思想。中共一大召开前，在党的性质和组织原则等一系列根本的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为此，陈独秀曾提出过四点指导性意见：“一是培植党员；二是民主主义之指导；三是纪律；四是慎重进行发动群众。政权问题，因本党尚未成立，应俟诸将来，而先尽力于政治上之工作。”这些意见经过一大代表们的讨论，最终达成共识，写入党纲。

　　从影响力上看，陈独秀的影响力远远高于同时代的其他伟人。五四运动时期有声望的人物不只陈独秀一人，就民主革命而言，孙中山的声望是最高的，就宣传科学与民主而言，胡适的声望也不在他之下。然而，以社会主义革命的标准去衡量和挑选党的总负责人，陈独秀无可争议地“应属首位”。正如毛泽东所说：被《新青年》和五四运动唤醒起来的一代先进分子，“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才成立了党”。

　　随着对陈独秀建党作用的肯定，陈独秀的正面形象逐渐树立起来。

　　2001年，陈独秀墓园的保护性维修工程完工，总面积达千余平方米。2009年10月9日为陈独秀诞辰139周年，各地举行了形式各样、规模不同的学术研讨和纪念活动，陈独秀纪念铜像也在上海福寿园揭幕，同时举办了“陈独秀在上海的战斗岁月”图片展。与此同时，上海人民出版社隆重出版了六卷本的《陈独秀著作选编》。

　　四、关于陈独秀的“托派”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成为中国托派领袖，最终被开除出党。

　　托洛茨基、斯大林、布哈林，都是列宁所考虑的重要接班人。相较之下，托洛茨基更合列宁之意。众所周知的列宁的“政治遗嘱”，是列宁明确表明希望托洛茨基接班的重要文献。

　　但是，列宁逝世前，斯大林已经掌握了俄共政治局绝大部分行政职权。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为巩固政治地位，发动了持续数年的批判托洛茨基运动，几乎所有支持托洛茨基的干部都被免职。在反对斯大林的斗争中，苏共党内形成了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斯大林派，即“托派”。在苏联学习的部分中共留学生，成为托洛茨基的积极拥护者，也加入了“托派”队伍。

　　1927年7月，中国大革命失败，托洛茨基借机大力抨击斯大林对华政策，斯大林开始采用极端的手段打击托洛茨基。

　　面对斯大林对“托派”的镇压，在1927年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活动中，一些中国留学生在红场游行时，突然高呼“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些学生随即被开除学籍，遣送回国。不久，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将托洛茨基撰写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一文的第三部分《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译成中文，供六大代表传阅。不久，该文被托派成员秘密带回国内。陈独秀正是看到该文之后，开始逐渐接受托派思想。

　　陈独秀为什么会接受托洛茨基思想？

　　第一，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和中共都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给陈独秀，令陈独秀非常寒心。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痛定思痛，认为失败原因主要是莫斯科的瞎指挥所致，提出中国的革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领导，不能由外国人领导。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几乎全部推给陈独秀。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共中央，秉承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意志，不但不接受陈独秀总结出的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反而认为陈独秀是给自己开脱，躲避责任。同时，“八七”会议没有让陈独秀参加，瞿秋白上台后，将“陈独秀派”纷纷解职。这种“惩办主义”做法，既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也不利于团结同志，加剧了陈独秀与中央的对立情绪，把陈独秀推向了党的反面。

　　陈独秀曾经气愤地说：他们要我写悔过书，过从何来，如何悔之？他们为什么不要斯大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就悔过，要我做替罪羊，于情于理都说不通！由此可见陈独秀对此问题的愤怒和寒心。

　　第二，艰难时刻得到托洛茨基的支持，使陈独秀找到了同盟者。

　　陈独秀被解除总书记职务后，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一片批评声中，只有托洛茨基站了出来，严厉指责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没有公平对待陈独秀”。托洛茨基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无疵的”，并对陈独秀给予高度评价和赞扬。在“墙倒众人推”，有理说不清的情况下，托洛茨基的支持无疑是雪中送炭，给遭受沉重打击的陈独秀以极大安慰。

　　同时，陈独秀读完托洛茨基撰写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之后，惊奇地发现，大革命时期自己反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党内合作，以及后来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与远在莫斯科的素不相识的托洛茨基的主张不谋而合，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华错误政策的抨击，甚至远远超过陈独秀。陈独秀由此认为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反斯大林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将托洛茨基引为知己，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思想。

　　第三，陈独秀与中共中央关于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认识上的分歧，使陈独秀认为正确的一方依然属于自己，属于托洛茨基一派。

　　陈独秀虽然被解除了党的总书记职务，但仍然关心党的各种政策策略。但在党的政策策略方面，陈独秀与中共中央产生了严重分歧。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但瞿秋白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却认为“中国革命无疑的是在高涨”，要求全国各地都要组织暴动，形成了“左”倾盲动错误。陈独秀则明确指出此时中国革命形势是处于低潮期。1927年11月中旬，陈独秀给中央写信，阐述自己对当时革命形势的看法，并对当时党内严重的“左”倾错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左”倾中央非但没有接受陈独秀的意见，相反却对他无限上纲进行批判。陈独秀的正确意见不但没有被接受，反而受到严厉的批判，促使陈独秀更加坚信自己的正确和托洛茨基的正确，同时也加剧了陈独秀与中央的对立情绪。

　　导致陈独秀自组“托派”的直接因素是中东路事件上的分歧。

　　1929年7月发生的东北张学良部武力接管中俄共管的中东铁路，从而引起苏军与张学良部激烈武装冲突的中东路事件，本来是蒋介石企图借苏俄削弱甚至消灭张学良东北军的诡计。战前，蒋介石极力怂恿张学良武力接管中东路，承诺冲突爆发后“全国军队可以随时增援”。但张学良和苏军真的打起来了，蒋介石不但不派一兵一卒，不援助一枪一弹，让东北军单打独斗，还命令张学良的重炮部队去打冯玉祥。幸亏张学良觉悟得早，在损失了两个旅之后，果断求和，恢复事前状态。

　　但是，事件发生后，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美、英、日、法、德、意等国，密谋组织联合委员会，在中苏冲突未彻底解决以前，将中东路收归“国际共管”；国民党政府以“收回中东路”为名，制造“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大多数民众凭着朴素的民族情感赞成国民政府收回中东路主权，并将其视为爱国举措；共产国际则把中东路事件夸大成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要求中共以实际行动“武装保卫苏联”。

　　“立三中央”盲目接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不顾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实际，要求全党“武装保卫苏联”。这种与全体中国人民高涨的民族情感相对立的政策，不但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还使广大基层党员干部也很不理解，促使中共中央自己陷入孤立。

　　“立三中央”如此罔顾国家利益的“武装保卫苏联”政策，使自大革命失败后在政治问题上长期沉默的陈独秀再也坐不住了。陈独秀为此连续致信中共中央指出：由中东路事件引发的战争，无论何种形式，都要在中国做战场，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现在，国民政府的宣传“是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群众”，并且“收到了效果”，“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中央应该考虑到民众的民族感情，注意解答群众心中所关心的实际问题”，“如果仅仅”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那么，国民党便会“把他们‘拥护中国’的口号和我们‘拥护苏联’的口号对立起来”。那样的话，“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因此，要补充以反对国民党的“卖国或误国”政策的口号，这样才便于为群众所接受。

　　实事求是地说，“立三中央”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是错的，是很容易被群众误解为卖国口号的。陈独秀的建议完全是善意地帮助中共中央纠正自己的错误口号，是关心党爱护党的表现。但“立三中央”不但不接受，反而把陈独秀的来信公开，指责陈独秀“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指斥陈独秀“由机会主义走到了取消主义──显然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取消观念无二致”。

　　不仅如此，8月28日，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同时约见陈独秀，指责陈独秀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甚至以开除党籍予以警告。

　　连续担任五届党的最高领导人、个性倔犟的陈独秀，对比自己小20余岁的后生晚辈（李立三、瞿秋白均比陈小20岁）“开除党籍”的威胁，不但没有屈服，反而于9月自组“托派”小组织。

　　10月5日后，中共中央对陈独秀的批判再次升级，要求全党同志“只有坚决地肃清党的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错误思想和小组织行动，才能顺利执行党在目前紧张形势中之‘拥护苏联’与领导革命斗争的任务；同时必须坚决地执行‘拥护苏联’与领导群众革命斗争的任务，推进革命的发展，才能根本肃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思想”。

　　6日，中央又书面“警告”陈独秀，要他“一周内作一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10日，陈独秀致信中共中央，强硬回击“最后警告”说：“在你们，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在我，只知道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为全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

　　25日，中共江苏省委作出开除陈独秀追随者彭述之等的党籍的决议，并向中央建议开除陈独秀党籍。26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应当执行无情的斗争，肃清自己的队伍，去掉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取消派。”同日，陈独秀、彭述之等再次致信中共中央：“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而且正需要勇敢的、对革命对党负责的反对派，坚决不和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威吓手段、欺骗手段、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阶级的利益，为了党的利益，而绝不计及自己的个人利益，尽量地发表正言谠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有一线之延，使全党党员及全无产阶级的群众不至对党完全失望！”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将陈独秀开除党籍。12月10日，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批判“立三中央”的各种政策；15日发表《八十一人政治意见书》，批判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对华政策。25日，以上述81人为基础，陈独秀正式组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被称为“无产者社”。

　　以陈独秀为首的81名“托派”，高扬反对派的旗帜，自称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信自己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真正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团体。其成员之一的郑超麟后来回忆说：“我们这些被开除的人，并不承认开除通告。我们仍自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但另外进行一种组织，这组织不是第二党，而是党内一个派，──‘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国共产党之父──陈独秀，在我们一边。十月革命二大领袖之一？──托洛茨基，也在我们一边。另一个伟大领袖列宁，如果不死，也一定是在我们一边的。”

　　当时中国还有“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我们的话”派）、“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十月社）、“战斗社”三个“托派”组织，连同陈独秀的“托派”组织，一共四个。这四个“托派”组织互不统属，相互攻击，处于涣散状态。1931年5月1日至3日，在托洛茨基的调解和督促下，四个“托派”组织的代表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统一后的组织以陈独秀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命名，大会选举了“托派”中央领导，由五人组成书记处，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大会确立的目标是推翻国民党独裁政府。

　　论及陈独秀变成“托派”，不能不论及他的“二次革命论”。陈独秀认为，中国现在进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胜利的前途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经过资本主义经济的长足发展，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是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封建势力已经成为残余，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而是无产阶级同整个资产阶级（包括富农）的矛盾。但是，现实中国工人阶级真正有觉悟的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而中国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所以，现在的无产阶级只能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的合法运动，如“八小时工作制”、“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国民党军事专政”等，待将来资本主义经济有了长足发展，无产阶级壮大了成熟了，再去进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次革命。有鉴于此，以陈独秀为首的“托派”既在“推翻国民党独裁政府”的目标下，反对国民党统治，对其各项政策大力抨击，又反对中共中央的有关革命政策策略，反对建立红军，反对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认为离开城市工运这个中心到农村去搞农民运动，会导致党的蜕化。抨击国民党统治，招致国民党的搜捕；反对中共中央的政策策略，招致中共中央的严厉批判。所以，虽然以陈独秀为首的“托派”分子认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个派别，但中共中央认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实际上是取消党的民族民主革命，所以又称以陈独秀为首的“托派”为“托陈取消派”，从一开始就把他们视为“敌人”，是“反共产国际”，是“反党”，是“叛徒”，是“反革命”，而不承认它是党内的一个派别。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说陈独秀“建党有功”时，但随后话题一转说：“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

　　陈独秀的“托派”问题有两个关键点，一是自组“托派”的分裂性质，二是反对党的民族民主革命策略。

　　对于前者而言，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分子，不管你资格有多老，不管你观点正确与否，不管你受了多少冤屈，一切一切都必须在党内解决。自组派别，另搞一套，反过来抨击党，本质上是分裂行为，不管你正确与否，都是党纪不能允许和不能容忍的。

　　对于后者而言，一、陈独秀反对党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认为革命应该像欧洲那样，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不能离开城市、离开工人阶级而到农村去与农民相结合，这当然是错的。但陈独秀强调并坚持以城市工人运动为中心，强调进行单纯的城市革命斗争，并因此被捕坐了国民党的牢。从大的革命方向来说，这只是革命的重点不同，打击的是共同的敌人，本身并没有脱离革命斗争。所以，陈独秀这个错误的性质具有革命阵营内部思想路线分歧的性质，并非完全意义上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敌我分歧。所谓“取消革命”的“取消派”和“革命叛徒”之类的说法，也不能成立。二、陈独秀虽然接受了“托派”观点，加入并领导了“托派”组织，但他的“二次革命论”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有很大的区别。陈独秀是在“二次革命论”基础上部分地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走上托派道路一直是个托派分子，但一直是一个不彻底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也正是因为观点不同，从1929年春到1942年逝世，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结合、争吵、分离的复杂过程。这个结合、争吵、分离本身，除说明陈独秀不是一个彻底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外，其后来脱离托派还证明陈独秀回归革命的修正意义。三、所谓“反共产国际”，现在看来陈独秀并没有错。正如陈独秀所言，中国革命当然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才能胜利，不能由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遥控瞎指挥。这一点，已经为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所证明。具体到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中共中央对这个涉及中国人民民族利益的复杂问题，盲目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提出简单化的“武装保卫苏联”的策略口号，当然是错误的。陈独秀从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反对这个错误口号，提出“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口号，则是正确的。在中东路问题上的争论，是当时定陈独秀“反党、反共产国际”而被开除出党的一个重要根据。这个问题，理应还陈独秀一个公道。

　　中国对陈独秀托派问题的逐渐客观评价，是在苏联对托洛茨基的平反之后开始的。

　　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托洛茨基一直被当成反革命来丑化。上个世纪80年代末，苏联政府先后为30年代与托洛茨基有关的莫斯科三大冤案平反，从而为托洛茨基平反奠定了基础。但苏联政府尚未就托洛茨基平反作出一个正式的“官方结论”，苏联轰然解体。虽然未有官方结论，史家大多也称托洛茨基已经平反。这个结论，通过《毛泽东选集》关于“托洛茨基”条的注释反映出来。

　　1952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托洛茨基”注释为：“托洛茨基集团，原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派别，后来堕落为完全反革命的匪帮。”并引用斯大林的原话，强调托洛茨基派别是“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工人阶级的“死敌”。

　　1991年修订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托洛茨基”注释增加了托洛茨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首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等客观内容，同时删去了原注释中大量丑化和诬蔑性词。

　　1993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注释做了更大的改变，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和国际共运中的历史功绩，同时将颇带蔑视色彩的“清除”出党，改为较中性的“开除”出党。不久，人民出版社再版《毛泽东选集》，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删去了旧注释中“反对列宁”和“在联共（布）党内进行派别活动”的评价，对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后各个领域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使用了“遭暗杀”字样，体现了中共对托洛茨基之死的同情。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写道：“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后期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的实质的认识，对他们将要叛变革命的判断，对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的批评，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这个评价已经比较客观公正了。

　　与苏联对托洛茨基问题的处理大致同步，1929年，中共中央对陈独秀和中国托派给予“积极地在政治上、组织上、各方面来攻击党，破坏党”的定性，后来王明更是将陈独秀污蔑为“汉奸”。

　　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把陈独秀定性为“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叛徒”、“汉奸”等。这个结论一直延续到苏联为托洛茨基平反之前。

　　苏联为“托派”平反后，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将“托派”注释修改为：“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的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并承认：“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部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这一注释，实际上是变相地为陈独秀“托派”“汉奸”罪名进行了平反。

　　五、关于陈独秀的“汉奸”问题

　　给陈独秀扣上汉奸帽子的“根据”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等中国托派接受日本驻华侦探机关“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的指令，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中国托派中央每月向日本侦探机关领取300元津贴。确凿的历史事实证明，这是王明、康生等人的恶意诽谤。

　　1931年5月，四个托派组织统一组成“中国共产党左派民主派”、陈独秀担任总书记后，活动不到一年半，即到1932年10月，由于叛徒出卖，托派中央即在上海被查获，陈独秀、彭述之等17名托派中央委员被捕，托派中央几乎一网打尽。虽然国内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傅斯年、潘光旦、蒋梦麟、刘作复、周作人、陶履恭、钱玄同、沈兼士、董仁坚、全增嘏、朱少屏等知名人士和国际上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等知名人士百般呼吁营救，国民党内翁文灏、胡适、罗文干等人说情，最后于1933年4月还是以“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被判有期徒刑13年。

　　陈独秀被捕后，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报》第37期写道：“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彭述之也在内──蒋介石不一定念其反共产党有功，网开一面，许以不死；或者还会因祸得福，做几天蒋家官僚呢！”

　　庭审时，陈独秀以自拟洋洋五千言《辩护状》，痛斥蒋介石：吸尽人民脂膏以养兵，挟全国军队以搜刮人民，屠杀异己，擅作威福，法律只以制裁小民，其对共产党人，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对日本侵占东三省，采取不抵抗主义，甚至驯羊般的跪倒在日本人之前媚颜投降，宁至全国沦亡，亦不容人有异词，家有异说。“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竟成国民党之金科玉律。庭审现场变成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宣传阵地。《辩护状》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均选为法学系的教材。

　　庭审中，审判长问：“你认识那几个被捕的人？”陈答：“党内情形，我不能报告，我只能说政治意见。谁是共产党，这是政府侦探的责任，我不能做政府的侦探。”审判长再问：“何以要打倒政府？”陈答：“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民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穷困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审判长再问：“托派和斯大林派（指中国共产党）主张虽有不同，但都主张打倒国民政府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样的目的，都是共产，都是危害民国。”陈答：“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民国著名大律师章士钊自愿免费为陈独秀辩护。为减轻老友刑罚，章士钊辩护道：“托派多一人，即斯大林派少一人；斯大林派少一人，则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为用，谓托派与国民党取角之势以清共也，托派有功于国民党也。”章士钊的本意是强调陈独秀不但无“危害民国”之罪，还于民国有功，并对“清共”大为有利，借以要求对陈独秀无罪释放。

　　对章士钊的其他辩护，陈独秀并不反对，唯对此说，不能接受。听完辩词，陈独秀当庭声明：“章律师的辩护，只代表他自己。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词为准。”

　　台下立时一片唏嘘：“多么崇高的革命家！”

　　庭审结果，陈独秀、彭述之二人均被判有期徒刑13年。

　　消息传到中央苏区，《红色中华报》第77期报道说：“托陈取消派向国民党法庭讨饶！”“所以保住了性命，而且很快便要在国民党的‘皇恩浩荡’下得以大赦，以至起用，大做其官咧！”

　　在社会贤达的努力下，一年过去，国民党最高法院作出终审裁决，改判陈独秀和彭述之各有期徒刑8年。陈独秀反而不安，说：“我对国民党无功，何以减去5年？”

　　在各界人士的奔走下，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提前出狱。

　　大名鼎鼎的陈独秀走出狱门，立刻引来各方关注和拉拢。蒋介石派国民党组织部长陈果夫及其弟陈立夫设宴邀请陈独秀出任国民党劳动部长，陈断然拒绝，说我拜蒋介石之赐，无罪坐牢五年，现在蒋介石想让我装点门面当他的走卒，真是异想天开。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兼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受蒋介石之命，以提供10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五个名额的条件，要陈独秀“组织一个新共产党”，陈独秀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是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遭到陈独秀的拒绝。胡适、张伯苓、周佛海等人请陈独秀参加国防参政会，陈独秀也拒绝了他们的好意。上海托派在上海法租界为陈独秀租好公寓后，派人赶赴南京，在南京为陈独秀买好了赴上海的车票，恳请陈独秀回上海重整托派组织。陈独秀厉声说：“你们放明白些，我陈某不是三岁小伢子，现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联合抗日，乃是头等大事。你们还要‘拉大旗作虎皮’，搞这种宗派是没有出路的。我决不去上海，日后你们不要再来找我！”另有好心朋友有邀请陈独秀去美国者，有邀请陈独秀去香港者，陈独秀表示抗战已始，无论如何他也要留在抗战区。

　　有记者采访陈独秀，问道：“陈先生今后要专做文化运动，不做政治运动了，是不是呢？”陈独秀明确回答：“不对！不对！……现在的抗日运动，就是政治运动，我能够不参加抗日运动么？”

　　此时的陈独秀，在抗日问题上与托洛茨基发生严重分歧。

　　抗战全面爆发，陈独秀立即提出“拥蒋抗日”的口号，并支持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之相反，托洛茨基却指示中国托派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并极力反对国共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为这是向资产阶级妥协投降。对于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的这种极左路线，陈独秀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和批评。他在写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说：“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对此，当时中共领导人之一的博古曾客观评价说：“独秀的意见，很少有和托洛茨基相同之点，故近来中央在刊物上已不把托陈并为一派。”

　　陈独秀出狱后，拒绝到国民党政府做官，拒绝成立“新共党”，拒绝离开抗战区远走他乡，拒绝回到上海重整托派组织，却主动与中共方面进行接触。

　　陈独秀出狱不久，即托好友罗汉找到正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联合抗日事宜的中共代表团的叶剑英、李克农，转达了自己要求回到党内去延安工作的愿望。叶、李对此表示欢迎。但因为陈独秀是中国托派领袖，事关重大，他们不好决定。所以，叶、李为罗汉等人准备了旅费和介绍信，请罗汉前往延安与中共中央商谈。罗汉等于9月初抵达西安，会见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中共代表林伯渠。9月5日，林伯渠自西安致电张闻天，说罗汉等要见张闻天，要求恢复组织关系。9月8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林伯渠，同意罗汉等人去延安一谈。不料此时山洪暴发，导致交通中断，罗汉被阻西安，无法成行。但罗汉于9月9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五点建议和要求，其中提到请中央劝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回党工作。中共中央遂通过电台以毛泽东、张闻天的名义于9月10日致电林伯渠，提出对待陈独秀等托派分子的原则问题。电文如下：

　　（甲）我们不拒绝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

　　（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可以再行考虑。

　　罗汉了解上述电文内容，即准备返回武汉向陈独秀汇报。行前，林伯渠特意叮嘱罗汉：陈独秀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上有与别人不同的地位，若能放弃成见回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他要求罗汉回去后对陈独秀作耐心的规劝。

　　就在罗汉北上赴陕之际，陈独秀再次托人转告中共代表团，表示自己与托派组织已脱离关系，希望会见党的代表。于是，叶剑英、博古会见了陈独秀。在谈话中，叶剑英、博古希望陈独秀能公开声明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脱离托派组织。但陈独秀对中共中央对他托派的认定非常不满。陈独秀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托派，曾想发表一个“不是托派”的声明。

　　在南京，博古对罗汉说：“本想和陈独秀谈一次，但因为自己党龄太浅，与独秀个人没有私人接触，恐难于谈到任何具体结果。”罗汉问：“由毛泽东和陈独秀谈可否？”博古连连摇头：“如果由润之来谈也不适宜，因为他们两人的个性都很强，都有闹翻的危险。不如候周恩来南下后，约他一同去谈，成绩或者会圆满些。”博古还告诉罗汉，希望陈独秀和已去武汉的董必武谈谈，并说周恩来不久将去武汉，也可以和陈独秀谈。

　　10月15日，罗汉回到武汉，向已迁居武汉的陈独秀提交了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文。陈独秀见到电文中“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一语，大为不悦，说：“我愿意写声明，但不愿意写书面检讨。”

　　虽然在写书面检讨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但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文并没有对此作绝对要求，而陈独秀表示可以发声明，并再次表示拥护党的抗日政策。据此而言，陈独秀回到党内工作，并非没有转圜之机。但是，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王明带着康生等人从苏联回到延安，立即把局搅乱。

　　此时，斯大林正在苏联实行肃托政策，重拳出击所谓的“托洛茨基匪帮”，王明、康生在苏联就是“镇反肃托”的骨干分子。积极奉行斯大林“肃托”政策的王明，在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坚决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诋毁党与陈独秀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他甚至还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不能合作；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会上有人指出，陈独秀与托洛茨基还是有区别的，况且说陈独秀是托派汉奸，证据何在呢？王明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对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这还了得。如果此事让斯大林知道，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

　　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几天，王明在《解放》周刊发表《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时期》一文，说日寇侦探机关安插在革命队伍中的间谍分子，“首先是从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当中，吸收作这种卑劣险毒工作的干部”。

　　1938年1月28日，康生又在《解放》周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指名道姓地斥责陈独秀、罗汉、俞秀松等人都是日本奸细、汉奸。文章指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的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由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贴，待有成效时再增加之。”并说谈判成功后，“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等等。

　　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的上述诬陷，出自斯大林镇压苏联“托派”时采取逼供信手段逼出来的假口供。假口供原本说是日本情报机关用金钱收买托派国际中央，托派国际中央下令中国托派“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至于中国托派接受国际托派中央这个指令与否，并没有确切证据。所以，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的诬陷，纯属为了向斯大林邀功，胡编乱造出来的。

　　康生此文一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陈独秀这样一个民族情感极强的国内外闻名的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以每月300元的贱价，将自己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而使自己成为千古罪人呢？许多人力挺陈独秀，要求诬陷者拿出确凿证据来。1938年3月16日汉口的《大公报》、《武汉日报》、《扫荡报》等报纸，在显著位置发表了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和国防参议会参议员、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以及傅汝霖、段锡朋、高一涵、陶希圣、梁寒操、张西曼、林庚白等著名人士共九人的联名信，指责中共并为陈独秀辩护说：“共产党出版之《群众》、《解放》等刊物及《新华日报》”，“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此事出乎情理之外。陈独秀先生生平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

　　九人联名信在武汉三镇引起强烈反响。然而，此时已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长江局书记的王明，指令长江局机关报《新华日报》立即发表《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和《再论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两文，强词夺理地宣称：“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首先应该看陈独秀是否公开宣言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以为断……由别人越俎代庖，均是无济于事。”并蛮横武断地说：“陈独秀自从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以后，随着整个托派的堕落反动而走入完全反革命的道路。”

　　此举进一步引起公愤。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张西曼明确声明陈独秀至少是个爱国的学者，坚决反对对陈独秀的污蔑。

　　陈独秀读到康生那篇诬陷文章，已经感到极为冤屈，随后又看到《新华日报》一而再再而三的诬陷，更加恼怒万分。为了澄清事实，洗刷冤情，陈独秀于3月17日奋笔疾书，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信给《新华日报》。《新华日报》拒绝发表，几经周折后不得不改在《血路》、《武汉日报》和《扫荡报》上发表。在信中，陈独秀要求诬陷者拿出自己是汉奸的证据来，并声明准备诉诸法庭。同时，陈独秀痛斥王明、康生道：“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被牵着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这样吗？”

　　3月20日，《新华日报》又发表了《关于陈独秀来信》的短评，拿不出证据，却指责陈独秀要求拿出证据来是“无赖的口吻”，“装腔作势佯作不知道”。这无疑激起了更大的公愤，于是罗汉发表了一封致周恩来等的公开长信，叙述了1937年8月至10月间与叶剑英等“很融洽”的谈判情况，驳斥了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罗汉等的诬陷。

　　与此同时，一些别有用心者也参与到对“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的争论中来，并借机大肆攻击中共，致使中共的威信蒙受了不良影响。

　　为了平息这场风波，周恩来亲自出面对各方人士做了大量工作。他几次托陈独秀的好友周钦岳等前去看望，并嘱咐陈独秀“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以免事态继续扩大。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中共代表徐特立，也专程从长沙赶赴武汉，对陈独秀进行耐心的劝说。因战事吃紧，武汉很快失守，1938年7月，陈独秀夫妇迁居四川江津县。周恩来在朱蕴山陪同下，特意从重庆赶赴江津，到陈独秀家中看望。

　　在周恩来、徐特立的调解下，陈独秀遂决定保持克制态度。

　　在江津，蒋介石派胡宗南、戴笠前来拜访陈独秀。胡、戴二人拿出国民党方面为陈独秀辩护的文章剪报，交与陈独秀说：“傅汝霖诸先生是陈老的学生，忘年之交的朋友，诸先生为陈老恢复名誉的辩护启事，乃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陈独秀接过剪报，绕过国共关系的敏感问题，态度平和地说：“我本人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是可证明。列名为我辩者，乃国内知名人士，有国民党的，有非国民党的，有以教育家闻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诉，因见代鸣不平的公启，乃作罢。”胡、戴二人满怀希望而来，却什么也没得到，只得悻悻而归。

　　“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的论争虽然平息了，但陈独秀与中共的关系却永远地破裂了。

　　1942年5月25日，陈独秀背负着汉奸的罪名，因突发性心脏病而离开了人世。

　　陈独秀死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头上的“汉奸”帽子一直没有摘掉。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关于陈独秀的注释完全重复30年代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的诬陷：“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接受托洛茨基匪贼的‘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

　　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发表文章，对陈独秀的“汉奸”说法提出质疑，引起有关方面注意。1984年3月19日，一份发向全国的13号文件，在指示注意严肃防止不妥当地宣传陈独秀，“不能为他被开除出党和进行托派活动翻案，更不能把他看作党内人物”的同时，也承认：“陈独秀在建党时期有不可否认的功绩，30年代王明、康生诬其为日寇汉奸，亦非事实。”实际上为陈独秀的“汉奸”罪，非正式地进行了平反。

　　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当局为30年代冤案的平反决定中，否定了托洛茨基接受日本津贴的定罪。

　　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对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把中国托派放在“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汉奸、亲日派”一起的说法，注释道：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造成的。

　　这样，陈独秀的“汉奸”一案终于真相大白，陈独秀没有拿过日寇一分钱。

　　陈独秀病逝四川省江津后，江津县政府出面操办陈独秀的葬礼。过世时的陈独秀，毫无资财可言。前来参加葬礼的国民政府最高官员是教育部次长、国民党中央委员段锡朋，段还带来了蒋介石、陈立夫等人的赠金。据现存江津市档案馆的《陈独秀逝世前后用费收支表》记载：为陈独秀安葬，蒋介石赠一万元，朱家骅五千元，段锡朋、王星拱、陈立夫各两千元。另，上海光华火油公司董事长许静仁赠一万五千元，胡小石、欧阳竟吾、高语罕等人也有数目不等的赠与。

　　然而，上述的赠与表达的是赠与者对陈独秀人格的敬重，也代表被赠与者本身人格的高尚。

　　六、陈独秀的历史地位应进一步肯定

　　时至今日，关于陈独秀的问题仍然有很多需要继续探讨，其中对他一生的历史地位应该如何评价，就是一个敏感的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在这里，就此问题，本文将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先生发表在《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的《陈独秀的历史地位应进一步肯定》一文的部分内容，作为结尾，以示对陈独秀历史地位的肯定。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现在对于他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他的历史地位逐渐得到了恢复。但是，对他的评价仍然分歧很大，他的历史地位还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

　　对于陈独秀的历史地位，已经有很多论著进行了论述，但还是肯定得不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陈独秀至少有六大历史贡献、两大杰出成就，并为我们作出一个杰出的表率。

　　其六大历史贡献是：

　　第一，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至今没有一份刊物能与之相比。

　　第二，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五四运动能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生那么大的影响，与他的活动、指导、影响是分不开的。在高度评价五四运动历史功绩的同时，不能忘记陈独秀在其中的巨大历史功劳。

　　第三，他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他传播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李大钊早，但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其重要作用是任何别的报刊不能替代的。

　　第四，他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现在说，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说法不准确。如果没有陈独秀，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的成立。仅仅这一条，他就可以名垂千古，光照千秋。

　　第五，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主要的领导人。现在我们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这是不科学的。毛泽东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从中共一大到五大的领导集体，才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陈独秀才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这一代领导集体，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党的二大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党的四大提出了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党的队伍也从50多人迅速发展到6万多人，为后来的革命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其功劳是不容抹杀的。

　　第六，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他晚年的民主思想，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对民主政治的最深刻的思索，至今很少有人能够超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仍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其两大杰出成就是：

　　第一，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政论家。他的政论文章汪洋恣肆、尖锐犀利。《敬告青年》等很多篇章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少有的、杰出的代表作，至今仍给人很多启发。

　　第二，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大专家、大学者。他晚年进行的文字学研究，是极其重要的学术成果。如果不是后来转向政治斗争，他无疑会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杰出的大专家、大学者之一。

　　所谓一个表率，是说他一生一心为公，光明磊落，丝毫不搞阴谋诡计，不以权谋私，即使在艰苦困顿的晚年，他不接受敌人的馈赠，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刚强骨气和高尚人格。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生毫不妥协，坚决地揭露和批判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和社会的种种弊病，代表了社会的良心。所有这些，都为后人作出了杰出的表率。

　　以上这几个方面，要做到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容易的，但陈独秀兼而有之。毫无疑问，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政治家和杰出的编辑出版家、大学者，是20世纪与孙中山、毛泽东等具有同等重要历史地位的中国最杰出的伟大人物之一。如果说孙中山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位杰出人物，那么陈独秀就是20世纪中国的第二位杰出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我相信他的历史地位会越来越高，最终会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上能够千古留名的少数人之一。

　　总之，陈独秀的历史功绩是不能抹杀的，他的错误是被夸大或者是被利用的，历史上对他的评价是不公正的，他理应可以与孙中山、毛泽东一样得到历史应有的地位！

　　关于陈独秀问题的研究和评价，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近年来，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问题和陈独秀民主科学思想问题的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学者们正在为“恢复陈独秀的党籍”和“彻底平反陈独秀”而努力。

　　思想的先行者总是孤独地走在时代前列，引领着时代前进的方向。陈独秀如此，陈独秀研究者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