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发地点在社长那辆的小轿车后座。车上没有司机，只有我跟他两个人。那时的他把车特意停在了郊外某处不起眼的角落，大约离目的地二十公里处没有人烟的地方。所以社长对我的所作所为应该不是临时起意，也可能谋划了许久。”

　　刘碧青缓缓将麦克风向护栏正中挪了挪，使麦尽可能正对自己的鼻息。

　　“他扑上来时，我试过向前推脱抗拒。再说以社长的体重，要我轻而易举推开一个压在自己身上的重物确实不太现实。”

　　我能看见到刘碧青描述这样的内容时确实倍感紧张，额首间汗如雨下。

　　“而且现在要寻找胸前的指纹估计不可能。”

　　“是因为受害人上身的内衣是棉纶料，而且浸泡过水吗？”

　　趁着被告作证的间隙，我赶紧补充，以免控方再以此反驳。

　　“是的，所以能证明我受到暴力相对的证据，除了我身上的伤口外，就再无其它。”

　　“你放心，‘我们’相信你。”我坦言道。

　　不知道尉迟安娜是否也跟我一个想法，但我还是果断地代表了她。好在她没有喊出反对，像是在俯首倾听似得也肃穆地凝视起了被告席。

　　“我在挣扎……”她的话语带着哭腔，嗓音略带颤抖，使我听得不寒而栗，“反复挣扎过后，下身传来了肌肉撕裂般的痛感，于是我又下意识地将手转移到后背……”

　　“挣扎……”尉迟安娜仿佛是想到了何事，脑袋突然一个开窍，惊愕地感叹：“所以受害人人背后的掌印……是抓痕吗？”

　　“没错，正如您所言，那就是抓痕。”刘碧青紧咬下唇，十分坚定地答道，“指纹不是推攘中留下的。而是受到施暴的女性在反抗过程中无能为力，只能靠着最后一丝力气，像是在折磨之下为拼命忍耐，从而本能地抓住什么物体以缓解疼痛般，我也全力掐住社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