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而存在，其特殊性不仅由于他们的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同时还决定于他们话语方式的独特性。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特征需要区别对待，在历史的演变中，这种特征是处在不断地变化过程中的。在传统社会里，古代知识分子的话语特征是建立在对于文言文等书面语言或士大夫语言之上的，“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动摇了士大夫对于知识话语的垄断，开始构建起新型现代知识分子话语，也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分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语境下，长期的社会运动和变革的影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及“皮毛论” 即认定知识分子只是一个阶层，在进入社会实践时，它必须也必然像毛一样，依附在某张皮之上，知识分子没有能力和胆识去认识自身，去获得自我意识和觉悟，它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要由它所依附的阶级来决定。它的话语，也采用它所依附的阶级的话语，并成为为之服务的某种工具。的提出，对于知识分子话语进行了再一次的改造，尤其表现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方式的入侵。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论断被明确确认，在客观上也部分消弭了知识分子语言特殊性的合法基础。但是，由于在社会中的特殊作用和功能，决定了知识分子话语仍然存在着鲜明的特征，当然这些特征在中国民众眼中也许只是被奚落的对象，例如姜昆相声中著名的一句话：“你以为知识分子不会骂人呀，他母亲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开明和学术自由空间扩展，一些学者提出应当重建知识分子话语体系，尤其表现在发源于北京大学的国学热潮，可谓是“面对半个世纪以来政治意识形态对学术无处不在的影响和统治，一场重返学术重返书斋的运动，或许是知识分子重建独立精神，在专业范畴内展开人生的悲壮努力，是对以往无视学术的强权统治所做的一次庄重反叛”。当然，这种所谓的“重建知识分子话语”与西方意义上的“重建知识分子话语”有着本质的不同。法国后现代思想家利奥塔提出的“知识分子死亡”的问题，是“认为知识分子因为往往将自己放在人、人类或人民的位置上，认同于一个普遍价值的主体，习惯于针对社会每一个人发言。然而，他们所赖以建构的一套整体性的元话语到了后现代社会已经完全解体了，目前这个社会已经不断地趋于多元化、局部化，知识分子作为其原来对社会全体所承诺的那些整体性话语的承担者已经完全不存在了”。还有英国思想家鲍曼关于知识分子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转变：“知识分子在后现代社会只有在自己的共同体内部才能扮演‘立法者’的角色，超出共同体之外便不再是普遍有效的‘立法者’。这样，知识分子的功能实际上发生了变化，变成为一个‘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