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场域理论，我们首先必须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并勾画出行动者或机构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因为知识分子的政治和学术行为，不仅是由他们所处的位置直接或间接决定的，而且是由场内外各种制约因素共同影响的。多重因素的合力影响了他们的具体策略(非绝对的理性选择，而是实践意义上的、前反思性的策略)。布尔迪厄通过对应分析，发现诸如法律、经济学、医学等专业更靠近学术场外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而人文和社会科学则更接近文化资本一端，其知识生产更倾向于自为目的。

　　一、知识分子场域中的电视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场的形成与现代教育制度的发展不无联系。然而由这些以积累和传承文化为业的知识分子形成的特定社会空间，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其内在划分和相应格局的。首先应当区分的是，布尔迪厄关于知识分子场的研究主要针对人文知识分子——被后工业社会边缘化的知识分子群落；本研究由于涉及的电视知识分子来源于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即人文、科技知识分子)，虽然主要来源于人文知识分子，但是在中国语境下的知识分子场所考察的范围包括了所有类型的知识分子。布尔迪厄认为，行动者的策略取决于他们所具有的位置，即特定资本的分配，还取决于他们对场域所采取的观点，即从场域中某个位置点出发所采纳的视角。

　　如果要分析中国电视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场域中的位置，我们需要从不同的层面来逐一解剖。

　　首先，按照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来对知识分子场进行划分，中国电视知识分子主要分布在场域中的人文知识分子群体，这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国策确立以及人文知识分子边缘化密切相关。在中国知识分子场域中，科技知识分子更接近来自政治场和经济场的权力，其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直接转换程度和“兑换率”都较高 我们可以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中国不设立人文学科院士；部分科技知识分子直接进入政界；中国科技进步奖的高额奖金；中国大学人文学科科研经费远远低于理工科等现象中发现端倪，不用刻意利用媒体作为中介来进行转化，所以在介入电视媒体上的积极性也就显得不高，甚至有学者喊出“呼唤自然科学界的‘易中天’”。不考虑自然科学话语较难转化为电视化的大众语言的情况下，的确反映了科技知识分子在场域中的相对优势位置。反观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化资本多以间接形式转化为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传媒在其中的“催化”作用使他们倾向于靠近媒体场的权力。

　　其次，从知识分子的职业情况看，中国电视知识分子多出自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