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国学界对“电视知识分子”概念的理解，所谓的“电视知识分子”在国外也普遍存在，例如，20世纪70年代，英国广播公司(BBC)就曾经邀请十几位著名哲学家，如伯林、马尔库塞、奎因等人，进行哲学对话和辩难，并将内容结集出版了《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一书。陈丹青在论及此事时曾经举过这样一些例子：“二战前后欧美一流知识分子、艺术家、学者，都曾经高度重视媒体。譬如大诗人庞德、大哲学家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大学者约翰·柏格、大哲学家及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等等，均深度涉入公众媒体，不仅利用，那还是他们在事业盛期或晚年的重要工作。萨特失明衰老后，放弃写作，全力主持电视节目，向全国和全欧洲人民说话，一说就说了10年，约翰·伯格在BBC主持多年系列节目，几乎影响到70年代后的欧美文化形态。他的《观看之道》在中国是极小众的美学与文化研究丛书，可当时就是英国大众定期观看的电视节目啊。”而早在20世纪70年代，大知识分子乔姆斯基与法国思想家福柯便在荷兰电视台进行过一场题为“人性：正义与权力之争”的辩论。当然，中国的电视知识分子与上述所谈的西方电视知识分子相比，有类似的地方，但更多的仍然是一定程度的差异。如果想了解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特征，就需要结合历史和现实的维度，并充分考虑政治与文化的勾连。

　　一、“士”传统的影响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特定社会阶层，“士”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传统称谓。余英时先生认为，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如果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从一开始便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作用。虽然，中国知识分子业已经历了现代化转型，但是，不可否认几千年来的文化基因一直深深根植于每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之中。

　　1.“士”传统对电视知识分子的正面意义

　　首先是积极的“入世”态度。无论是儒家型或道家型，中国知识分子“明道救世”(顾炎武语)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所谓“不即不离”的关系：“不即”才能超越，也就是理想不为现实所限；“不离”才能归宿于人间，也就是理想不至于脱离现实。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所以形成其独特传统的思想背景。虽然说“不即不离”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为的最佳状态，但是，相对而言，中国“士”阶层对于“入世”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由士而仕，由“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在封建国家权力结构中发挥政治的功能，以匡助国君，替天行道，成为中国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