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内外在解读“电视知识分子”概念时存在一定的差异，关于“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在我国相当丰富，而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几乎难以看到“电视知识分子”这样一个专有名词。剥去“电视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表皮，将发现中国有关“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其实质是“知识分子”与电视传媒的关系、电视与学术等问题，笔者认为该研究存在两个阶段和三种观点。

　　一、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3年。

　　这个时期的特点：知识分子介入电视现象开始被问题化；本土化的“电视知识分子”概念被提出；明确提出该概念并研究它的文章数量少；研究文章尚未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多为杂文和随笔；学术界尚未真正把其作为一个重要话题进行研究，有关论述多是在文章中提到的只言片语。下面将这些学者的观点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90年代中期，学者介入电视运作已经粗露端倪。“邀请学者主持电视节目，或进行电视访谈，近年来成了许多有影响的电视台上台阶的重要手段。1996年开始成为热潮，尤以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东方电视台、广东电视台为甚，其许多经济、社会、文化等栏目都有学者参与。” 这个时期，一些学者对于介入电视的知识分子曾经给予了批评。如上所述，1997年何东提出“电视知识分子”时，给予他们以严厉地嘲讽：“他们所向披靡又无所不通最方便的窍门，就是随时都将复杂的思想简单化、深刻的问题肤浅化……如此继续脱口而秀下去，相信他们还能把其它更为艰深的什么学问话题，也都能改造而成能让电视之下观众听着嘻嘻哈哈的学术相声和研究小品。”1997年胡志毅也发现了这种现象：“在电子媒介领域，所谓传统的知识分子或者说精英分子，除了给电影以适当的命名和承认之外，对于广播电视，不是不屑一顾，就是嗤之以鼻。对于介入和参与电子媒介的知识分子视为离经叛道，近期在印刷媒介对于频频出现在电视中的学者的揶揄就是如此。” 当然，曲秀锦、闫忠军在1997年也提出了正面的看法：“可以说，学者介入电视，构成了20世纪最后十年中国电视的新景观，电视由此被注入一股浓郁的文化气息和思想内涵。就目前的实际运作来看，学者介入电视基本上是对节目的创意策划、撰稿、编导采访、嘉宾主持等多个层面的参与，尽管发挥作用的方式和程度有些差异，但学者所拥有的文化和电视传播的契合有点问题却是共同的……学者介入电视，是电视走向繁荣和成熟的内在需要，也是必然结果。”

　　1998年，谢泳在杂文集中写道：“实际上那些成为学术明星的学者却糊涂得很，他们以为自己在电视上频频出镜，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大众，我看这是自作多情。多数人并不这样看，作为学者，老百姓是希望他们能在电视上出现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他们更希望的是听到学者在电视上说出真话，说出良知，说出不同于常在电视上露面的那些人的语言，但他们常常是失望。说实话，有个别学者在电视上谈起问题来，实在不像个学者，而更像个官员，假话、套话满嘴，老百姓怎么能不叫你们学术明星呢？” 周华安在1998年谈道：“与电视传媒担负的浩大使命相比，‘电视知识分子’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知识圈应当更自觉、更充分地占领声像世界，以科学的头脑和丰富的学识，以敬业的姿态和细致的运作，参与电视事业。”

　　2001年，旷新年对明星学者的批评甚至有些刻薄，“今天许多浓妆艳抹在电视报纸杂志上不断‘放送’其玉照尊容的明星学者，那些有如世纪之初上海滩花谱上的‘花魁’、‘四大金刚’什么的” 。

　　第二个阶段是2003年至今。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电视知识分子”概念被认为是由布尔迪厄提出的；学术界开始高度关注此论题；参与研究的学者和研究文章大增；研究文章具备一定理论深度；有关讨论甚至扩散到大众媒体，成为公众话题；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出现争鸣现象。

　　如前所述，2003年成为“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分水岭，此后多数学者在论及“电视知识分子”时，都将其作为布尔迪厄提出的概念。2001年夏天，清华大学发布的《清华大学文科科研量计算办法》(讨论稿)中规定：“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每个专题节目(20分钟以上)10分，省市级电视台每个专题节目5分。”电视媒体的影响直接引起学界轰动，也客观上促使了“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发展。陈平原也谈到，学者明星化以及学术传媒化，目前已粗露端倪，难怪清华方案“一石激起千重浪” 。

　　2003至2004年，学术界曾经就“教授走进直播间”进行了一场争鸣。起因是郭五林发表在《当代传播》2003年第6期的文章《教授走进电视直播间的学理思考》。该文提出：“教授走进直播间，使得电视信息多而知识贫乏的状况得到改变……教授走进直播间，不仅完善和提升了电视节目层次，更重要的是增加了电视的知识性和权威性……媒介时代的教授，不再是仅靠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就能成名的了，而善于与媒体合作、经常在媒体上露面的教授才能更快成为名教授。塑造教授的知识英雄形象，对于促进全民的教育，对于确定知识的基础地位，电视都功不可没。”对于这些观点，李明伟和陈力丹在《当代传播》2004年第2期发表《教授走进电视直播间的学理追问》进行批驳，其中李明伟谈到：“电视有其自身的思想轨道和逻辑安排，在节目和教授之间，教授通常被要求服从于节目的整体播出。”对于郭五林的“教授走进直播间将使电视发生构成性改变，顺利完成了浅俗向深刻的转变”的观点，他提出了批评：“我认为这是片面的，也是不合实际的。”李明伟也在这里借用了布尔迪厄的相关理论对“电视知识分子”进行批判，并认为郭五林只“发现了教授在电子时代出名的技巧，但没有对这种成名之道予以质疑”。陈力丹也在该文中指出，郭五林得出的结论不无道理，“但确实有点乐观了”，还建议“有些经常做客电视的教授，如果愿意到电视台做专家型主持人，这不失为一种加强电视从业人员专业学科力量的途径……教授走进电视，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电视节目的权威性和知识层次，但并不会自然提高节目的道德水平” 。针对这场争论，黄顺铭也曾在2005年撰文《“教授走进直播间”与“布尔迪厄式批判”》，文章在对比前两篇文章中观点的同时，全方位地采用了“布尔迪厄式批判”，详细介绍了“自主性的丧失”、“快思手”、“固有的思想”、“媒介常客”等一系列观点，认为郭五林的观点“是典型的‘他救’心理，‘仰视’心理。更合理的认识应是从根本上依赖‘自救’”。或许，“当‘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得到普及的时候，我们的电视可能就真正上水平上档次了” 。

　　2005年是“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第二阶段的一个重要时期，央视《百家讲坛》在迈向成功的过程中，使得一部分“学者”也悄然走红。尤其是2006年，易中天“品三国”的系列讲座火爆，带动其《易中天品三国》一书达到上百万的销量。有关“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不再仅仅限于“知识分子”该不该介入电视，是否能提升电视品格，而是逐渐拓宽视野，探讨知识分子与电视文化、电视与学术、学术与大众、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电视时代知识分子使命、道德与品格等问题。“电视知识分子”问题不再作为一种简单的电视媒体本身运作中出现的现象，已经开始被作为文化现象、社会现象来关注。此后，有关该方面的研究文章层出不穷，甚至在广大电视受众间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公众话题。

　　二、三种观点

　　目前，对于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状态，基本上表现为三种观点，即批判的声音、鼓励的态度、折中的认识。

　　1.批判的声音

　　如上所述，从何东开始，对于电视知识分子的批判声便一直作为该领域研究的重要观点。他讽刺道：“对于将电视学术的通俗简化还是功不可没的。”李明伟、陈力丹在上述的文章中认为：“教授在这里变成了一种电视台的工具性符号。”周宪先生认为，部分知识分子以“上镜率”和“收视率”来获得附加资本，并扰乱学术自身的游戏规则。黄顺铭认为“教授走向明星化”是知识分子浮躁心态的一种表现。刘晔指出：“频繁出现于各种媒体的知名学者往往并非顶尖学者，而顶尖学者由于机会成本反而会拒绝媒体。” 香港学者林沛理于2006年在《亚洲周刊》上撰文指出：“中国的电视节目将二流知识分子变为学术明星、学术权威，将一流知识分子变大学问家……易中天、余秋雨，以及王立群、刘心武，以至更早期的阎崇年等人，可以说是中国电视世代的公众知识分子(publics intellectual)，有别于抛头颅、洒热血，将公众利益置于一己利益之前的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这批在电视观众心目中货真价实的知识分子和学术明星，最需要的不是学术自由或者传统文化的滋润，而是让他们尽展所长的电视这个强势媒介。《百家论坛》的制片人万卫曾经告诉易中天：‘你最大的特长就是上电视，你就是为电视而生的。’没有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可以哑忍这样的侮辱，但对一个公众知识分子而言，这也许正是最大的恭维与表扬。”作家周月亮也谈到：“我抗拒‘自便空疏’的所谓‘电视知识分子’的学风。” 杨保军称，那些“跑场表演”的媒体“专家”，“混个脸熟”的媒体知识分子，是难以充当权威信息源的，也是难以确证有关信息真实性和准确性的。张国功谈道：“他们就完成了知识分子明星化的过程。一部分混迹于相声小品演员、肥皂剧、拉拉队、广告、综艺节目、游戏娱乐，情感热线之中的教授学者们没有任何一丝不适应的症状，反而显出前所未有的如鱼得水和长袖善舞。”

　　2.鼓励的态度

　　对中国电视知识分子予以鼓励的态度，认为其提高了电视文化的品位和制作水平、彰显了民主等等。方建文早在1997年就指出，学者介入电视，借助电视这一现代化媒介，传播了较高层次的学术观点与社会思想，对大众文化有一定的引导和提升作用。如上所述郭五林的观点，“塑造教授的知识英雄形象，对于促进全民的教育，对于确定知识的基础地位，电视都功不可没”。白贵、高春梅在《知识分子走入电视——电视与知识分子的双赢之举》中提到，电视与知识分子的联姻是一种双赢之举。电视应该在弘扬知识分子话语方面自觉提供适宜的空间，积极向知识分子“借脑”，以增强节目深度，提高文化品位，更好地发挥引导舆论和传承文明的作用。同时，知识分子要善于向电视“借势”，要善于利用电视传播这一影响最大的公共空间，将学术话语变成大众话语，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更好地担当起“麦田守望者”的角色。周浩峰在《当知识遭遇电视的速食文化——关注‘知道分子’的出现》中谈及知识分子借助于电视媒介的出现，是一种利益的驱动及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样一种现象，呼唤话语权威开始由上层逐步下放到民间，同时也彰显了民主进程的步伐。曲秀锦、闫忠军认为学者介入电视，是电视走向繁荣和成熟的内在需要，也是必然结果。李北陵也谈道：“学者走上电视，谁是真正的赢家？是电视，是学者，是公众，也是社会。出现‘明星学者’，虽说不上是‘社会大幸’，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尽管，对于‘明星学者’，虽然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评价，甚至还有尖刻的批评，但这恰恰告诉我们：学术的价值，在走近大众中也可得到更多关注和更大范围的检验。”陈丹青谈道：“转型中的社会与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拒绝媒体？大家不去塑造媒体，必定被媒体所塑造，这是不言而喻的……电视台应该给大学和民间的能人更多这样的机会，讲更多、更广泛、更有趣，尤其是更真实的话题。”对于易中天现象，陈丹青提出：“孔子要是活到今天，绝对霸占电视台；胡适、鲁迅、陈独秀活到今天，坦然上电视。”

　　3.折中的认识

　　基本处于前两者之间，一方面认同批判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应当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应当批判地接受这一现象。如时统宇称，坚持自己的学术理想和学术操守的学者，哪怕他们终身没有媒体的光顾，他们仍然应当获得社会的推崇和尊重。而另一方面，提高电视的文化品位和人文力度的关键之一，恰恰在于应该给知识分子更多在电视上出镜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充分利用电视传播这一影响最大的公共空间，将学术话语变成电视话语。这无论是对于知识分子的学术话语的完善和普及，还是对于电视的档次不断上台阶，都是不无裨益的。尹鸿先生认为，“知识分子进入电视以后，确实有双面性，一方面是说知识分子进入电视，会把一定的学术精神、学术思想、学术研究的东西带进了电视这样一种大众传媒。但是，另一方面，大众传媒的逻辑，的的确确也在伤害着，一定程度上歪曲着学术，因为它的话语方式不一样，呈现形态不一样，对学术的深度，学术的纯粹性有伤害。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是多元化的，允许在大学里面搞纯粹学术，我们也应该允许学者们加入到电视行当里面来普及学术”。李兴亮在《知识分子与电视的关系新论》中提到，掌握了“文化”的知识分子，利用电视传承“文化”则是一种责无旁贷的使命。当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对电视媒介时，实在很有必要走出“疏离与介入”的二元对立思维圈。一定程度的疏离当然是保证知识分子独立性角色的先决条件，但是这种独立性又何尝不是建立在对社会赖以生存的理想和中心价值的深切关心之上呢？尤其是根据我国人民现有的知识结构和普遍缺乏公共参与意识的现状而言，尤其是根据我国电视媒介从业人员整体上还处于成长阶段而言，知识分子不仅应该积极利用电视作为重要的发言场域，而且有能力也有义务参与提升电视节目的质量。孔令顺在《电视知识分子：游走在娱乐与学术之间》中提到，知识分子究竟应不应该上电视，恐怕不能一概而论。在商业化充斥日常生活，人们的心理普遍浮躁的今天，甘愿“板凳要坐十年冷”从而远离媒体喧嚣的学者，仍然值得社会推崇和尊重。而另一方面，作为纳税人养活的学者教授，也不能满足于独善其身，还要兼济天下。电视是公共空间，提高其文化品位迫切需要知识分子的热情参与 。

　　三、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研究存在的问题

　　通过梳理，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研究正处于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但是在杂多的背后，也暴露出一些不足和问题。

　　1.研究文章规格低、缺乏系统性论述

　　从研究文章的类型看，发表于非学术杂志和报纸的文章占据很大一部分，虽然也有部分学者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来解析和论述，但是整体而言，此方面的研究仍然表现为浅尝辄止的状态，未见有专著之类的系统化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上，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研究很有必要拓宽视野，积极引用知识分子研究、文化研究之外的其他学科知识，来深化研究的内容，以期得出具有创新性的认识和观点。

　　2.概念的模糊导致研究缺乏对话机制

　　如笔者上面论述的结论，由于国内对“知识分子”概念以及“电视知识分子”理解的差异，使得多数争论表现为各言各说的情况。例如，有关“教授走入直播间”的观点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各方的说法处于不同的层次，其根本原因与对“知识分子”理解的不同有关。倘若将教授理解为“纯知识分子”，即“社会的良心”，那么郭五林的观点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再如果将教授理解为中国民众理解的拥有较高学历的“知识分子”，那么其他学者对郭氏观点的批判就显得过于苛刻了。而且，如果把高中以上学历或者如最近的学者认为的大专以上学历的人认定为“知识分子”，那么从目前中国社会的现状看，几乎接受采访的各界人士都有可能是“电视知识分子”了。另外，如果把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电视业内的知识分子也是“电视知识分子”的话，那么电视与学术、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无法放在这个框架内讨论了，这个问题有可能演成了提升电视媒体从业者素质研究。很多情况下，国内对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不能在同一个层面上展开，所以才导致缺乏学术对话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