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许多学者反对在学术文章中用大量的篇幅解释定义，而影响到观点的阐释和论证，但是，鉴于有关“电视知识分子”讨论中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于“知识分子”概念理解的差异，所以在此非常有必要简单梳理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并提出本文在论述“电视知识分子”时，主要参照哪些有关知识分子的理解。毕竟，必要的释义有利于观点的铺开，也就是所谓的“名正而言顺”。

　　一、“知识分子”概念解读

　　界定“知识分子”概念，是十分困难的事情。“知识分子是个历史的范畴，它不是从来就有，也不会永恒存在，它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古今中外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条件下，知识分子的内涵和外延都是不断地发生变化的。” 所以，我们有必要在界定之初，明确几点认识前提：

　　1.界定的逻辑前提

　　第一，中西方对于“知识分子”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知识分子论》的作者萨义德也承认：“如果谈起知识分子，就不能像以往那样泛泛而谈，因为法国的知识分子在风格与历史上完全不同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换言之，今天谈知识分子也就是谈论这个主题在特定国家、宗教甚至大洲的不同情况，其中似乎每个都需要分别考量。” “而在美国，知识分子往往不是一个好称呼，而指那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家。” 所以，研究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放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下进行，对于西方有关“知识分子”的理论，应当以扬弃的拿来主义精神，尽量做到不盲从、不硬套。

　　第二，“知识分子”概念是个变动中的范畴。在较早的定义中，例如1949年出版的《知识分子的任务与出路》中，于毅夫认为“知识分子，一般的说是读书的人” 。倘若在当下中国的现实环境看来，似乎没几个人不是知识分子了。显然，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解是不断深入和变化的。

　　第三、学界和民众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是存在差异的。举个通俗的例子，在1992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赵本山的小品《我想有个家》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六级木匠，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从中不难看出，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解，“在中国人的语言实践中，‘知识分子’自然是‘知识多的人’，说一位知识渊博但不关心社会命运或人生意义的中科院院士不是‘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人会觉得不可理喻”。民众更多的是从学历、能力、地位上来认识知识分子的，与学术界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电视知识分子”由于要经常面对广大受众，所以对其的研究也必然要考虑大众的观念。

　　第四，学术界内部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学者对于知识分子的内涵和外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这个问题在下面的释义中将具体论述。

　　正因为有了以上的认识前提，我们在研究“知识分子”以及由此产生的“知识分子问题”时，就应当充分考虑普适性和特殊性。在中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交错的复杂的中国文化语境中，尽可能地将普适性与特殊性根据不同论述的需要既区分又综合地对待，这是本研究的一个立足点和出发点，毕竟仅从一个层面去看待，也许我们谈到的所谓“知识分子”问题，在持另外立场的其他人看来，根本就不是一个有关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中国特情下研究知识分子，往往会陷入需要不断偷换概念才能够继续论述的尴尬境地，可能这才是知识分子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模糊的定位和身份认同的危机。尤其在强势的大众媒体介入下，这一问题显得更为突出。所以，在本文中，笔者研讨电视知识分子问题时的基本逻辑是：对于“知识分子”一词的使用，由于其范围不可绝对化确定，不是一成不变的，应当区分语境，并综合考虑中国当下的现实情况。

　　2“知识分子”释义

　　“知识分子”概念的模糊很大程度上与“知识分子”一词是个“舶来品”有关，产生于西方近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一词，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在汉语中找到一个完全对应的词语。对此，王增进先生在《后现代与知识分子社会位置》一书中谈到，尽管汉语词“知识分子”与西语有关诸词在“所指”上有时是一致的，均可用来指文人、艺术家、学者之类的人，但两者的切入角度是不同的：“知识分子”是从“知识多少”的角度切入的；西语有关诸词则是从“理性思考能力强弱”或“智力高低”的角度切入的。

　　(1)西方学术界对“知识分子”的理解

　　一般认为，西方“知识分子”一词有两个源头：一为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也有学者认为是源于波兰；二为19世纪末的法国。另外，王增进先生通过考证，认为西方“知识分子”应该还有一个英语的源头。杜维明先生则认为，今天英文、德文、法文说intellectual，就是溯源于19世纪俄国时代的intelligensia。由于论证“知识分子”词源不是本文重点，在此不一一列举。按照古尔德纳的说法，“intellienty”(知识人)这个词于19世纪60年代出现于俄国，指的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爱批判现状的自觉的精英；“intellectual”(知识分子)这个词是通过抗议法国政府迫害德雷弗斯的《知识分子宣言》而流行起来的。

　　20世纪以来，西方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解也存在众说纷纭的状况，按照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的研究，认为20世纪关于知识分子最著名的描述有两个。第一个是葛兰西的。“葛兰西试着显示，在社会中履行知识分子作用的人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传统的知识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例如老师、教士、行政官吏，这类人代代从事相同的工作；第二类是有机的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在葛兰西眼中，这类人与阶级或企业直接相关，而这些阶级或企业运用知识分子来组织利益，赢得更多的权力，获取更多的控制。”“另一个极端则是班达对于知识分子著名的定义：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kings)，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萨义德介绍的两种有关“知识分子”的描述，可以说是西方“知识分子”认识的两个极端，介于两者之间的，比较有代表性的释义，还有卡尔·曼海姆的“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理论(1936)，艾尔文·古德纳的“知识分子新阶段”理论(1979)，拉塞尔·雅各比的《最后的知识分子》(1987)和利奥塔的《知识的与其他的文本的坟墓》(1984)所代表的知识分子消亡论，齐格蒙·鲍曼的知识分子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转变(1987)，爱德华·萨义德的“业余的、流浪的知识分子”理论(1996)，波斯纳的“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研究(2000)等等。

　　此外，西方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也有共同的一面，陈平其先生认为俄国、法国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解都强调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社会关怀的价值理念，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内在的质的规定性，较少关注知识分子外在的、显性的特征。这其实也成为西方知识分子观念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叶启政先生也认为：“以文化象征的立场来为知识分子的基本社会意涵定位，是诸多西方社会学者共同的看法。” 余英时先生认为，“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 。1965年5月21日，美国《时代周刊》给“知识分子”下的定义可谓西方对“知识分子”相对具有共识的表述：“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只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追求观念而追求观念。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社会之批判者，也是现代价值的反对者。”保尔·萨特曾谈道：“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抗议信上签字时就是个知识分子。”

　　(2)我国对“知识分子”的理解

　　首先，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观点，中国“知识分子”传统更加悠久。代表“社会的良心”的知识分子无论在西方社会或中国社会都是存在的。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中西的知识分子传统却有极大的不同。这个传统在西方是一个现代的现象，一般地说，其形成不能早于17、18世纪。西欧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philosopher)大概可代表西方知识分子的原型；俄国的intelligentsia的渊源也只能上溯到18世纪。在西方的对照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真可算是源远流长的了。我们的传统至少要从春秋战国时代算起，足足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且几乎可以说没有中断过。所以，在中国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应当对于“士”、“士大夫”、“文人”等传统予以充分的考虑。

　　其次，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更多地强调劳动属性、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特征等外在表现形式。

　　比较早的定义为1956年版《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出自拉丁文intellegens——意指有理解力的人，有思想的人)是由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科学家、工程师、教师、作家、艺术家、医生、农学家和大部分职员等)所组成的社会阶层。作为一个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是不能起独立的政治作用的”。《辞海》中也有类似的定义：“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等。”从国内研究者和工具书的一般理解可以看出，在广义的范畴上，我国的学术界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普遍共识，即“知识分子是文化程度比同时代社会劳动者平均水平超出许多的，主要以创造、传播、应用科学文化知识为谋生手段的脑力劳动者”。当然，知识水平有多高才算知识分子，是随着社会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的。50年代的中国，高中文化水平可以算得上知识分子。到了90年代，至少大学文化以上才可以进入知识分子行列。应当注意的是，这种认识和定义与政府执行的“知识分子”政策一道直接影响了公众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在研究大众媒体中的“知识分子”时，必须经常从受众角度思考问题，而这个角度更多地指向广义的知识分子定义。

　　第三，当下中国学术界对于“知识分子”概念的理解也在不断多元化，具有在认同西方理念前提下加以本土化改造的趋势。

　　有关“知识分子”现代意义的争议表明，知识分子不单是某一国度的特殊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关心的问题。它不仅反映了知识分子自我认识的高度，而且涉及知识分子未来的文化走向。许纪霖先生认为：“从一般的常识来说，知识分子首先是有知识的，是所谓的‘脑力劳动者’……教育背景只能证明某人是知识分子出身，而不一定是知识分子。” 杜维明先生认为：“所谓知识分子，是指关切政治、参与社会并关心文化事业的职业人士。具体地说，他们来自学术、媒体、企业、政府、民间组织及社会各行各业。”郑也夫先生认为：“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其社会生活中，在其工作、交往和表达时，比其社会中多数成员更频繁地使用符号象征体系和‘一般性’的概念、范畴，即运用一种特殊的‘语言’。” 陶东风先生认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即作为知识、思想、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的构造者、阐释者与传播者，一般而言，其知识、思想与价值观念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处于领先的与引导的地位。” 萧功秦先生认为：“知识分子就是以知识为基础，通过对社会困境的独立思考而形成自己的信仰与道德理念，并以这种自己认同的理念为基础形成对社会的批判能力的人。” 裴毅然先生认为：“通过中西方学人的共同努力，知识分子的定义得到了必要的当代补充——除了宗教承当、社会良心、执掌理性等传统精神，还应推动现实、设计未来，最高境界则为创造文化，参与思想的生产与传播。” 类似的观点散见于近几年来大量发表于学术期刊的有关知识分子研究的学术论文中。可见，中国学者在输入西方有关知识分子理论的同时，结合了中国传统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现状，积极地对“知识分子”的意指进行了思考。

　　(3)本研究中对“知识分子”的理解

　　鉴于知识分子群体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概念的多元性，十分有必要对于该定义有个全体性的关照。下面引用水秉和先生的总结和分析：

　　知识分子的定义至少可以有下列各种选择：

　　(一) 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的人；

　　(二) 受过教育并且从事脑力工作的人；

　　(三) 受过教育并从事创造、传播和使用文化的人；

　　(四) 受到教育后气质发生变化，从而在思想与行为上带有人文主义倾向的人；

　　(五) 以追求知识为目的而不是以其为手段的人；

　　(六) 能够综合各种思想，超越自己的阶级背景，并且了解整个社会、以解决社会上的问题为职责的人；

　　(七) 超越世俗的顾虑，在象征世界中为各种重大问题寻求解答的人；

　　(八) 以理念世界来批判现实世界的人。

　　前面三种是客观的和机械性的定义。例如，一个人只要拥有比较详细的人口统计资料就可以确定某一个社会中有多少人是知识分子，就像他可以知道有多少男人、多少女人和多少文盲一样。从第四类开始，知识分子的定义就加入了主观的成分。第四类定义只要求知识分子在气质上有所变化，可是到第五类以后，知识分子不但要具备独特的气质，并且还必须对知识与真理或者对国家与社会具有一种使命感。

　　显然，第四类以后的知识分子必然属于前三类知识分子，而前三类中只有越来越少的人属于后五类。我们势必作一些区分。此处我把前三类一律称作知识分子或普通知识分子，在它们之间，到底应该只考虑教育程度还是应同时考虑职业，老实说，是个随研究工作者的目的而定的次要问题。第四类以后的知识分子，按照习惯的用法，在此处称为高级知识分子。

　　通过水秉和先生带有整体把握性的论述，结合叶启政先生对“知识分子”内涵唯实定义式的理解，即如何定义“知识分子”如同剥“苏州月饼”，“要怎么剥，剥到哪一层，那就得关照到时空条件了”。笔者认为，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正如水先生的观点，应“随研究工作者的目的而定”。考虑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众对“知识分子”长期所形成的刻板印象，以及当代中国社会缺乏西方所谓的“纯知识分子”，更主要的是，本研究所研究的对象为“电视上的知识分子”，所以，此处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更多地指向水秉和先生所提出的前三类知识分子定义。但需要强调的是，笔者坚定地认为“知识分子”或者“电视知识分子”应当具备后五类知识分子定义中所提及的素养，这一点在具体的问题分析中将重点论述。笔者的研究态度是，笔者倾向于认同余英时先生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解，“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工程师、科学家或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局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及世界上一切有关部门公共利益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 。在这里，笔者是将价值和事实自觉分开的，在研究过程中，将承认其“已然”状态(即前三种定义中提及的)，而寄希望于其“应然”状态(即后五种定义中提及的)，并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对“知识分子”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电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本土概念的解读

　　对于“电视知识分子”一词的出现，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其来源于法国学者布尔迪厄的著作《关于电视》，如时统宇先生在2003年著文指出，“电视知识分子”的概念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的。让我们引用《关于电视》中的一段话佐证：“布氏指出，‘电视知识分子’的特征是‘在电视上挖一段时间，得以靠媒介生存’。”另外，陶东风先生于2003年7月31日在央视国际网站上答网友问时谈道：“‘电视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在我印象中是一位法国的已故社会学家 此处指布尔迪厄(笔者注)。提出的，它主要指的是经常出现在电视上同时又是非电视专业从业人员，也不是电视剧或电影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的那一类专家，他们主要是在电视上面作为特邀专家或嘉宾解答电视观众的问题或者就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此后，国内一些学者，如陈力丹、许正林、李明伟、黄顺铭、白贵、李兴亮等人在相关论述中都有类似的表达，即公认“电视知识分子”一词是由布尔迪厄提出的。

　　但是，笔者认为这个看似常识的观念中存在着值得商榷的地方。汉语中的“电视知识分子”一词未必是由布尔迪厄的概念直接翻译而来的，下面从三个方面阐释理由。

　　1.在翻译《关于电视》一书之前，汉语中已经出现了确切的“电视知识分子”这一词组。

　　虽然毋庸置疑西文，也就是法语和英语中的“电视知识分子”概念应该是由布尔迪厄明确提出的。布尔迪厄使用该词的环境是，1996年3月18日录制的两次电视讲座，这两讲属法兰西公学院系列课程，于1996年5月由巴黎一台播出(《关于电视》和《记者场和电视》)。

　　而在其被翻译为中文之前，即2000年以前，在汉语中就已经有“电视知识分子”出现了。就笔者目前收集的材料看，至少有四处表述都先于2000年：

　　（1）何东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提到“大概这也就是从电视频道大增大扩那一阵开始的吧，一时间电视上的话题、研讨、对话、座谈等等栏目也就日益见多，于是就有那么些许几位年纪不大却很不潇洒的社会科学电视‘知识分子’(以下简称他们为‘电视知识分子’)应运而生，纷纷抢到屏幕上粉墨亮相” 。其中，从“简称他们为‘电视知识分子’”的说法可以看出，中文的“电视”+“知识分子”的词语组合具有一定自发偶然性，和外来词汇的生成有明显区别。此前，何东在其他场合也谈到过“电视知识分子”，但是没有具体论述，例如，他在《先锋的模仿——韩少功〈马桥词典〉读后随谈》中提到“又想到现在被许多‘电视知识分子’和‘报刊学者’常常挂在嘴边的‘后现代’、‘解构’之类的‘大词新词’” 。

　　（2）周安华也在1998年的一篇杂文中谈道：“三百六十行近年多出一个新‘行业’，叫做‘电视知识分子’。严格地说，这不是一个行业称谓，而是人们面对一位‘电视十项全能冠军’抓耳搔腮之下十分无奈的叫法。你说他是‘电视编导’，他似乎更多的是在玩‘策划’，你称他为‘节目策划’，他又经常忙碌拍专题片，搞综艺晚会等事儿，你叫他‘制作人’，可他又总是出现在嘉宾席上，有模有样客串主持或竞猜竞答。你说他是‘嘉宾’，没准他一会儿就拿出‘走向新世纪电视辩论赛’辩题及比赛规则整套方案，并请各路专家侃侃而谈。”

　　（3）黄书泉在1999年研究央视《生活空间》栏目时提出：“直接让精英文化走进电视，如中央电视台开办的《文化观点》、《读书时间》等节目，由此而使一些学者成为所谓‘电视知识分子’。”

　　（4）刘炘在1999年指出：“(90年代以来)除了电视台在职的电视人外，在北京等大都市出现了一批被称为‘电视知识分子’的文化人加盟到电视台参与策划、主持节目。社会上大量涌现出来的独立制片人、创意者、策划者、包装者、推销者、自由撰稿人、主持人，事实上都间接地成为市场化的电视人的一部分，其中也包括一批受雇于一些制片人的被称为‘文化苦力’的文化人。” 这里刘炘强调了是除电视台在职的电视人之外的“业外”人士。

　　当然，就汉语“电视知识分子”一词的出现时间看，晚于布尔迪厄在1996年电视讲座中提及的时间，但是，考虑到学术界引进外来理论时正常的延后性，以及大陆收看法国电视节目的局限性，并且上述四位学者在论及“电视知识分子”时都未提及布尔迪厄，所以，汉语中的“电视知识分子”一词并非翻译自法语或英语的可能性较大。

　　2.何东、周安华、黄书泉和刘炘先生所指的“电视知识分子”和布尔迪厄的“电视知识分子”概念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何东在《电视“知识分子”》一文中强调“电视知识分子”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凡此类认识屏幕亮相，或左或右下角处必会出现一行电脑排字：某科学院(或大学)某研究所‘副’研究员(或副教授、副主任、副编审)，实在无衔可列的，便一概混称‘学者’”。周安华所言的“电视知识分子”是“电视十项全能冠军”，可以理解为是以“嘉宾”、“策划”等方式介入电视制作的知识分子。如果从《文化观点》和《读书时间》这两个节目当时的表征看，黄书泉显然指的是请“学者”来当“嘉宾”。这四人对“电视知识分子”的认识有一个共同点，即知识分子都是作为电视“业外”人士介入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电视知识分子”一词，除了在何东的文中可以看出明显的“贬义”色彩，其他三人对“电视知识分子”词性的理解都应该是“中性”的，甚至有些还是偏“褒义”的。王立群在2007年接受采访时，也谈到不愿做“学术超男”，“电视知识分子”是他到目前为止听到的最好听的一个称谓，这里该词带有“褒义”色彩。另外，《新周刊》的“2000年中国电视节目榜”在评价年度嘉宾主持人余秋雨时，有这样的论断：“利用文化的力量提升电视节目的品质，扩大观众精神视野，堪称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第一人。”这里的“电视知识分子”甚至是个“褒义词”。

　　反观布尔迪厄的“电视知识分子”，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并未对什么人是“电视知识分子”进行详细解释和定义，没有如上述三位对其内涵和外延做完备的表述。当然，这也是布氏的一贯立场，就如他在研究“知识分子”时，不对其做定义，只当作知识分子场域中的行动者来看待 。整个句子的表达为：“反智性主义是新闻界的一个结构性的长期现象(很容易理解)，它促使记者们经常提出知识分子的谬误问题或是挑起争论，能发动的自然只是那些知识分子记者，其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争论可以给那些电视知识分子提供机会，在电视上‘挖一段时间’，得以靠媒介生存。”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联系上下语句的逻辑联系，这里的“电视知识分子”指的是“知识分子记者”。在本书以后的有关学者与媒体关系论述中，再没出现“电视知识分子”这一专门的词组。布氏的“电视知识分子”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如果按照我国学者认为的“电视知识分子”概念(即业外嘉宾、策划等)，布氏本人恰好正是这个我们理解的“电视知识分子”，在此，布氏自己给自己安一个“贬义”的名声，不符合逻辑。

　　虽然，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也多次谈到电视“业外”的学者被邀请到电视节目中，“众学者纷纷投奔传媒，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介绍，乞求传媒的邀请，抱怨自己被遗忘，听了他们的那些有根有据的抱怨，相当让人吃惊，不禁真要怀疑那些作家、艺术家、学者自己主观上是否想保持自主性”。但是，布尔迪厄这里是在讨论学者被大众传媒所影响，就本书中唯一出现的“电视知识分子”一词而言，不是指这些媒体“业外”人士，而是那些“记者作家”、“作家记者”、“知识分子记者”。

　　布尔迪厄专门在题为《新闻的影响》的附录中指出：“本文的研究对象不是‘记者的权力’——更不是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业——而是越来越屈从于(读者和广告客户)市场要求的新闻场机制对记者本身(知识分子记者)继而通过记者，对司法场、文学场、艺术场、科学界等各种文化生产场所施加的影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布氏本文中经常谈到的是作为文化媒介人或是文化掮客的知识分子记者对其他知识场的影响，而所指的“电视知识分子”是在媒体“业内”的知识分子记者。这种知识分子记者，在其他场合也被他称为“大记者” 。

　　如果联系法国的实际情况，所谓的“知识分子记者”指的是这样一批人。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援引德布雷的观点：“大约在1968年，知识分子大都舍弃了出版社的守护，成群结队走向大众媒体——成为新闻从业人员、电视电台访谈节目的来宾和主持人、顾问、经理等等。他们不但拥有广大的阅听大众，而且他们身为知识分子毕生的工作都仰赖阅听大众，仰赖没有面目的消费大众这些‘他者’所给予的赞赏或漠视。”也就是在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以后，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大众媒体工作，以此为业。法国学者白夏曾经说过：“现在法国的知识分子都是参加政府建立的专业委员会，借助报刊电视发挥其影响力。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然法国也有所谓的媒体知识分子，但他们与法国历史上的大知识分子比较起来是‘小人’和君子的区别。”在这里，白夏是把“知识分子通过媒体发言”和“媒体知识分子”对立起来看待的。笔者认为，这些知识分子记者在西方社会主要表现为专栏作家、谈话节目主持人、文化媒介人等。就目前中国的国情看，我们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出现这种大规模以媒体工作为专门职业的情况，而且，以宣传为主要职能的中国大陆传媒机制也没有提供如西方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大量的“谋生”职位。

　　3.2000年以后，在论及“电视知识分子”时，国内主要学者所言的“电视知识分子”仍然更多地指向作为“业外”嘉宾、策划的教授、学者，虽然名义上是引自布氏，但实质上是存在差异的。

　　如果把时统宇先生发表于《现代传播》2003年第1期的《试论“电视知识分子”》明确提出“电视知识分子”概念是由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的，作为一个显性的分界线，可以发现，对于“电视知识分子”概念的运用呈现出两个阶段。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在时统宇之前，也有学者引述过布氏的观点，但是未使用“电视知识分子”一词，如周宪先生在2000年的《教师、作家、名流》一文中指出：“我们不禁想起了法国另一位学者布迪厄的看法，他在颇具争议的《论电视》中，深刻迪剖析了媒介和知识分子‘互搭梯子’的共谋关系。一方面，媒介为知识分子提高自己的文化资本提供了场所；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利用媒体来提高媒体的收视率。”

　　第一阶段：1997年至2003年，“电视知识分子”是一个本土化概念，指“电视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作为媒介“业外”人士介入电视运作；第二阶段：2003年以后，“电视知识分子”被作为一个外来词汇运用，但是实质还是本土化的，和第一个阶段并无明显差异。

　　如上述陶东风先生等人的定义，又例如刘艳臣在2005年提及“近些年的中国电视界，电视知识分子的出现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来自于高校、研究院或权威学术性平面媒体，多为大学教授、研究员和高级编辑，属于高级知识分子阶层” 。

　　所以，通过上面的论述，笔者认为“电视知识分子”在汉语中不是一个外来词，它在发生和内涵上都具有中国本土特色，与布尔迪厄所特指的“电视知识分子”不能完全吻合。而且，为什么会在1997年前后出现关于“电视知识分子”的论述呢？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其本质的原因与1992年邓小平南行讲话以后，市场经济加速发展所带来的知识分子分化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把电视业确认为第三产业有关，而其直接原因应该与电视体制改革的1993年“制片人制度”改革相联系，在激发电视制片人的聪明才智的同时，也吸引了大量业外的学者、知识分子参与到电视的运作当中，例如这个时期社会学者郑也夫也曾经成为央视《实话实说》最早的策划者之一，从而逐渐形成一种社会现象，被文化界关注和批评。

　　正如戴锦华先生所言，“布尔迪厄式对当代西方功能性知识分子、文化习俗及文化趣味的解剖，对知识分子群体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位置和角色的批判，并不能简单地挪用到对当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观察中去，因为西方‘革命’之后的这种历史进程在中国并未真正发生；准确地说，是正在发生，但并未完成” 。如果在引用布尔迪厄偶尔提及的“电视知识分子”一词时，不加以区分和本土化说明，就有存在着误读的可能。所以，笔者认为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所言的并未作定义的“电视知识分子”是特指一些在电视媒体工作的知识分子记者，但是，该书中大量论述的“新闻的影响”，尤其是电视媒体对文化生产者、知识场、文化场的影响的一系列论断，如“媒体常客”、“快思手”、“互搭梯子”、“特洛伊木马合谋”、“伊达诺瓦法则”等适合于批判我国学界理解“电视知识分子”行为，所以，也就被中国学界大量运用于电视知识分子批判中。

　　三、本研究之“电视知识分子”定义

　　在上一节中，笔者区分了作为外来词和本土化的“电视知识分子”，并非是要否定我国学者对“电视知识分子”的定义，而是认为“电视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出现，是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鉴于上面的论述，本研究中的“电视知识分子”是一个中国化概念，也就是说，它的外延要大于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提及的“电视知识分子”，即以媒体从业者身份出现、以大众传媒为谋生手段的知识分子记者。

　　中国学界对“电视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所谓的“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状态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中国存在布尔迪厄所特指的“电视知识分子”，但是数量并不多。

　　就大陆地区可以收看的电视节目而言，此类“电视知识分子”较多地集中于凤凰卫视，例如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兼首席评论员阮次山，获圣约翰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学位，既为纽约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又是著名的专栏作家，可以说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记者”。颇有趣味的是，笔者认为在中国第一个明确提出并批评“电视知识分子”的何东，如果按照布氏定义，恰好其本人才是布氏心目中的“电视知识分子”。何东既是“作家记者”，又是“记者作家” 布尔迪厄在提出“电视知识分子”一词后，在后一段的论述中，专门谈到“作家记者和记者作家之间玩起互搭梯子的手法”。而且他主持了娱乐访谈节目《何东星问题》，并且在凤凰卫视新媒体节目《凤凰非常道》中担任主持。

　　第二，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的中国的“电视知识分子”数量众多，并随着电视媒体的发展有不断涌现的趋势。

　　按照中国学界的一般理解，作为“业外”的电视知识分子有四种类型：一是业外“嘉宾”，如上面陶东风先生所言，他们主要是在电视上面作为特邀专家或嘉宾解答电视观众的问题或者就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如央视《今日说法》以及一些谈话类节目中常见的电视嘉宾；二是业外“策划”，指那些介入到电视节目策划、制作等内部过程中的学者，如郑也夫；三是业外“主持”，即有本身的专门职业，利用“业余”时间进入媒体担当主持的知识分子，如王鲁湘；四是业外的“讲演者”，利用“业余”时间进入电视学术节目演讲，如央视《百家讲坛》栏目中开坛讲演的各位学者。虽然在电视上的展现方式不同，但其统一点是知识分子身份，由于对“知识分子”概念的认识不尽相同，所以，有学者就界定为：“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来自于高校、研究院或权威学术性平面媒体，多为大学教授、研究员和高级编辑，属于高级知识分子阶层。”当下中国社会，不考虑学术界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的定义外，尤其在普通民众心目中，这样的人群属于“知识分子”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2005年以后，上述的电视知识分子大量出现，尤其以《百家讲坛》这类节目为“孵化池”，正成为中国电视文化的一大特色。

　　第三，职业的电视工作者中的高学历者，也有被学者称作“电视知识分子”的情况。

　　有学者认为，“我们可以将电视台中节目制作流程中的脑力劳动者和决策者同样称为电视知识分子” 。还有，黄匡宇在著作中谈道：“《艺术人生》制片人王峥本科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文艺系文艺编导专业，读研究生时在电视系师从王纪言专攻纪录片。本书引用了她发表在央视国际网站上的《解读艺术人生》一文中的系列观点。本书作者认为，该文展现了一个年轻‘电视知识分子’应有的业务能力与理论水平。”诚然，我国曾一度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定义为知识分子，但是，如果把电视媒体内部的管理者、经营者和一般记者编辑都作为电视知识分子的话，这个研究的范围就无法掌握了，而且这与多数学者论述的“电视知识分子”或者“学者介入电视”行为有较大出入，所以，这种定义不在本研究范围之内。

　　在本研究中，“电视知识分子”被作为一个本土化概念对待，指介入到电视运作当中的电视业外的知识分子，此类知识分子大多指来自高校、研究院或权威学术性平面媒体，其身份多为学者、教授、研究员、作家、科学家等。笔者区分“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重要标准是：一、“知识分子”身份的社会认可来自于电视行业以外；二、通过“知识分子”身份介入电视运作；三、从电视媒体获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