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没有哪一个社会群体像知识分子这样起落浮沉，在变化多端的世纪里经历着戏剧性的运命：从创世英雄到改造对象，从话语主体到边缘蜉蝣物，自身感受自是一言难尽，留给世界的影像亦是驳杂不清。他们创造了神话又被神话所打碎；他们领导了潮流又被潮流所吞没。独领风骚的是他们，斯文扫地的也是他们；胸怀理想国的是他们，制造精神囚笼的也是他们。他们仿佛是先知，但他们却至今解不开缠绕在自己身上的谜语；他们仿佛是评判者，但他们好像永远摆脱不掉自身的原罪。知识分子与世纪同行，他们的经历已经构成人类心路历程的主脉，同民族的历史水乳交融，知识分子话题，永远都是一个揪扯人心，令人百感交集的话题。

　　——祝勇

　　记得在2006年那个炎热的暑假，笔者与全国近100位博士生一道在复旦大学中外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与方法暑期学校学习。期间，“校长”黄旦教授在一次“训诫”中反复强调，做学问不要追热点。这一点，我感触很深。从事大众媒体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往往由于研究对象的瞬息万变而常有“与时俱进”的紧迫感，却丧失掉了“退后一步看”的理性立场，使得研究成果也容易和大众文化产品一样只能带来“瞬间的快感”。不过，我所选择的研究课题“中国电视知识分子”一不小心又落入了这样的“俗套”——电视知识分子研究是当前中国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但是，选择这个研究方向并非一时兴起的赶追潮流，而是痛苦挣扎的结果，是我心目中那个“知识分子”理念不断催促的结果。激发我对该问题研究兴趣的直接原因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现象：

　　一，2001年，《中华新闻报》爆料称，清华大学准备试行的《清华大学文科科研量计算办法》有如下规定：“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每个专题节目(20分钟以上)10分，省市级电视台每个专题节目5分。”学界一片哗然，虽然清华大学此后就此规定做了澄清，却掀起了关注学者明星化和学术传媒化的研究浪潮。这让我惊叹于媒体的大规模扩张所带来的后果，亦察觉到其权力正蔓延至学术场域。

　　二，2003至2005年间，大量关于“教授走入电视直播间”、“学者介入电视”、“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涌现，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展开了相对激烈的交锋，赞同和反对的声音同时存在。他们的公开辩论不仅让我对电视知识分子有了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发现许多参与讨论的人士的最主要和根本的分歧，其实在于对“知识分子”和“电视知识分子”理解的差异。

　　三，2005年以后，围绕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及其衍生而来的易中天现象、于丹现象等等，学术界、媒体从业人员，甚至普通百姓都陷入一场大的论战当中，不得不让我思考知识分子在电子媒体时代的文化角色和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