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荒年，饥馑——”额尔金伯爵曾经感叹地说：“我的名字可能会加在这个东方的苦难单子上。”他的预感果然实现了，添上了第四大灾“烧园”。额尔金这个名字，因为毁灭圆明园，已经被永远钉在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

　　而在英国，持文化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对这个名字所象征的殖民主义历史，已经十分反感。一般民众，多少也知道这个名字不名誉。其原因却是另一个额尔金——七世额尔金伯爵。此人18世纪末任英国驻奥托曼帝国大使，当时土耳其统治希腊，额尔金为了“保护文物”，把雅典万神殿的大理石象运到伦敦。所谓“额尔金大理石雕”(The Elgin Marbles)成为大英博物馆一号珍藏品，也成为当今希腊政府与英国政府的一号争执。其孙九世额尔金伯爵也为英帝国重要人物，20世纪初任英殖民大臣，“培养出”他的副部长丘吉尔这个大英帝国最后一个主持者。

　　我们说的额尔金伯爵，是在乃祖乃孙之间，八世额尔金伯爵，詹姆士·布鲁斯(James Bruce, 8th Earl of Elgin)。此人虽然后来官达印度总督，但是一生做的最重大事务，却是作为“全权使节”（Plenipotentiary)，主持对中国长达4年（1857－1860）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次战争，是一个复杂的军事政治经济三管齐下的侵略。因为不了解中国的政治运作，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实际上未能打开中国的门户。20年中，列强对中国官员的装聋作哑保持门关户闭，已经无法忍受。而且，中国局势正在大变：西方势力不仅要在中国取得最大利益，而且要在清廷和太平天国之间决定支持何者。因此，这是一次极为复杂的政治征略。额尔金在书信中称北京为“满洲人首都”（The Manchu Capital)，西方在南京北京之间，尚未能定夺。

　　为此，英法在对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就筹划对华再战。1856年香港总督保林（Sir John Bowring)抓住一件可做文章的小事：一艘曾在香港登记的“艾罗”（Arrow）号船涉及走私，被广州缉私水警登舟检查并拘押华籍水手，据称还降下了船上的英国国旗。一场外交风波，给了英国绝好的开战借口。

　　次年秋天，额尔金到新加坡结集赴华远征军，恰好传来印度大暴动消息，额尔金只能带部队急赴加尔各答救火。对华战事延后了半年。1857年12月，在与赶到香港美国俄国公使会商后，英法联军战舰近40艘驶入珠江，28日凌晨起对广州城防进行了一昼夜的疲劳轰击，29日登陆作战，几乎没有伤亡便占领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坚持“六不”（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被抓到加尔各答瘐死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