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与戴安娜王妃之死
去年8月30日夜间,戴安娜王妃车祸惨死的消息传来,伦敦突然成了全世界最动情的城市。第二天早晨,白金汉宫,戴安娜王妃的住处肯星顿宫,多地家经营的“哈罗德”百货公司,后来加上王妃遗体停厝地詹姆士宫,吊唁的花束,哀悼的人群,迅速汇成海洋。不久整个宽敞的王宫大道成为哀伤之地。到詹姆士宫的吊唁本上写几句悼词的人,迅速排成世界之最的长龙。悼词册增加到40本,排队依然得20多个小时。到下葬日前几天,人们开始在王宫大道两边草坪公园扎营过夜,以争取可以最后在路边占个位置哭送王妃。最后的送葬,百里之程,抛花如雨,Elton John的挽歌单曲CD, 一周售出百万张。色彩与音乐,使告别王妃成为全体英国人的伤情之时。
英国人一向被认为理性而冷静,喜怒不太形于色,善于自制。据说喜欢幽默,幽默却大多用来遮掩真情。这个“偏见”是否准确,得比较而言——例如对南欧南美拉丁民族,或是黑非洲民族,可能如此。但是这一个星期的英国人,感情之充沛淋漓,哀伤出自肺腑而形诸言表,让全世界,也可能让英国人自己,大吃了一惊。
此篇小文却不是讨论英国人民族性变异,题目太大,也非我所能,我想写的题目,9月哀悼时就动了心,却一直不敢写。服丧期间,顾全大局,不说为佳。快半年过去,一切已是旧闻,不妨说一说当时不愿惹是生非的事。
惨事第二天,英国电视开始每小时插播王宫大道吊唁者自动云集的现场时,内人和我就发现黄种人面孔几乎看不到。几天下来,我开始为远东诸民族的荣誉担忧 ——实际上是为中国人的形象担心,因为伦敦的其他黄肤种族,移民或暂居,都少得不拥有代表性,被电视镜头扫描到的或然率,可以不计。而伦敦的中国人有15万之多,占全伦敦700万人口的2%强。在人山人海中,几乎没有见到一个,我们心里不禁发毛。
中东印巴人较多,那好解释,王妃几乎是死于她的埃及情人怀里;黑人特别多,远超出人口比例,那是影视记者喜欢采访敢哭敢哀的“外卷”性格。但是连背景人群中也没见到黄面孔——至少我们没有见到——怕被电视镜头骗了,我们决定特地去一次王宫大道。结果很高兴:除了我们一行三人,我们在詹姆士宫迂回曲折的通宵长队中见到一位漂亮的东方女士。证明亲眼看一下,大不相同。
然后,我们在白金汉宫前的广场上坐了半个小时,在人头拥簇中见到四个黄肤男女青年。其中二位,看到维持秩序的皇宫骑警,很自然地上前去抚摸那高头大马纯白杂色的漂亮毛皮,轮流拍照留念。
“见鬼,游客!”我们几乎叫出声来。骑警见惯不惊,宽容地点点头。我们真怕哀伤的吊唁者注意到,一时激动,发生仇外事件。此时白金汉宫前正搭满了各国的电视报道台,盛装的女播音员,正在一茬换一茬地向全世界说话,就在电视机镜头下出事,非黄人之福。
星期天百里送葬,预先公布的路线,穿越北伦敦,通过中国人居住比较集中的Hendon地区。这里不需要像王宫大道那样通宵占位,但是现场转播,依然没有看清黄种同胞的面孔,恨得我们直怪电视台切换角度太频繁,远距或高空俯视镜头太多。后来我们问了住在那一带的几个中国朋友,也许是我们交往圈子有限,查询不广,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那天等在街边目送或掷花的中国人。
也许会有朋友说香港或其他地方的华人如何痛切悼念,无从比较,不在题内。
正好跟一位做记者的同胞通电话,我说了此事,她大喊:“我不能同意。”后来在一篇发表的文章中特地反驳:“我几乎天天去肯星顿宫,见到有中国人写的大幅条幅:戴安娜,我们爱你。”我想她证实了我的观察 ——“哀悼不成比例”。她见到的这七个方块汉字,可能是四个吊唁地唯一的中文。
我并不想从这一“孤证”得出有关中国人民族性丑陋之类的大结论。但是如果这个事实可以成立 ——中国人很少上街哀悼 ——就有了解释的诱惑,而某些解释可以说不必深思唾手可得:
“中国人性格过于内敛克制?”这点我想不一定是坏事。不过中国人送葬,感情却是尽量外溢,尤其为男性公众人物写五字七字悼诗,几乎每个市民都能成为诗人。我看比花束上的大部分押韵的英文悼诗还强些。
“中国人不喜欢王妃风流艳事过多,日日给小报资料轰炒,又骂小报。”如果中国人在戴安娜王妃惨死后的丧期,不会暂时忘记王妃本人的性格弱点,中国人的理性与冷静毕竟可嘉。
“中国人很忌讳女人有影响公众的政治力量,漂亮女人则更招忌,在王室离婚案中同情查尔斯王储。”这个问题历史久远,朝朝有妖姬加外戚作乱,成了民族政治心理的深巨创伤。阿根廷贝隆夫人的“美貌政治”,中国人会觉得实在浅薄,甚至匪夷所思。中国人的“祸水情结”,我的研究尚未完成,不想在此过早宣布。不过如果香消玉殒的戴安娜王妃,不闹离婚,不成为重要政治人物,在王宫大道肯定能读到几篇“芙蓉女儿诔”式的漂亮文字。
以上解释都能成立,实际上都对“哀悼不成比例”起了作用。我下面的一说,也非新鲜,却恐怕更直接一些:中国人与侨居社会的认同动力太小,对戴安娜王妃之惨死,哀伤之情或有之,去吊唁太费时,还是在电视机前看人凭吊,省点心力。
据英国报纸分析:戴安娜王妃热心慈善公益,关心街头流浪者、残疾人、地雷受害者、艾滋病人、智障儿童、少数民族,因此自发悼念者以社会下层为多,最哀恸的也是他们。
反过来说,中国人在此虽是少数民族,却与其他“下风”民族不一样。勤劳耐苦,在异国他乡也能自立,几乎没人沾西欧福利国家的便宜,也很少有人靠慈善事业。王妃使英国老百姓动容的慈悲心肠,中国人至多钦佩赞扬,无感同身受之情。
中国人受自力图强之利,但是也患了不大不小一点“成功病”,用未来学者Herman Kahn的妙言:蓝领者领子不蓝后,心里很会blue。对所居社会,不关痛痒,不通经脉,恶习既不传染,苦乐也难相通,借地谋生而已,除了课税时“政府”两字令人头疼,侨居国的其他一切,事不关己,依然故我。中国人对侨居社会之关心,及不上对故土之关心之百分之一: 具体利益,大多在那头。
这个态度还会遗传给第二第三代,人海中难得见到黄面孔,代沟之类,也就无从谈起。可见真正成为“香蕉人”,也难。若已培养成功,我认为值得庆贺。
如果不是职业所需,不得不关心比较文化问题,我恐怕也不会盯着电视屏幕看出这个问题,也不会去王宫大道实地查勘一番。我去,没有带花束,也没有写悼诗。无此必要,我考察的是中国人的文化病。
据说王妃“在出事前二天”,约了到伦敦一个中药诊所去针灸。此位大夫向某华文报刊表示痛心哀悼。我想这位大夫与我一样,中国人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