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按照局里的指示,第二天一早,夏晴和周大年就来到了326厂保卫处找宋涛了解笔记本丢失的详细情况。
根据宋涛手上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基本可以认定这件事情是总工办的技术人员孙启所为。他利用在赵志强身边工作的有利条件,以某种方式得到了保险柜的钥匙和密码,然后就一直等待机会的出现。趁着赵志强外出开会这几天,他寻找时机偷出了笔记本,接着就失踪了。
此外宋涛还了解到孙启的妻子是附近一个小厂的工人,他在消失之前与她没有任何联系或交代。不过宋涛认为孙启有可能是被特务利用或者胁迫才这么干的,他们夫妻之间感情一直很好,而且他的爱人已经怀孕了,所以孙启也许会通过各种方式与他的妻子取得联系。因此,宋涛已经对她做了大量工作,并且派人将其暗暗监视起来。只要孙启与她联系,他们都会在第一时间掌握,则就有可能找到孙启的藏身之处。
周大年和夏晴默默地听着,不时在本子上记录下来。姜还是老的辣,虽然离开二处好几年了,宋涛处理起这些事情来仍然是考虑周全,井井有条,帮周大年他们省下了不少事。
宋涛介绍完情况之后,周大年提出想要见见赵志强,他有些气愤地对宋涛说:“这个赵志强身为副总工程师,保管着如此重要的机密,竟然连钥匙带密码都被人偷了还浑然不觉,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宋涛有些替他辩解的意思:“这的确不应该。不过,这和我们的保密制度不够健全也有关系。这个笔记本是苏联专家出于对我们的友好情感,在撤离中国之前,冒着一定的风险私下留给赵志强的,目的是希望帮助我们以自己的力量研制出DH导弹。所以,虽然它非常重要,但是由于和那些研发计划、设计方案、试验数据等等毕竟不一样,因此长期以来也就没有把它归入机密档案序列。这也就让特务钻了空子。”
周大年笑了一下:“老宋,你别为了替人家辩护,结果把责任引到自己身上来了。”宋涛很严肃地说:“实事求是嘛!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的。” 毕竟自己过去还是宋涛的副手,周大年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2
孙启再次来到了谢其庸的花店,他的脸上几乎毫无血色,看得出来应该是一夜未睡。笔记本放在他背着的那个挎包里,他在经过了整夜的思考之后无奈地认识到他除了交出笔记本,没有其它路可走。
谢其庸接过孙启递过来的笔记本,大致翻看了一下,然后很随意地将它放在了一边的桌子上。这个举动让孙启很疑惑:“你觉得它没有价值?”
谢其庸看着他,淡淡地说:“这才是你最聪明的选择。把东西交出来你也就安全了。至于它对我们来说有没有价值,和你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对孙启来讲,那个笔记本有没有价值确实已经不重要了,他所想的只有尽快离开这里:“那你们什么时候安排我离开这儿?他们大概已经在到处抓我了。昨天晚上这里就到处都是警察。我不能再住在旅店里了。”
谢其庸点点头:“我们会给你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呆上两天。然后安排你出去。现在你可以走了,下午她会带你去的。”说着,他看了一眼正在外面摆弄鲜花的江晓榕。
孙启狐疑地看着他。谢其庸笑了笑,拍拍他的肩膀:“你放心去吧。现在你的安全也就是我们的安全了,你难道不懂吗?”孙启知道再多说也没什么意义,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出去。
孙启离开以后,江晓榕就马上回到了里屋。一进屋,她就看到了桌子上的那个笔记本,正伸手想要去拿,却被谢其庸抢先把它拿到了自己手上:“那是俄文笔记,你能看懂吗?” 江晓榕不满地瞟着他,但是又不好发作。
谢其庸低下头,一边翻着笔记本一边说:“下午你带他住到安全点里去。”
江晓榕感到很奇怪:“难道还真要送他到香港?这家伙已经毫无价值了,留着他对我们反而不安全。”
谢其庸不屑地说:“我们是搞情报的,不是黑帮。情报工作是什么?那就是交易、做买卖,就要言而有信,这样才会有更多像他这样的人为我们工作。再说等把他送到台湾去,上峰也会利用他搞些什么“反共义士”弃暗投明之类的宣传的。他还是有利用价值的。”
江晓榕咕哝了一句“你是老板,你说了算。”然后走了出去。
3
安全点在广州近郊的一个居民楼里。江晓榕带孙启进入房间之后,就一把拉上了厚厚的、脏兮兮的窗帘,屋子里顿时显得异常昏暗。不过孙启对此也没什么反应,他似乎很疲惫,直接就倒在了只有一张草席的破床上,两上呆滞地望着天花板。
江晓榕把一个肮脏的帆布包丢在床边:“吃的东西都在这里面了,够你对付两天的。”然后拿出一个信封扔到孙启的身上:“把这个拿好,证件、护照、介绍信都在里面,出境的时候要用的。记住你的新名字和身份、单位。还有你记住,绝对不许出这个门,直到我来通知你离开。”孙启没有理会她,仍旧木然地躺在床上。
江晓榕摔上门离开了。孙启听着门外的脚步声慢慢消失,然后坐了起来。他打开床边的那个帆布包,里面有几封饼干和一个水壶,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合过眼,也没吃过东西,孙启现在才感到肚皮都快贴到后脊梁骨了。他迫不及待地拿起一封饼干,忽然想起了什么,又放了回去,然后走到窗户边,撩起窗帘的一角朝外看去。已经是下班的时间,街上的行人多了起来,在街道的拐角处,他看到了一个邮电所。
孙启鬼鬼祟祟地走在下班的人群当中,大口大口地啃着刚从路边一个面包店买的面包,朝那个邮电所走去。邮电所里很安静,几乎没什么人,长途电话柜台后面的女营业员正无聊地织着毛衣。孙启快步走过去,把电话单填好,交给了她。
营业员懒洋洋地接过单子,看了看上面的号码和姓名,突然间身子微微一震,她抬头看了看孙启,然后向长途台要了电话之后,便若无其事地离开了,留下孙启一个人心神不定地守在电话机旁。
电话终于接通了,另一端传来了他妻子的声音。短短几分钟孙启觉得像过了一个小时,他握着话筒,手不由自主地颤抖着,却说不出话来。这种不寻常的沉默让孙启的妻子一下子就猜出了打电话的人是谁,她焦急地询问着,然后抑制不住地小声抽泣了起来。孙启仍然一言不发,然后突然挂断了电话。一个人怔怔地呆在电话亭里。过了好一会,他才镇定了一下情绪,努力装作若无其事地走了出来,付了钱,快速走出了邮电所大门。
那个营业员看着孙启离开,不停地朝门外张望,脸上满是掩饰不住的着急和失望。
在邮电所对面的公共汽车站,吴克和陶锦混在等车的人群里。孙启一出门就被盯住了。
看着孙启离开,陶锦走过大街进了邮电所,准备打电话向周大年汇报。吴克则隔着街道,远远地跟在了孙启身后。不时躲避着孙启的回头张望。
这时,天色正在渐渐地暗下去。
4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周大年开着吉普车向郊区疾驰,夏晴坐在他的旁边。一个小时前,吴克和陶锦接到了邮电所营业员打来的电话,就立即赶过去进行跟踪辨认。他们确定了那个打长途电话的人正是孙启,并且马上通知了周大年。周大年拉上正准备去幼儿园接佳佳的夏晴,兴冲冲地朝孙启的藏身地赶去。
但是现在两个人在车上都沉默不语,刚上车时的那种欣喜和兴奋的感觉被一种严肃而尴尬的气氛替代了。他们在如何进行下一步计划的问题上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周大年认为应该立即逮捕孙启,而夏晴却有另一种想法。她认为孙启是目前唯一的线索,如果笔记本已经不在他手上,一旦将他逮捕,他很可能拒不交代或者搞拖延战术,那笔记本也许就会在这个时间里被偷运出去。而如果暂时不抓他,只是将他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下,那么一是可能顺藤摸瓜,从和他联络的人那里找出更大的特务网,另外,万一笔记本不在他手上了,也不至于就此断了线索。
周大年对这种冒险的作法很不以为然,他担心现在不动手实施抓捕,万一孙启跑掉了,就前功尽弃了。两人各执己见,似乎都很难说服对方。
在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周大年终于让步了,他有些无奈地说:“好吧,就按你的意见。不过我有两个条件,第一,只给你两天时间,不管结果如何,两天之后一定要把他抓回来;第二,由你负责对孙启的监视,出了问题我找你。”
夏晴笑了笑:“好的。谢谢处长。我们先到吴克那里去,然后我想和当地派出所联系一下,请他们协助监视,毕竟他们更熟悉那里的人和环境。”周大年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吉普车已经驶过邮电所,夏晴远远地就看见了那幢居民楼对面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吴克和陶锦的身影。
5
当江晓榕急匆匆地跑进谢其庸的里屋时,他刚用微型照相机给笔记本一页页地拍完照片。听见急促地脚步声,他很快地拿起桌上的一张报纸,将还来不及收拾的笔记本和照相机盖住了。
江晓榕的表情显得相当惊慌,显然也没有注意到这个小动作:“那个姓孙的被警察盯上了!”
谢其庸听到这个消息也很吃惊:“安全地点被发现了?”
江晓榕点点头:“这简直无法理解,那个地方一直都是很安全的。可我刚才想去看看,却发现那儿已经有便衣在四处活动了。一定是那家伙不听话,自己走出来被人发现了。如果早听我的,把他干掉了多省事儿!”
谢其庸没有理她。孙启这么快就被警察找到了,说明那个笔记本一定非常重要,台湾方面也一定急切地想得到这个笔记本。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安全地把它送出去,孙启的处置问题也要仔细考虑。谢其庸沉思了一会,对江晓榕说:“他们应该不会马上抓孙启,放长线钓大鱼,这是所有人的第一选择。还有办法把他从那儿弄出来吗?一定要想办法弄他出来,原来的出境方案不行了,现在所有的边境口岸都等着他呢。再安排其它渠道送他出去。”
江晓榕瞪大了眼睛,她可不想为孙启冒险:“笔记本不是已经拿到了吗?为什么非要把这个没用的家伙送到香港呢?”
谢其庸有点不耐烦了,用命令的口吻说:“你懂什么?照我说的做!”
江晓榕无奈地服从了:“那好,交给我吧。我负责安排渠道送那个姓孙的出去。”
谢其庸听了这话看着她,眼里满是不信任的神情:“你自己还有可以利用的渠道?你不会是想背着我干掉他吧?”
江晓榕马上回答:“你放心。我会照你说的去做的。还有,我觉得这地方已经不安全了。我们是不是考虑放弃这个花店?”
谢其庸摆摆手说:“只要你的动作够快,这儿就是安全的。说实话,这个花店是我苦心经营多少年才搞成现在这样的,不到万不得已,我是舍不得放弃的。”
江晓榕有些揶揄地说:“我看你是老了。”谢其庸笑了起来:“你觉得我还不够老吗?”
江晓榕转身朝门外走去,临出门前,突然回过头来问谢其庸:“笔记本安全吗?” 谢其庸笑了笑,没有理她,拿起一张报纸自顾自地看了起来。
6
第二天下午,夏晴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吴克和陶锦的监视位置。他们两个人坐在居民楼对面的一处街沿上,陶锦在看报纸,吴克远远地看着孙启所在房屋,有些心神不定。
看到夏晴过来,吴克马上迎了上去:“好像不大对劲儿。从昨天傍晚我们跟踪到这儿,孙启就再也没有露面,一点儿动静都没有。连窗帘都没动一下儿。”
夏晴警觉起来:“你们没有离开过吧?”陶锦抢着说:“吴克一直在这儿,眼都没闭过。下半夜当地派出所来了一个同志,吴克让我回去睡了一会儿,我是中午回到这儿的。”吴克有些着急地说:“会不会是已经溜了?”
夏晴看了看那幢居民楼,楼不大,住户也应该不算很多,只有一个大门,而且从这个位置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每一个进出的人,孙启应该不会溜掉。她转身对他们说:“别着急。再耐心守着。估计孙启是知道我们正在撒大网抓他,不敢轻易出来露面了,应该是在等待有人来接应他。”顿了一顿,她又对陶锦说:“这样,你去给周处长打个电话,把这里的情况向他汇报一下儿。听听他的意见。”陶锦点点头,骑上夏晴的自行车匆匆朝前面的邮电所赶去。
黄昏的时候,孙启的藏匿地点外面已经被一队警察包围了起来。周大年接到了陶锦的电话,就立即意识到可能大事不妙,他叫陶锦告诉夏晴马上行动,抓捕孙启。放下电话后,他叫上几个警察,径直向郊区赶去。
夏晴带着吴克和陶锦,握着手枪进了居民楼。他们穿过一个过道,上了楼梯,在孙启藏匿的房屋门前停下来。夏晴和陶锦站在门的两侧,吴克用力一脚踹开了房门,三个人持枪冲了进去。房间里很黑暗,没有任何动静。三个人顿时都愣住了。夏晴走到窗前猛地拉开了窗帘,外面的光线涌了进来,他们看清了这个乱七八糟的房间空无一人。
这时候,周大年带着人进来了,他脸色非常难看地扫了一眼房间,对身边的人说:“立即对整个建筑全面搜查,一家一户地查!”一个警察急忙转身出去了。
夏晴呆呆地站在那里,显然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周大年看了她一眼,似乎不好再责备她,转而对着吴克和陶锦大声训斥起来:“吴克!你们两个人怎么搞的?!这么一个大活人从你们眼皮底下溜了也不知道?你们难道不知道这个人有多么重要?!”
吴克低声说:“我一直守在外面的,恨不得连眼睛都不眨。”
“不眨眼睛就行了?监视要用脑子!懂吗?脑子!”吴克不敢再说话了。
夏晴听不下去了,她知道周大年的脾气其实是对着她来的。她叫吴克和陶锦先出去。等两个人走了以后,她说对周大年说:“处长,监视工作是我负责的,责任在我。”
周大年还在气头上:“现在说谁的责任有什么用?唯一的线索断了,这才是最要命的事情!我早就说过,既然发现了孙启,就应该立即逮捕他。你非要坚持你的意见,放长线钓大鱼,放长线钓大鱼!现在好了,鱼跑了,线也断了!”
夏晴争辩着说:“孙启跑了是监视环节出了问题,但并不能说我们想通过他挖出更大特务网的计划就是错的。”
“那不是我们的计划,是你的计划!”
“好吧,是我的计划。我自己会向局里做检讨的。决不牵连你。”
周大年听了这话更生气了:“我是处长,出了这么大问题我能跑得掉?!昨天我真不该听你的,要是当时就把孙启抓了,也就没这事儿了。”
夏晴不说话了,呆在那儿。周大年发了一通脾气,渐渐缓和下来,对她说:“走吧。我们立即回去找彭局长汇报情况。”
7
此时,汪卫明正带着两个刑侦处的警察驾驭着一艘汽艇,朝郊区的一个码头驶去。他们刚接到报案,一个粮库被盗,估计窃贼会利用水路运输赃物,汪卫明奉命前去调查。
码头上静悄悄的,只有几条货船停靠在岸边。汪卫明挨着检查了他们的手续和所载的货物,都没发现有什么问题,他重新回到了汽艇,准备到下一个码头。
这时候,上游的方向传来马达声,一条货船正在夜色里朝码头驶来,像是要靠岸。突然那条船似乎是发现了公安汽艇的灯光,马上调整了航向,重新回到中间航道上去了。汪卫明立时警觉起来,他叫一个警察打开了探照灯,朝那艘货船射去。
不过让汪卫明失望的是,那是一条空船。船头只有船老大一个人,他被强烈的灯光照得有些睁不开眼,抬起一只胳膊遮挡着眼睛,另一只手朝汽艇这边挥挥手,算是打个招呼。灯光下,汪卫明看见了那条船的编号:“珠-431”。
一个警察转舵想要靠上去看看,汪卫明制止了他:“不用了,那是条空船。”
汽艇开动了,在江面上转弯的时候,探照灯光再次从那条船上掠过,在这一瞬间,汪卫明看见船舱里还有一个人,他正探出头朝这边张望,灯光把他那张有些疲惫的脸映得异常清晰。
8
彭光勇听完周大年关于孙启脱逃的具体汇报后,非常生气:“好不容易找到了孙启的下落,竟然就这么让他跑了!你们到底是怎么搞的?”
夏晴抢着把责任担在自己身上:“这件事情和周处长没有关系,是我负责对孙启的监视工作,也是我坚持要求暂时不抓孙启的。”
彭光勇不高兴地看着夏晴:“现在不是你表明自己的觉悟、表明自己敢于承担责任的时候!现在的问题是唯一的线索断了,你们要立即拿出办法来!这个苏联专家留下的笔记本事关重大,一旦它真到了台湾特务机关手里,那对于我们正在研制的导弹将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在这后面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黑手,那就更糟。一旦笔记本的内容公开出去,也会给苏联专家本人带来巨大的麻烦。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北京方面的高度重视,公安部要求我们必须找回笔记本,确保不泄漏里面的任何只言片语。”
他顿了一下,继续说:“你们回去立即制定一个方案出来,天亮之前向我汇报!”然后转过身不再理会他们了。
周大年和夏晴对视了一下,走出了办公室。
夏晴没有回自己的办公室,她一个人走到院子里,坐在一个角落的台阶上。她百思不得其解,孙启怎么会突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难道他事先得到了消息?应该不可能,一接到营业员的电话,吴克和陶锦就立即赶过去了,这个事也只有处里的几个人知道,况且即使有其它人知道了,也没有时间通知孙启。或者是监视的人出了问题?夏晴想到这使劲摇了摇了头,吴克和陶锦虽然年轻,但都是政治合格,思想过硬的同志,而且对工作也非常负责,他们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她没有理出一点头绪,却感觉头似乎都要炸开了。
这时一辆吉普车在大门外面停下,汪卫明从车上下来,他一晚上跑遍了周围的好几个码头,仍然没有找到那条赃船,只好暂时先回局里了。他一下车,就看见了坐在台阶上的夏晴。
看到汪卫明走到面前,夏晴抬起头瞅了他一眼,又把眼神移到别处去了。黑暗中,汪卫明没有看到她的神情,他在她身边坐了下来说:“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呢?正好有件事儿我想告诉你,我爸爸已经从农场回来了。帽子组织上也已经给他摘了。他说你寄的几斤粮票真是救了他的命,让我替他好好谢谢你。”夏晴只是嗯了一声作为回答。
汪卫明这才发现了她的异样,开玩笑地说:“怎么啦?犯错误了,独自反省?”夏晴似乎懒得理他:“别烦我。没你的事儿。”
汪卫明的语气变得关切起来:“我听说你们二处最近有个挺棘手的案子。是不是为这事儿心烦呢?”
夏晴终于把目光转向了他,点了点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你说对了。我们把一个关键线索跟丢了,刚刚挨了局长一通骂。他是一个涉及重大案子的关键人物,也是我们目前唯一掌握的线索。他就在我们连续监视之下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到现在我也没能想明白,他到底是怎么跑的。”
“那你坐这儿后悔有什么用啊,赶紧重新布置撒大网捞啊!”
夏晴苦笑着说:“这种最笨的办法还用得着你教我。局里已经做了部署,现在这家伙的照片基本上所有的警察都人手一张了。”说着从笔记本里抽出一张照片递给汪卫明。
汪卫明接过照片看了看,顿时有些激动起来:“我两个小时前见过这张脸。”
这句话对夏晴来讲不啻是一针强心剂,她大喜过望地抓着汪卫明的胳膊大声说:“什么?!你见过?!在哪?!”
“大概下游二十公里,平乐镇码头附近的一条船上。我去那调查一个粮食盗窃案。当时那条船正要靠岸,可能是看见我们的公安汽艇了,便突然回到了江心航道上,探照灯打过去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人坐在船舱里。那条船的编号是“珠-431”。”
夏晴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站起来,激动地拉着汪卫明朝周大年的办公室跑去。
9
“珠-431”静静地停靠在江边的芦苇丛深处,在沉重的夜色和高高的芦苇的掩盖下,无论是在江上或是在岸上都很难发现它。
船舱里只有朦胧的月光。月光下面,孙启看着外面缓缓流动的江水,神情木然。两只手下意识地不停拍打着袭扰在身边的蚊子。船老大赤裸着上身,正躺在黑暗的角落里呼呼大睡。
蚊虫的叮咬使得船老大从睡梦中醒了过来,他一边低声咒骂着,一边抓起一把扇子四下驱赶着蚊子。看见孙启坐在那里发愣,他有点不高兴的说:“你在那发什么愁呢?明天这时候你就能到香港了,那可是自由世界、花花世界。我想去还去不了呢!”
孙启闷闷地说:“我爱人下个月就要生孩子了。”船老大理解地“哦”了一声。
孙启自顾自充满矛盾和悔恨地继续说下去:“我怎么就鬼迷心窍,被你们这些人拉下水了呢?香港又怎么了?台湾又怎么了?我一个人走了,我的老婆孩子怎么办?他们还能有好日子过吗?我的儿子生下来就没有了爸爸,他一辈子也不能看见爸爸,我也永远都不可能见到我的儿子!你说我在哪儿活着不都跟死了一样吗!”
船老大有些安慰地对他说:“已经这样了,你就要想得开。等到了香港,你可以再找个老婆,让她再给你生几个儿子。”
孙启听了马上激动起来:“那我的良心呢?!回去,我要回去!我哪儿也不去了,我要去投案自首,在监狱里我起码还能看到我的儿子!”
他说着就要起身下船,船老大一把拉住他,低声骂道:“你疯了!你以为你去自首就能看见儿子吗?你他妈已经是个特务了,会像所有被抓住的特务一样被枪毙!我告诉你,你现在后悔可是太晚了。”
孙启渐渐平静下来,眼睛有些恐惧地看着船老大:“你们也不会让我回去的,你们会杀了我,对不对?”船老大狞笑着不说话。
孙启的眼泪突然绝望地哗哗往下流,语气也已经变成了哀求:“我听你们的。我不回去了。可是我必须给我爱人打个电话。我要把一切都告诉她,让她以后可以告诉儿子,我不是个坏人,我只是糊里糊涂干了一件错事。我要告诉他们,我一辈子都会想着他们的。不然我这一辈子都不得安生!”
说着他又站了起来,船老大再次拉住了他,不耐烦地:“你他妈怎么这么罗嗦!行行,等天亮了再说吧。”
10
一大早,花店就开门了。江晓榕把刚送来的鲜花摆放好,喷上了水,然后走到了里间。谢其庸正坐在椅子上,一边喝茶,一边津津有味地看着手里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的第一卷。
江晓榕奇怪地问:“怎么一大早看起这种书来了?” 谢其庸头也不抬,有些不屑地说:“你懂什么。毛主席的文章是必须要学习的。” 江晓榕想过来看看,他却把书合上了,然后很随意地放到了身后的书架上,和另外三卷放在了一起。
江晓榕并没在意,继续说:“昨天晚上姓孙的已经上船了,如果顺利今天晚上他就能从海上出去。”谢其庸轻轻地点了点头。
江晓榕紧接着问道:“那个笔记本怎么办?什么时候送出去?”
谢其庸有些不高兴地看了看她:“笔记本你就不要管了,我自有安排。这不是你的事情。”
江晓榕不以为然地说:“其实你是不愿意我介入笔记本的事情,因为你知道那东西很有价值,怕我抢了你的功劳,对不对?”
谢其庸站起来狠狠地瞪着她:“我要警告你,你说话越来越放肆了!也许你忘了,我是这里的老板!”
江晓榕哼了一声,猛地转身走了出去。